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重商主义的认识

我对重商主义的认识重商主义是古典主义产生以前西方经济学史上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潮。一提到重商主义，我们脑海中就会显现诸如货币是财富之类的想法，这说明我们对其认识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基础上。历史上欧洲的重商主义者，大都不是学者。重商主义最初的形态和宗旨，也不在于思想理论而重在政策建议。从重商主义的历史作用看，更是如此。重商主义的教学和研究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学术界日益滋长的理论日益脱离实际的学风所致。一、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政策主张重商主义没有一个完整的思想和政策体系，但是这并不影响其成为具有自身内在逻辑联系的体系。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兴起，首当其冲要办两件事：建立国家官僚机构和常备军，这都是要花大钱的。所以重商主义的首要政策目标是提高政府的财政税收能力，这就构成了货币差额和贸易差额理论与政策体系。重商主义的另外两个政策目标是保护国内工商业和对外扩张以增加财富，这就构成其整个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体系。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政策主张主要包括：（1）重商主义认为只有金银才是唯一的财富，它把金银和货币看作是一个东西。一个国家积累的金银货币越多，就越富。（2）财富的直接源泉在流通领域，在于贱买贵卖。即认为财富来源于不等价交换。这既是海外殖民掠夺的“理论依据”，也是当时西欧经济尚不发达的现实的理论反映。（3）不是所有的流通领域都是财富的源泉，只有对外贸易（国际流通）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数量，即少买多卖。因为国内贸易即使贱买贵卖，社会财富总量不变。（4）所以，早期重商主义追求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最好不买的“货币差额”，把货币归结为积累手段。晚期重商主义放弃追求对每一国的贸易都采取少买多卖的原则，改为追求贸易总量的“顺差”即“贸易差额”。（5）实现贸易顺差的方法有二：一是大量出口本国产品和限制进口消费品，禁止进口奢侈品；二是发展转口贸易，允许货币输出。原则是：在某个国家贱买，到另一个国家贵卖。在这两种方法中，后一种方法是主要的。（6）为了尽量出口本国产品，要大力发展本国工业。（7）为此国家要积极干预经济活动。不仅要积极调节货币流通以保证金银财富多流入，少流出，还要实行外汇管制（国家规定汇率、管制外汇买卖。（8）重商主义将国际关系视为争夺财富和霸权的关系，所以一方面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另一方面，国家大力发展海陆常备军和航海业，实行对外经济扩张和扩大殖民地，把对外战争作为“国营事业”。（9）为了保证实现外贸顺差和扩大国际市场，早期重商主义就提出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但只是到了晚期重商主义才真正成为一项重要政策。贸易保护主要是两方面：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对出口商品实行奖励政策（奖出限入）。二、重商主义的目的重商主义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繁荣国家经济，其最终目的则是通过国家的富强来增加王朝的收入，从而增加国王的力量和权力。应为国王本身是属于封建阶层的，不可能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根本的目的也只是保持自己的封建统治。所以，政府一方面用种种办法促进国内的经济，一方面又常常不顾国内的经济得失而发动无意的战争。重商主义的提出人和代表，一般认为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总监柯尔伯(Colbert)。他曾经说到，“商业是公众资金的源泉，而公众资金是战争的神经”。他认为商业是王国的基础，这种思维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商业又是为战争服务的，换句话说，商业是为国王的权力服务的。如此从政治、军事角度考虑经济问题，正是当时封建国家的特点。三、重商主义的具体政策以法国柯尔伯的政策为例，常见的措施有：1、吸引和鼓励外国工匠到本国来，以提高本国手工业水平或者扩大本国工业范围。柯尔伯曾经派他的大使到各国去秘密招聘身怀绝技的工匠，其中有荷兰的船匠，瑞典的船具制造工，尼德兰的挂毯织工，威尼斯的制镜匠和德意志的冶金行家。2、推行保护关税，意思是通过高额税率来控制原料的出口和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就是起到现在的关税壁垒的效果。一个例子，1667年，柯尔伯为了保护本国新兴的毛纺业不受英国荷兰同类产品的竞争，把关税提高到排斥毛纺产品进口的地步。3、政府积极帮助建立新工业和改造旧工业。这些帮助主要有提供资金、工作场地、免除捐税、出口补助，以及特许垄断市场。有时国家也建立官办工场。柯尔伯当政的20年里，法国的官办手工工场由68个增加到113个。法国政府的这种帮助，在1664-1683年间一共付出了180万里佛尔。4、由政府把过去行会对工业生产的管制扩大到全国范围，通过政府的干预、监督来保证工人的技术和产品的质量。在法国，政府对工业原料、产品规格、质量等规定至1683年已达48种。专制君主统治下的英国也有许多类似规则，并设有调查委员会和工业监察实行监督。同样，各国政府也致力于发展本国的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为此，它们积极为本国争夺制海权和殖民地，鼓励和建立各种贸易公司，努力发展海上运输能力，并通过立法或与别国订立商约来取得有利于本国商船的贸易条件。英法的这种政策，大大推动了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不过，在法国，重商主义的积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宫廷浪费和战争开支所抵消，经济的发展较英国落后。四、全球失衡全球失衡也就是储蓄和投资的失衡。全球为什么会产生储蓄和投资失衡呢？这就与全球储蓄和投资取向的不同模式有关？这需要从更深层面，从全球分工体系的结构上去考察。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全球产业分工深化、金融大发展、要素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地位的巩固，使得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核心问题和根源。