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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发展概况明代文学呈现波浪形态势，大致可分成2个阶段：一.前期作为元文学馀波和明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可视为中古文学最后阶段；二.嘉靖（1522～1566）后，文学变革迅猛异常，步入近古新时代。（一）明中叶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第一段。（二）元明际社会动荡，形成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一批精神上较解放且富时代使命感的文人，文学作品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美，浸透忧患意识，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游传》；南戏中兴和宋濂、刘基、高启等诗文作家。（三）明初经济复苏，士人忧患意识消蚀；思想文化专制和特务统治，平添不安全感，知识分子转而欣赏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美：小说、戏曲创作受限，“台阁体”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倾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低谷。（四）明中叶，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统治集团腐朽、思想控制松动、王阳明心学流行，嘉靖后文学复苏：1.文学创作随接受对象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创作主体精神高扬，突出个性和人欲的表露。2.叙事文学全面成熟，向近代化变革：（1）《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问世；（2）戏曲：从《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等三大传奇问世，传奇定型和昆腔改革，到汤显祖写“临川四梦”，戏曲创作推向继元杂剧后的又一高峰；（3）诗文：继前七子在弘治年间（1488～1505）以“复古”开展文学革新运动后，相继出现唐家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4）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繁荣，（5）“挂枝儿”、“山歌”等民间文学的流行和整理。3.明末天启、崇祯（1621～1644）间，国事多艰、经世实学思潮抬头，向理性回归，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开启清文学思潮的转变。三.明中期后，文学向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流动。第一节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一.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新读者群形成。二.新内容与新形象：市民生活、市民情趣、市民形象。（一）诗文对表现商人的兴趣；小说和戏曲中，广泛表现市井生活，塑造众多商人和作坊主形象，并流露出同情、理解和赞美，透出对世俗物质利益关注的价值取向。（二）艺术趣味趋向世俗化，基本特点：1.题材重日常琐事，表现多率真自然，语言尚俚俗明白，效果求怡心娱目。2.明中后期，文坛大力宣扬“寄意于时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拍案惊奇序》）中极摹“世情”，欣赏“最浅最俚亦最真”（《挂技儿•别部》）的语言，提倡文章之用即在于“供人爱玩”（郑超宗《媚幽阁文娱自序》）“足资谈笑”（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三.文学创作商品化。第二节王学左派的兴起及其对文学创作的推动一.明初：特务统治；力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二.明中后期思想文化活跃的重要契机—王学兴起：（一）弘治、正德间，思想家王守仁继胡居仁、陈献章、湛若水等后，进一步发展宋陆九渊“心学”，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传习录》）。提出“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二）“良知”，“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文录•书朱守乾卷》）。（三）主张知行合一；对以往“圣贤至理”都用“我的灵明”加以检验：“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传习录》）（四）这种学说是主观唯心的，政治上不反对封建纲常，只把外在“天理”拉到内心，变为人内在自觉的“良知”，打破程朱理学僵化统治，客观上突出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利于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二.心学亦称王学，嘉靖、万历间形成多种派别—泰州学派，亦称王学左派。（一）代表：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越来越具离经叛道倾向。（二）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概括其主要精神：“吾心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说：“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之《语录》），“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答邓石阳》），“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李贽《答耿中丞》）。三.狂禅之风：强调本心是道，本心即佛，其他一切都虚妄。四.上述主张的特点：（一）敢于用“本心”推倒偶像崇拜和教义束缚，叛逆勇气和张扬个性精神。（二）所强调的“本心”，是远离情欲、只存天理之心。王阳明：“此心纯是天理”，“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传习录》）禅宗大师：“率性之谓道，率情之谓倒”（《紫柏老人集》之《法语》）。（三）意义：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变革，开始用批判精神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为明代掀起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启发新思路。五.不顾天理而求世俗爱好、个人情欲。（一）李贽倡“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藏书》），主张“至人之治”当“因乎人”（论政篇》），即顺从人的个性和满足人的欲望。（二）汤显祖、袁宏道等进一步将包括情欲在内的追求现世享受的“情”与“理”相对立，提出“世总为情”（汤显祖《南昌学田记》）、“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汤显祖《寄达观》）的命题，反对“内欺己心，外拂人情”、“拂情以为理”（袁宏道《德山麈潭》），宣扬“情”的解放。（三）“性灵”说。1.“性灵”之说，古已有之。如《南史•文学传叙》：“自汉以来，辞人代有，大则宪章典诰，小则申舒性灵。”把“申舒性灵”视为“小”，把事关教化，有益庙堂视之为“大”，个性、风格、特色往往淹没、融化在内容和形式的共性中。2.明中期李梦阳、徐祯卿等始重“情”，强调诗歌情感特征和个性表现。3.袁宏道明确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4.徐渭、李贽、于慎行、汤显祖、屠隆等发表类似议论。六.创作的主体意识加强，文学的个性特征随之鲜明，小说、戏曲：（一）人格独立精神和张扬个性的人物形象。