俄罗斯的腐败问题现状及解决方案

俄罗斯的腐败问题:现状及解决方案谢·古里耶夫2013-01-1118:29:02来源：《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1期【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现有定量研究成果的总结,全面剖析了俄罗斯腐败问题的发展,论证了腐败的增长很可能成为阻碍俄罗斯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作者通过对腐败的生成机制及其在俄罗斯的特殊表现的考察,最终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关键词】俄罗斯腐败增长【中图分类号】D50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8)01-0016-(06)近些年,俄罗斯的经济情况明显好转,但腐败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内外的学者们所建立了一些量化评价指标来估计俄罗斯的腐败发展情况,有些指标证明了腐败的增长,有的指标则验证了其发展的稳固性。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俄罗斯的情况是非常独特的,即一方面经济迅速恢复,另一方面腐败水平却仍然居高不下。为了让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下去,力求在十五年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能够达到两万美元的水平,我们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积极遏制这一问题。事实上,俄罗斯的所有其它指标--居民教育、社会群体的收入断层、甚至政治与公民自由水平(尽管还不够)———原则上都是与经济增长的能力相一致的,但就腐败程度而言,俄罗斯却与国内生产总值低四五倍的非洲国家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腐败本身会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逐渐消失,一些学者如马乌罗的研究就曾证明腐败确实对经济增长有害(而不是其后果)。综合考虑,腐败很可能会成为俄罗斯近十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这也是为什么理解腐败的生成机制、发展进程以及了解如何战胜腐败如此重要的原因。一、俄罗斯腐败问题的发展进程一般而言,腐败的各种指标是相互关联的,但令人惊奇的是俄罗斯近些年对它的测定结果却明显消失了。根据多数研究人员的评价,最近十年俄罗斯的腐败水平变化并不明显:2000-2003出现了某些改善趋势,随后2003-2005年呈现稳定和恶化的状态,但变化处于统计不显著的区间内;而在某些研究中也显示出了相反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只有一项研究(ИНДЕМ基金[1]的)向公众展示了腐败急剧增长的情况。图1中描绘的是“透明国际”和世界银行组织分别公布的腐败感知指数和世界治理指数。证明腐败规模变化不大的一些指标包括世界银行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BEEPS)对“腐败税”的研究、俄罗斯财政经济研究中心(ЦЭФИР)对小商业中的“行政障碍监测”调查,雅科夫列夫、祖拉夫斯卡娅等对俄罗斯1990-2000年政府俘获情况的研究等。这些研究都完全建立在可靠的材料上,“透明国际”和世界银行研究机构的指数自身包含了腐败的国际评价。图1俄罗斯财政经济研究中心的“行政障碍监测”是一个针对小企业进行的调查,调查基于对20个地区的代表性抽样,从每个地区选出100个企业,其中80个是现存的老企业,20个是新企业。为了每年获得接触完整清单的许可并从中进行代表性抽样,该研究中心与注册机关建立了合作关系。从小企业的观点看,腐败进程完全是合乎逻辑的。首先是行政改革带来了正面影响,企业不仅减少了对腐败的抱怨,同时也减少了对检察机关、对许可证制度、注册制度等的抱怨--有目的调整改革目标。从整体上看,在改革开始的三四年出现了稳定的进步,腐败程度也降低了,企业发现贿赂的重要性变弱了。但在最近两年腐败又开始增长,尽管势头不是很强。BEEPS的考察是建立在对数千家企业调查的基础上的,其最近两次(2002和2005年)的考察的优点在于与1999年那次考察采取的尝试形成对比,只要部分地建立面板。就这一方面而言按年度进行的估计多少具有可比性。此外,抽样结构被严格地追踪———甚至在没有顺利采用面板的地方。按BEEPS提供的材料,俄罗斯的腐败增长并不明显(实际上我们发现在所有转型经济国家腐败都减少了)。在上面提到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地区政府俘获问题的研究里,研究人员试图测定地方预算拨给私人企业的直接援助数量及其在一些企业的集聚情况。