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

171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張高評＊提要圖書複製之技術，從「倩人假手、躬自抄錄」，以抄書為讀書之寫本時代，發展到「日傳萬紙」，「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鈔錄一變而為印摹，以印本替代寫本。印本之優長，在「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以及化身千萬，無遠弗屆。宋代雕版印刷之目的與使命，大抵有四端：朝廷右文崇儒，印刷圖書之使命主要在「宣索賜予，興教濟眾」；家刻坊刻則因時乘勢，功利務實，期許「布之四方，圖永其傳」。經史群書，或以之致用資鑑，或以之金針度人；至於觸忌犯諱之刊本，朝廷往往進行圖書監控，看詳禁毀。試考察書禁之理由：「鏤版鬻賣，書坊刊行：傳播街市，流布近遠，始自都下，傳之四方」，其生發之效應，令朝廷震懾禁止，卻使士人閱讀印本，喜愛接受，以至「禁愈嚴而傳愈多」。今參考西洋傳播學理論，借鏡經驗學派之傳媒控制與傳媒效果研究，以詮釋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由於印刷傳媒在興教濟眾，圖永其傳，致用資鑑，金針度人四大方面，配合政教指向，於是宋代號稱雕版印刷之黃金時代，兩宋三百年間，刻書之多，地域之廣，規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廣，都堪稱前所未有，後世楷模，職此之故。關鍵詞：雕版印刷、宋代、政教指向、傳媒控制、傳媒效果＊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期2008年4月頁171-210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期172ThePoliticalandPedagogicPoliciesofEngravingintheSungDynasty:AStudyofMediaControlinthePrintingBusinessChangKao-PingProfessor,DepartmentofChineseLiterature,NationalChengKungUniversityAbstractThetechniqueofprintingbusinesshasevolveddramatically,frommanualcopiestoengravedprinting.Withtheemergenceofengraving,thewrittencopies,whichwerelaboriouslymade,arereplacedbyprintingcopies.Theadvantageoftheprintingcopyisfourfold:easytoproduce,difficulttoeliminate,costeffective,andconvenientforcollection.Aplethoraofcopiescanbeprintedeffortlesslyandcirculatewidely.Assuch,theengravingintheSungDynastyshouldersspecificobligationsandtaskswhichincludeasfollows:first,sincetheSungDynastyregardshighlyofartsandthehumanities,theroyalgovernmentwillgivetheprintedbookstocourtiersorforeigndelegatesaspresentsortokensofhospitality,andwishestowidenthedisseminationofknowledgebysodoing.Second,regardingtotheengravedbooksinnon-governmentalcircles,theyareprinteddependingonpublicdemandforcommercialandfinancialconsiderations.Thegoalistoincreasethecirculationofbooks.Moreover,theliterarycanonsandtheannalsofhistoryareforself-reflectionandpracticalguidance.Also,strictcensorshipofbooksthatconcerntaboosubjectsisintroduced—forfearofspreadingthebannedbookstothepublic.However,suchimpositiononlywidensthecirculationofthosebannedbooks,andmakesthebooksmoreprecioustoscholars.Bydemonstratingcommunicationtheoriessuchasmediacontrolandtheeffectsofmedia,thepapertriestoapplythemtotheinterpretationofthepoliticalandpedagogicpoliciesofengravingintheSungDynasty.Giventhatthe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173numberofengravedbook,thescaleofcirculation,andtheexquisitenessofthewoodblockhasallreachedtheirapexduetothesmoothcombinationofgovernmentalpoliciesandtheengravedbooks,TheSungDynastymaybetermedastheapogeeofengraving.Keywords:engraving,theSungDynasty,politicalandpedagogicpolicies,mediacontrol,effectsofmedia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期174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175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張高評書籍是知識文化的載體，他的形制和生產方式，影響到傳播的質量，接受的廣狹，反應的博約。