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在这个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在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和亚洲的消费—储蓄失衡，美国是双赤字、净负债，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中东、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是贸易盈余，由此产生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但这些都是表象，表象的背后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导致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失衡。对中国来说，在正确认识这种危机根源的前提下，改善中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分工中的地位，通过结构改革切实发展内需，发展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才是告别失衡迈向均衡增长的本义。五、中国新重商主义及其对策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高速发展，在对世界贡献巨大中自己也获益良多。这也是自2003年之后，欧美等国对华贸易的巨额赤字使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积极通过国家权力，以适当的经济制裁和经济激励等正反两面的手段，促进国家对外政治和贸易利益，无疑是正确有效的方式。作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早已成熟运用的对外政策手段，经济制裁和经济激励经常可以促使目标国经济行为偏好的改变，从而为本国获得显著的利益。此次赴欧采购团计划，只是中国新重商主义经济激励手段的一次运用而已。将采购团这种经济激励手段作为对外政策工具，要达到预期目的存在一系列前提条件。比如目标国国内贸易政治结构，目标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分布和游说能力等等。以中欧贸易为例，中国去欧洲采购空客飞机这样的高端制造业产品，很难平息欧洲一些国家纺织业、手工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从亚当·斯密以来的300多年自由贸易史看，还没有通过集中采购彻底摆平因赤字引起的贸易争端的先例。在2008年之前，国内经济学界曾经有过一个很热的话题：为什么中国可以避免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后，几乎必然出现的“高顺差、高通涨”这一“双高”现象。直到2007年，中国经济在统计数据上所显示的，都是“高顺差、低通涨”。“双高”现象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传统上，后发国家随着经济腾飞，出口顺差所带来的巨额财富增长，首先会令本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促进国内投资和消费的旺盛，最终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价格会不断上涨，直至生产要素价格与其他国家保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平上，从而消解贸易顺差。而我们的现实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后者推进的缓慢与前者的飞速发展同样引人关注。即使笼统地考虑国民平均收入增长水平，也落后于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换句话说，中国人的劳动力价格多年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并且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力支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内需不振。所以，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常的“双高”现象只是上述原因的副产品，更主要的后果是形成了眼下这个高度依赖大规模投资和出口贸易的经济结构。自由贸易出现前，“重商主义”曾大行其道，这种贸易策略追求尽可能多的出口和尽可能少的进口，从而造成贸易额大量出超。中国劳动力成本被长期压低下造成的巨大出口优势与其说是自由贸易下的比较优势，不如说是多方面因素下的“新重商主义”优势。派出采购团体现了中国反对世界性贸易保护、解决贸易争端的诚意，而继之以彻底改变这种“新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全面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才有可能释放普通中国人的消费潜力，通过内需增长摆脱对出口经济的依赖。顺带地，也唯有如此，基于对华贸易赤字之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才有可能在我们的贸易伙伴国那里根本消退。中国国内行业、地方保护主义亦然！否则，中国将面临大麻烦。这一点，卫报说：中国经济的非常特质就是它本身的争议性。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引擎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小型企业起飞的时候开始搏动，但后来，中央政府扶持大型城市企业的政策削弱了这种复兴。中国和日本一样，有两种经济，一种是高效率、出口主导型的，另一种是老式的国内的。这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内需不足”的根源何在？当然，当经济急剧上升的时期，这是可容忍的，但当经济放缓，这可能变得不可容忍。中国需要一个经济新开端，其迫切程度和美欧一样，甚至超过美欧。但不可能一挥而就，极言之，中国十年前曾有过加以调整的机会，现在已时日无多了，先混过去再说吧。但无论怎么说，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进入一个新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