（二）写“时俗”、写物欲、写性爱，扩大题材范围。（三）通俗的语言，开掘人的心灵，特别出现一些有关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作品，冲击封建礼教。（四）缺乏具独立思想和文化品格的阶级基础，使文学陷入非道德、非理性中。第三节俗文学的发展与对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一.帝王、朝臣、文人名士爱好俗文学，为俗文学地位提高及繁荣创造条件。二.理论上的重视：（一）李梦阳、何景明等始，理论上较明确肯定俗文学价值：赞扬民歌，李梦阳第一次将《西厢记》与《离骚》并列（徐渭《曲序》）。（二）嘉靖间，王慎中、唐顺之等将《水浒》与《史记》并称（李开先《词谑》）。（三）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1.李贽：一代有一代文章，《西厢记》、《水浒传》是“古今至文”（《焚书》《童心说》），将《水浒传》与《史记》、杜诗等并列为宇宙“五大部文章”（周晖《金陵琐事》）。2.袁宏道将词、曲、小说与《庄》、《骚》、《史》、《汉》并提，称《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觞政》）；《听朱生说〈水浒传〉》中从艺术角度说《六经》和《史记》不如《水浒传》：“《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3.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等详细论述戏曲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的社会教化作用，认为是“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4.冯梦龙《古今小说序》从教化功能出发，认为《论语》、《孝经》等经典的感染力不如小说“捷且深”；认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整理编辑民歌时抱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的宗旨，把矛头直指封建礼教的虚伪性。5.这些言行第一次形成为小说、戏曲、民间歌谣等俗文学争文学地位的高潮。三.小说——特别是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甚至唯一的体裁──章回小说发展定型。（一）章回小说：1.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整体。2.现存宋元平话已分卷分目，王国维“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但这时目录字数不等，未作修饬。在宋元讲史等话本基础上发展成：（1）明代目录文字发展。今见最早的嘉靖壬午（1522）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每回标题都是单句七字；《水浒传》每回标题已是双句，大致对偶；崇祯本《金瓶梅》回目已十分工整完美。（2）保存宋元话本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3）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紧要关头煞尾，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套语，中间多引诗词曲赋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3.明代章回小说艺术表现方面，以“四大奇书”：《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为主要标志，展示长篇小说艺术发展历程：（1）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到个人独创；（2）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3）表现题材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4）人物从英雄怪杰到平民百姓；（5）情节结构从线性流动到网状交叉；（6）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笔触去刻画人物个性；（7）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二）明中后期的白话短篇小说更为精致；（三）文言小说在话本化道路上也有新变化。四.明戏曲主流是由宋元南戏演变来的传奇，戏曲新高潮：（一）明前期传奇总体色彩较黯淡。1.嘉靖后，《宝剑记》、《鸣凤记》及第一次用昆腔曲调写的《浣纱记》等问世，标志着以昆腔为主导的传奇繁荣。2.昆腔——我国古代戏曲史上一种最为完整的表演艺术体系：（1）元末明初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地方声腔。（2）嘉靖初年经魏良辅改造后，声调纡徐宛转、悠扬细腻。（3）用笛、萧、笙、琵琶等乐器伴奏，舞蹈性强，表现风格优美。3.弋阳腔在农村具广泛基础，特点：（1）文人雅士少有创作，往往改编昆山腔现成剧本而成；（2）唱词通俗，“顺口可歌”，便于群众接受；（3）方式：一人独唱，众人帮腔；只用锣鼓等打击乐器伴奏，适于通衢野外演出。（4）在民间广泛流行，发展为众多支派。（二）明中期以后传奇，以昆山腔、弋阳腔为主，造就了汤显祖、沈璟、屠隆、王骥德、吕天成、冯梦龙、祁彪佳、孟称舜等剧作家和曲论家：或主才情意趣、词采奇丽；或重格律严峻、语言本色；或求文辞骈绮、堆垛典实，形成不同流派争胜局面。（三）北曲杂剧：1.明代前期北曲杂剧在固守元剧体制的同时，形式有所突破：如朱有燉剧作打破了一本四折的惯例，采用对唱、合唱、接唱等形式，甚至出现南北合套体式；王九思《中山狼院本》以一折为一本，开启了短剧创作先风。2.明中期以徐渭《四声猿》为代表，用南曲写杂剧，形成明后期杂剧南曲北化的独特风貌，将元杂剧一本四折、一人主唱等格局全部打破，有利于开拓题材，抒写怀抱；出现徐复祚、王衡、孟称舜等优秀作家。五.对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一）高度重视文学情感特征。1.明文学家对情感的论述丰富，往往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这是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表现。2.俗文学一般都“绝假纯真”，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往往成为主情论者的武器：（1）李梦阳赞扬民歌“无非其情也”，说“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2）袁宏道称民歌“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真人所作”之“真声”（《叙小修诗》）。（3）徐渭强调“曲本取于感发人心”（《南词叙录》），反对玩弄“时文气”。（4）汤显祖创造“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的杜丽娘（《牡丹亭题辞》）。（5）瞿佑称作文言小说“哀穷悼屈”（《剪灯新话序》）。（6）李贽称《水浒传》“发愤之所作”（《忠义水浒传叙》）。（7）冯梦龙短篇小说集名曰《情史》，提出“情教”说（《情史序》）。（二）清晰认识文学“虚”“实”关系。1.明前文学理论主要建筑在诗论文评基础上，重诚真信实，反对浮夸虚幻，往往不能正确认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关系。2.文言小说：胡应麟对唐传奇艺术虚构有较清醒认识：《少室山房笔丛》说“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作“幻设语”。3.胡应麟论戏曲：“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亡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李日华、叶昼等认识文学虚构性及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三）开始关注人物的性格刻画，如：1.徐渭评《西厢记》《乘夜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