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文献综述

国有企业改革文献综述国有企业是一个在现代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存在的经济现象。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1978年以来，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的改革。国有企业规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有关国有企业规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绩效的比较国际上和国内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经济绩效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很多研究证明私有公司较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然而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性较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效果，在竞争性条件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绩效没有显著差别。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民营化举措都获得了积极的效果。还有一些学者对转型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一般的结论认为民营化是有效的，民营公司几乎总会变得更有效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改革早期政府通过放权让利来提高国有企业的收益和效率，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逐步展开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国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主要是从所有制及其结构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入手来分析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部分学者使用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研究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许小年（1997）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国有控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差；法人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好；个人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基本无关。孙永祥（2001）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绩效进行比较，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指标均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徐晓东和陈小悦（2003）比较了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和其他股东等三类公司在公司治理、企业业绩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也有一些学者运用超出于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研究所有制结构改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姚洋（1998）利用第三次普查的企业资料，就非国有经济成分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内部和外部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刘小玄（2000）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为基础，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和比较，结果发现私营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和股份集体企业等的效率普遍高于国有企业。刘小玄和李利英（2005）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2000年的企业调查数据来分析国有企业改制的绩效，结果表明，产权变革取得了推动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效果。（二）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问题。从早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者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1978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rawski，1986；lardy，1989；邹至庄，1984）。而我国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国外学者的结论不同。史清琪等人（1986）认为中国工业的资本产出弹性大约在0.2~0.3之间，只有当资本装备率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3~5倍时，技术进步速度才可能是负的，而实际上资本装备率的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并没有这么大，因此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显然是正的。陈时中和桑赓陶（1986）用另一种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的估算结果表明，1976~1982这六年间，中国工业的水平平均每年提高2.23%，在产出的增长中由上升所提供的部分占23.8%。之后众多的研究结果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文献认为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tfp增长率很高（chenetal.，1988；jeffersonetal.，1992；grovesetal.，1995）；第二类研究文献并没有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wooetal.，1994）；第三类研究的结果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先是上升，然后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又下降了（perkinsetal.，1993；wuandwu，1994；jeffersonetal.，1996）。陈宽、谢千里、罗斯基等（1988）认为在早期的研究中，国有企业的增长率的估算方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对1953-1985年间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tfp确有增长，其差别只在于增长得快还是慢而已。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率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停滞（缓慢增长）之后，改革以来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此之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还是不错的（dollar，1990；grovesetal.，1994；wan，1995；郭克莎，1993）。不同学者使用了各种不同的计量或非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到的估算结果之间的差异也较大。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在大多数年份里都确有增长，特别是在改革之后，转轨国有企业的增长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的非国有企业的增长率水平似乎更高一些。（三）产权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企业作为真正市场主体，其基本条件或资格就是企业产权的独立。因此一部分学者围绕产权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归结为产权问题或所有制问题。董辅礽(1992)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产权制度改革，回避财产关系的重构是不能从根本上创造出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条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问题，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中财产关系的模糊性，财产处于没有人负责的状态。要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入市场就需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王珏(1996)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权问题。他指出，有人认为国有经济改革问题是市场问题或计划与市场问题，有人认为是企业内管理问题，有人认为是政府职能转变问题，而更多的人认为是产权问题，他持后一种看法[2]。吴敬琏(1998)也认为，国有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不仅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四）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在如何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理论界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已有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措施是可行的，因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改革遇到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发展中的困难，只有坚持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克服这些困难。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背离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意识形态，其理由是，非国有经济成分力量过大，国有经济的力量被削弱。因此应放弃改革，回到20多年前的状态中去。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不成功的改革，我国改革目前之所以遇到困难，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是“跛足”改革，即“夹生饭”式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改革目标的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探索式的改革带有浓厚的“试错”性质，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使我们丧失了建立市场主体的条件，故而困难重重；改革过程和手段出现偏差。近30年的改革其实质是政府主导型改革，政府的权利之手介入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权利与金钱交换，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腐败泛滥；改革方略上，单纯以追求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忽视了社会理念的约束力和引导，结果导致了道德沦丧，而未形成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所必需的道德支持；在改革路径的选择上，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方式的选择上，避开了产权改革这个关键性问题，采取了绕道方式，避重就轻。而绕开走的改革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带来更大的困难。显然，上述第二种观点是不可取的，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中国不可能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则对改革中所遇问题的形成原因在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第一种观点将改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视改革为未到位、未深化的结果；第三种观点却将这些问题归结为改革本身的失误。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这一改革的意义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民营化的活力在于明晰了产权，强调“一股就活”（刘小玄，2003）。然而这种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产权清晰的企业，仍然会在竞争中失败。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中，还存在股份化以后反而死掉的现象。第二种观点认为民营化的活力在于调动了员工积极性，强调“股权激励”的作用（徐明华，2002）。但是这种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员工持股的企业会在竞争中失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曾经盛极一时的股份合作企业，为什么基本上没有能在这一制度下持续发展和做大做强的样本。第三观点认为民营化的活力在于解决了市场竞争的约束条件，强调“硬预算约束”（斯科特•沃尔斯顿，2003）。但是这种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资源条件不错的企业，即使股份化了，进入了市场竞争的领域，仍然缺乏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