從甲骨、鐘鼎到簡帛，從簡帛到紙墨，從寫本到印本，其間有許多飛躍。尤其從謄寫抄錄的寫本，轉換成「日傳萬紙」的印本，號稱知識革命。印刷術在中古歐洲，被推崇為「神聖之藝術」、「變革之推手」、「催生文明之母」；在東方宋朝，雕版印刷崛起繁榮，是否如中古歐洲十五、六世紀一般，生發許多效應？這是印刷文化史的研究課題，值得投入研究。筆者最近完成《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一書，約36萬言，1已作若干探討。今再從朝廷統一政治，昌明教化之視角，討論宋朝對雕版印刷正反兩極之態度，然後知雕版印刷之為傳媒，亦不免受「右文崇儒」政策之制約。印本圖書作為知識信息傳媒，交付刊刻之當下，隱然已受政治教化之制約；而觸忌犯諱之印本圖書，縱然刊行流布，也難逃朝廷監控，輕則「看詳」，重則「禁毀」。雕版印刷為宋朝右文崇儒政策之體現，其政教指向由此可見。今翻檢史書、文集，採錄其中之圖書傳播史料，以及印刷文獻，斟酌參考西洋傳播學理論，借鏡經驗與功能學派傳播模式之論述，從控制研究的視角，討論傳播者對信息之採集製作，多已隱含政教之指向。而監本官刻之傳媒功能在「興教濟眾」，而家刻坊刻本在「圖永其傳」，經史群書之為印刷傳媒，功能指向為「致用資鑑，金針度人」；宋代印刷傳媒之效果分析，與西洋傳播學經驗學派論傳媒影響，所謂「議題設置模式」，2可以相互發明。1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臺北：里仁書局，2008.3），頁1-631。2黃曉鐘、楊效宏、馮鋼主編《傳播學關鍵術語釋讀》，〈經驗學派．議程設置模式〉：議程設置模式（theAgenda-SettingModel）亦稱「議題設置」，指傳播媒介愈是突出某命題或事件，公眾受容就愈發注意此命題或事件。而傳媒的議程，是由權力集團通過社會控制的微妙形式，發揮影響的結果。（成都：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期176一、從繕寫抄錄到雕版刊行（一）五代以前，寫本難得，動輒散佚六朝以來，以楮墨鈔錄替代漆文竹簡，進入所謂寫本時代。此時，欲複製圖書，除謄寫鈔錄外，別無更佳途徑。於是，「倩人假手」、「躬自抄錄」，成為讀書博學、複製圖書之不二法門。傳抄過程雖然曠日廢時，備極艱辛，然手到、眼到、心到、口到，紛至沓來，往往「所寫畢，誦之亦畢」，閱讀態度認真務實，唯恐滑易漏失，故受容豐厚，所得亦多，如下列文獻所云：（蕭繹）為瑯玡郡時，蒙勅給書，并私有繕寫。為東州時，寫得《史》、《漢》、《三國志》、《晉書》；又寫劉選部儒家，謝通直彥遠家書；又遣人至吳興就夏侯亶寫得書，又寫得虞太中闡家書。（蕭繹《金樓子．聚書篇》）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欣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并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并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忘而已。（《南史．王筠傳》）（蕭）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都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于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南史．齊宗室傳》）蕭繹為梁武帝第七子，性愛典籍，曾謂「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藏書如此豐富，大部分由借書抄寫而來。蕭繹貴為皇子，得書不必「躬自抄錄」，大多遣人「傭書」。王筠一生抄書四十六載，所謂「少好抄書，老而彌篤」，視愛賞貴重決定抄數，或「三過五抄」，或「再抄」，或「一遍」，難得在「未嘗倩人假手，并躬自抄錄」。親自抄書，可以明確感受體會書中精華要妙，王筠所謂「備忘」，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8），頁72-74。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177此真一針見血之論。蕭筠首創巾箱本，「手自細書寫《五經》，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不同於宋元以後巾箱本者，在於「手自細書」。蕭筠貴為南齊宗室，所以手抄巾箱《五經》者，動機有二：其一，檢閱便易；其二，以備遺忘；所謂「一更手寫，則永不忘」。由此觀之，古人以抄書為讀書者，其關鍵就在「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南朝皇族或士人聚書，除傭書代抄外，3絕大部分人讀書，多不假人手，而躬自抄錄。漢魏六朝士人讀書，亦然，如：（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漢書》卷四十九，〈王充傳〉）（班超）家貧，常為官慵書以供養。久勞苦，嘗綴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後漢書》卷七十七，〈班超傳〉）（闞澤）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三國志》卷五十三，〈闞澤傳〉）（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梁書》卷四十九，〈袁峻傳〉）王充家貧無書，過目不忘，一見成誦；班超為官慵書，久事筆研，乃投筆從戎。其他如闞澤，「為人傭書」；袁峻則從人借書，必皆抄寫，是以抄書為讀書，同時進行複製圖書。以抄寫複製圖書，曠日廢時；勞駕書傭，則成本書價不菲。書卷之價昂難得，致家貧而無力購書，於是「為人傭書」者有之，從人假借者有之，甚至「以寫經為業」。上焉者，「閱所賣書，輒能記憶」，其次，以抄書為讀書，亦能成誦。久事筆研，厚積薄發，亦能成學。其他如葛洪之借書抄寫，劉孝綽之「朝成暮遍」，左思〈三都〉賦之洛陽紙貴、齊文襄帝之書人，一日夜寫畢《華林遍略》，多可見書卷之難得，書價之昂貴，寫本傳播之樣式，如：（左思）欲賦〈三都〉……，構思十年，賦成，皇甫謚為賦序；張載為注〈魏3自南北朝至隋唐，複製圖書，時常假手「傭書」，許多士人傭書自業，因職業之便，寫畢，諷誦亦了，往往造就博學通儒。如王僧儒、朱異、劉芳、崔亮、蔣少游、蕭銑、崔行功、王紹宗等。參考劉光裕：〈抄本時期書籍流通資料〉，宋原放等：《中國出版史料》第二卷，（武漢：湖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