结果发现,相应的指标在叶利钦和普京时代十分接近。事实上,国家援助的对象是各种各样的:从地方企业转移到支持联邦层次的国有企业。与此同时,这里也存在反面的论据。根据两项调查的数据,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的腐败出现急剧增长,如果按人均GDP或者每平方米不动产价格对经济中贿赂流通量的估算进行修正,结果不会发生变化,腐败市场上的贿赂范围甚至还会成倍增加。如何解释ИНДЕМ基金的研究和其它研究的差异呢?可能一切都可归结于抽样和问题设计上的差异。此外,除了对ИНДЕМ基金选取的指标的怀疑,我们提到两个调查的结构可能存在实质变化。为什么抽样结构的代表性和稳定性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年度腐败市场价格是被ИНДЕМ基金利用如下法则简单地建立起来的:根据抽样的平均腐败水平乘以俄联邦的企业数量。因此,即使在提高自身调查质量的情况下对腐败市场的评价也不是可靠的,这只是由于目前在判断俄罗斯企业数量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二、腐败取决于哪些因素?腐败是每个国家或社会都会面临的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一直以来都难以进行量化分析,只是在不久前它才成为利用统计方法模拟、测量和分析的对象。最近特别流行国际间比较,其观察的基本单位是国家,这些研究分析的主要是腐败指标与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及政治特征等的联系。与此同时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出现了,在这些研究中国家、私人企业与家庭都变成了比较分析的对象。类似的研究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他们已经能够克服某些对国际研究而言很典型的重大方法论问题。国际研究的结果记载在不久前斯威森和考夫曼的评论中,他们的许多论断可以直接运用于俄罗斯。各种国家腐败指数一般来说高度相关,因此所有的研究都得出一个相似的结果:经济越开放,经济的调整和管制越少,经济中舆论信息工具的自由度越高,私人企业越多,国家的腐败程度就越小。尽管有些意外,但目前还暂时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能够证明增加官员的工资可以降低腐败。对这一课题出色的国际研究带来一系列与内生性相联系的严肃的方法论问题,同时计量经济学本身的情况也很复杂,因为需要比较国有和私人部门的工资,然后按国别比较相互关系。另外,官员除了工资以外还有许多其它非货币形式的补偿,这些补偿很难测定。不仅如此,在一系列理论工作里还涉及到了对官僚制度刺激因素重要性的探讨。公民的教育与国家发展的水平同样影响腐败,很多教育水平较高和比较富裕的国家腐败程度就相对较低。马乌罗借助“种族语言学分布”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内生性和双向因果关系问题,这种方法与腐败直接相关,但和经济增长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我们还注意到测定管制或调控的程度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测定是国际金融集团(世界银行成员)在“DoingBusiness”⑥的研究框架内进行的。所有与调控相关的“硬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都和腐败相关联:管制越强,腐败就越多。由此很容易联想到一条著名的法则,即腐败在严格的官僚体制下扮演了“润滑剂”的角色,本身相对而言是有益的。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们援引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话“比不能变通的且不诚实和的官僚机构更糟的可能只有不能变通的诚实的官僚机构”。话又说回来,他们往往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调整措施很少采纳就是为了使企业和民众那里产生对“润滑剂”的需求。因此腐败越严重,为降低贿赂而制定的调整线就越高。大众舆论工具对腐败的影响是现有研究所得到的最稳健的结果之一,无论使用任何指标进行度量,腐败都与言论自由都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自由与腐败之间的联系不仅发现于国际比较中,也发现于面板数据中。在已经列举出的研究成果中,雅科夫列娃和如拉夫斯科伊指出联邦调整法案在俄罗斯地区的具体履行情况同时取决于地方权力机关的透明度(利用面板数据得到的结果)。此外还存在一些腐败的微观经济研究,当研究人员成功地得到具体的贿赂信息并使之披露的时候,和其进行斗争的各种方法也相应产生了。有时这些研究以调查提问为基础,有时则以“自然实验”结果为基础。