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总部经济模式通过改变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进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总部经济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的实质体现为科技水平的竞争,核心技术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水平显著提升,目前已有21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消费的制成品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制造”,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制造”附加值普遍较低,核心竞争力不强。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挑战,我国亟需改变当前的发展模式,增强利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竞争能力。总部经济有助于我国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逐步占据产业价值链高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首先,从企业内部价值链看,总部主要集中在企业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如技术创新、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核心职能是制定企业长期发展战略,配置企业内部资源,对企业的生产、销售、研发等活动进行统筹管理和协调。总部经济通过企业总部的聚集发展,能够推动制造业由一般的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既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实现由“制造”向“创造”的转变,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总部经济有助于我国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我国城市间、区域间的资源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总部经济”提出了区域间功能分工与功能配套的新思路——大城市发展设计、研发、营销等企业总部环节,中小城市发展企业生产制造环节,这种基于功能链的垂直分工,能够实现我国不同区域资源的优势互补,产生资源再配置收益,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图1企业内部价值链示意图(二)总部经济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全球人才、科技、知识等高端资源要素分布不均衡,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存量,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生产率不断提高、产品更新周期加快的同时,原材料和制造成本也日益攀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规模扩大的速度快、劳动力成本低廉,许多跨国公司纷纷采取“总部-制造基地”分离布局的模式,将制造组装业务转移到新兴市场或者最适宜加工组装的地区,仍将总部留在本国。例如,耐克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市,在全球设有1000多个工厂,拥有2.5万名员工,仅中国就有17个签约运动鞋厂、130个签约运动服及配件厂[1]。总部经济模式不仅能够大大降低跨国公司的产品加工成本,提高跨国公司的竞争力,而且能够通过跨国公司“总部-制造基地”的链条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高端资源要素区域分布不均衡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区域间也较为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性日益加强。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由于发展阶段、整体经济社会环境与大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对知识要素特别是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较弱。资料显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在大中城市就业人数占总数的80.8%,而在县、镇和农村就业人数仅占19.2%[2]。同时,中心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规模急剧膨胀、人口不断增加,使这些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土地资源严重紧缺,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交通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大。总部经济搭建了一条中心城市与发达地区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链条。企业将总部布局在战略资源丰富的中心城市,生存制造基地布局在常规资源丰富的周边地区,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由传统的产业分工、产品配套,深化到基于功能链的垂直分工与合作模式——中心城市发展设计、研发、营销、管理、决策等总部功能环节,周边地区发展生产制造环节,从而实现大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优势互补,产生不同空间资源的再配置收益。总部经济改变了政府主导并推动区域合作的模式,使企业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主体,通过“总部-制造基地”链条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自主分工合作。图2总部经济推动区域合作思路的创新从实践发展看,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以总部经济模式进行分工合作实现协调共赢发展的例子屡见不鲜。珠三角的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之间形成的“总部-加工基地”区域经济合作关系。长三角则以上海为地区总部、以江、浙腹地为制造业基地形成产业功能链,由此使整个区域很快发展起来。环渤海地区以总部经济模式进行的区域合作也日益紧密,据调查,已有80多家北京企业把总部留在北京,把生产制造基地迁到唐山;首钢涉钢产业整体搬迁曹妃甸工业区,据河北省政府部门称,到2008年底,曹妃甸精品钢铁基地将形成485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2010年底,将形成97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3],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应非常可观。(三)总部经济有助于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总部经济模式是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总部在企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总部的聚集能够使企业充分利用科技创新资源,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进而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促进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合作创新体系的构建。一是搭建创新平台,提升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总部集聚有助于企业共享创新资源,搭建一批创新资源配置更优、联合创新能力更强、具有良性自我发展机制的创新平台;条件成熟时,企业总部还可以联合建立科技孵化器和生产力促进中心,最大程度地提升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完善创新体系,产生创新资源的集群效应。总部的创新活动,对专业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等各类服务业提出强烈需求,不断推动区域服务体系的完善;而完善的创新服务体系,能够形成良好的创新链条和创新网络,有效降低创新过程的时间成本、配套成本,进而吸引更多的总部聚集,促进总部集聚与创新服务体系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三是产生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企业总部之间能够进行频繁的交流,为企业相互学习和促进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环境。