譬如瑞尼卡和斯威森的研究就清楚地分析了乌干达学校改革领域的实验。很明显,还没有必须在报刊上披露联邦资金使用流向的相关规定时,它们肯定会在在地区层次上就被偷光。事实上,当局刚刚决定把在报纸上刊登相应信息作为必要程序,腐败就急剧减少了,而且在有更多报刊亭的地方更为明显。奥尔肯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这一研究中,“自然实验”包括在建设通往印尼的道路时改变监管的强度,这一改变大大降低了腐败程度。在汉特和拉斯罗⑥的工作中利用了秘鲁和乌干达的详细居民调查材料,结果证明在这些国家贿赂分布于全部居民的各个阶层并对经济发展形成了不良影响。研究商业与政治联系的文献具有特殊意义,这些文献主要呈现在法西奥⑧的一系列工作中,在这些研究中,企业的政治联系(从官员进入的角度来看是成为经理会议和其它高层管理组织的成员,或从另外角度看是企业职员晋升到国有管理层中的更高职位)及其对企业运转和贷款渠道的影响(其中包括国家贷款)得到了估计。麦克米兰娜和卓伊多的研究利用了记录“腐败机器”蒙特西诺斯(秘鲁前总统藤森当政时的情报组织领导人)的微观研究资料。蒙特西诺斯的档案落入到了反对派手中,结果导致了对他的长期指责。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在于蒙特西诺斯不相信他行贿的那些人,因此他总是索要收据,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把过程进行录像。他知道如果简单行贿,那么大家就能欺骗他而不完成自己的职责,他买通了官员、法官、政治家,支付了许多钱给大众信息机构,特别是电视台的领导和电视广播企业的领导人。卓伊多和麦克米兰的文章证实了舆论工具在和腐败斗争中具有的重大作用。第一,对记者按各自的数额行贿大大超过对高官和政客进行行贿;第二,所有丑事都被一份独立报刊所“揭穿”。三、俄罗斯的腐败程度总之,按多数研究者的意见,俄罗斯联邦近些年的腐败规模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但腐败水平会对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前景造成多大的影响还有待考察。现在所有信仰现代化理论的人经常发出这样的声音“俄罗斯还是一个穷国,因此没有GDP的增长就不能对付腐败。此外,俄罗斯刚刚由于经济增长要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腐败会逐步地降低并最后自动消失。”这一主张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一,这里存在腐败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如果现在不和腐败作斗争,我们就会冒着无论何时也进入不了发达国家行列的风险。第二,俄罗斯的腐败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现有的人均GDP水平应该表现出(对应)的程度。相对自身的收入水平而言俄罗斯是一个非常腐败的国家。这里腐败监测指数被标准化,平均水平等于0,均方差等于1。因此距回归线1.11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俄罗斯的腐败不仅比按收入水平分析的巴西和墨西哥高,甚至比穷一些的国家如印度和中国高。事实上,俄罗斯与塞内加尔或海地这类人均GDP比我们低5倍的国家一样腐败。而俄罗斯的人均GDP水平所对应的腐败水平理应与马来西亚和捷克这样的国家相一致。如果考虑到居民教育水平和收入分配特征等因素,俄罗斯正处于极度腐败的境地。解释俄罗斯腐败的主要因素是缺乏媒体自由。一旦我们考虑大众传媒工具的自由性(根据自由之家资料),腐败回归方程中未解释的部分就会下降42%-达到0.64。同时腐败不再在统计上不显著。言论自由的作用在解释俄罗斯腐败程度和腐败的进展方面与实际完全符合,因为对媒体自由的限制是最近两三年进行的。四、国家资本主义与腐败现在还很难评估国家经济会议的效果,国有企业的活动在许多方面都是不透明的,因此对它的分析受到了限制。暂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能够说明国有企业腐败的程度比私有企业高。但已经出现了一些间接证据,这些证据利用了不太可靠的税收最优化方法,证明了国有企业的腐败程度要比私有企业涉及范围大得多,芝加哥商学院的米罗诺夫博士整理了有关银行营业收入方面的资料(可以访问站点vivedata.com)并从税收技术偏差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详细研究。如果X企业想隐瞒自己的利润和附加价值,那么它可以雇佣企业中介Y,这个中介扮演“服务”供货商的角色并取回现金形式的款项。因为X企业连一点利润和附加价值都没有留下,所以无须缴税,而Y企业不缴纳税收不会牵涉到X企业。米罗诺夫制定了此类企业Y的清单(他把它们叫做“宇航员”),把所有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