此外,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机制也有助于加强总部企业间进行技术创新的合作,从而降低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成本。首先,企业总部聚集,为员工之间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分享创新信息、理念、知识提供了更多机会,有利于专业化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尤其是缄默经验类知识的交流,从而激发新思维、产生新方法、取得新成果。其次,企业总部间一旦形成这种有形或无形的创新网络,就会在不断的联系中得以强化,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使区域内企业总部都能够在创新生态环境中获取更多的创新营养。因此,总部经济聚集区内的知识与技术的学习扩散明显快于其他非集群化地区。四是通过总部创新成果的辐射,在更具成本优势的区域进行成果转化。一般而言,企业的研发创新职能主要由总部承担,创新成果产业化过程主要在生产制造基地完成。这样的创新分工,既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果的转化成本,也实现了总部所在区域向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的创新成果辐射,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构建起新的创新合作体系,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四)总部经济为企业寻求更高水平发展提供了重要模式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在空间上分离,能够实现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在同一企业内部的集中配置。“总部-制造基地”分离布局的总部经济模式,是企业提升竞争力寻求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第一,总部经济有助于解决欠发达地区企业面临的高端人才等战略资源瓶颈。欠发达地区由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在聚集高端人才等知识要素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企业的发展壮大面临着知识要素缺乏的瓶颈。总部经济模式下,企业可以通过将总部或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迁移,寻求更好更快的发展。例如,吉利汽车总部从宁波迁到杭州,经纬纺机总部从太原迁到北京之后,企业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第二,总部经济有助于大城市企业降低制造成本,实现本土扩张。大城市在规模快速扩张过程中,空间资源日益紧张,生产制造成本快速上升。企业采取总部经济的布局模式,将制造基地从大城市向郊区县甚至外地迁移,或者在制造成本较低的其他地区设立新的生产基地,但仍把企业总部和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留在大城市,这样既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制造成本,又能充分利用大城市人才、知识、技术等战略资源密集的优势,实现企业本土扩展并完善生产体系,增强企业发展实力。例如,联合利华把生产基地转到合肥后,因运输成本、员工工资成本下降和生产整合效率提升,综合成本较原生产基地下降了30%。第三,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可在全球取得资源配置收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具备了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实施跨国经营、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559.1亿美元[4],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2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例如,华为2006年已完成亚太、欧洲、中东、北非等八大区布点,跻身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德国电信、荷兰KPN等全球顶级通信运营商的供货商行列[5];海尔从1996年开始实施海外投资战略,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南斯拉夫、伊朗等国投资设厂;联想集团也在墨西哥、印度、波兰等国外地区建立了生产工厂。这些企业通过“总部-制造基地”模式,将总部留在国内,在海外更具成本优势和广阔市场的地区投资建厂,实现了企业在全球范围的资源最优配置。二、总部经济对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对总部所在中心城市的经济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它通过税收贡献效应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为所在地区带来丰厚的税收回报;通过产业乘数效应扩大所在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通过消费带动作用,刺激需求;通过劳动就业效应,不仅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提升就业结构,增加高智力就业;通过社会资本效应,改善区域形象,提升区域品牌;等等。(一)总部经济是中心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选择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都面临着转型问题,需要进行发展战略的调整。从“制造型”走向“服务型”是城市转型的基本方向。美国学者J.O威勒分析了美国20座大城市的资料,发现有60%的城市在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保持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城市实现了产业总部化和服务化。纽约、新加坡、香港、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就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实施产业高端环节战略,有效突破了各自的资源发展瓶颈,成功实现了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城市生产制造成本不断上升,中心城区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严重,我国许多大城市也面临着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继续发展制造业面临严重资源瓶颈和成本压力,不得不将生产制造环节外迁,如北京“十五”期间外迁工业企业144家,“十一五”期间将进一步完成工业从城区向郊区的转移;截至2007年6月,深圳市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使大城市面临制造业空心化的挑战。总部经济倡导将不适宜大城市发展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同时保留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不但能避开大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的劣势,而且为大城市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空间载体。因此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总部经济可以为中心城市探索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发展总部经济,使城市实现总部化和产业服务化,解决了中心城市制造业空心化后的产业替代和产业接续问题,有利于推动大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总部聚集的趋势日益明显。如果这些城市能够抓住机遇,明确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在吸引总部资源方面取得应有的份额,不但能够使总部经济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而且能够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引擎”,加快进入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二)总部经济成为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企业总部一般从事的是决策、管理、研发、营销等知识型劳动,具有占地面积小,单位面积产出贡献大的特点,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