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对策分析

1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对策分析摘要中国当前收入差距扩大表现在宏观层面的劳动者报酬乃至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和微观层面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本文分别从资产收益率、地方政府行为、迁移工人议价能力、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以及城市化进程等多个视角出发，对这两个表象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中经评论·北京）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同样遗留着多个迷局等待破解，其中重要的一个谜局就是中国GDP中消费率过低的迷局。已经有很多文献从居民收入分配的视角出发试图对这一谜题给出解释，即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了消费率过低的现象。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和认识，但该理由并不全面，因为国民经济中的消费率并不仅仅是居民消费，它还包括了政府的消费。而在中国，政府储蓄率与居民储蓄率相比则更高。以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而言，其收入基尼系数也达到了将近0.5，略高于中国的水准。受其影响，其消费率在全球比较中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仍高于中国19个百分点，这就不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所能够解释的了。可见，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居民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以及宏观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在宏观分配格局问题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政策方面已有多项措施出台，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延续并加强目前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但根据我们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研究发现，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阶段。因此，本研究亦将重点放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问题方面。受到数据的限制，关于中国宏观分配格局和居民收入分配的讨论大多只能截止到2007年左右。近期的研究已经发现，中国宏观分配格局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出现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问题。尽管统计局的收入法GDP核算口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关学者的研究结论也有所差异，但基本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劳动者报酬占比出现了较为持续的下降。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则延续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根据北师大收入分配课题组最新的计算结果，2007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5。这样的收入差距从全球的情况来看，也处于比较高的程度。以下为对上述情况的进一步分析。一、收入分配状况分析（一）以劳动者报酬为代表的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阶段的功能性分配方面看，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特别是近几年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经历了一个较为迅速的下降过程，由此导致在让劳动者分享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方面，我们又或多或少向改革初期的原点回归。在近期的相关研究中，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比较明显。在以收入法核算的GDP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其所占比重在1995～2006年期间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即便是进行了某种调整的计算，也有5个百分点的下降（张车伟，2009）。而从再分配收入的分配格局出发，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达到9个百分点（常2兴华等）。由于2004年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将自我雇佣者营业收入的分类由原来的劳动者报酬转变为营业盈余，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数据的不可比性，使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估计变化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对1996～2007年的劳动者报酬进行了一个较为简单初步的估算，总体判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大约9.3个百分点，其中3.3个百分点是由于就业非正规化造成原属于劳动者报酬的自雇者营业盈余被纳入企业营业盈余之中，而其他6个百分点则来自于实实在在的劳动者报酬下降。从收入法GDP出发，在劳动者报酬下降的同时，政府的生产税收入上升了2.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折旧占比上升了1.4个百分点，营业盈余上升了5.7个百分点。其中，2.4个百分点的上升来自正规企业的营业盈余，而其余3.3个百分点的上升则来自于自雇者营业盈余的变动。图1居民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均为名义增长率）受其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数年份中，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见图1）。这一现象也间接证实了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下降的趋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将自我雇佣者的营业盈余扣除之后，OECD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大约为45%，而拉丁美洲国家占比大约为35%。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约为40%，但考虑到我国劳动者报酬中已经包括了企业社会保障缴款，因而与对方可比的我国劳动者净报酬所占比重应与拉美国家的情况相对更为接近。从历史的视角看，英美两国在1860～1940年间，包括了自我雇佣者营业收入和资本家的劳动收入的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分别为77.5%和66.5%。而我国当前按可比口径计算的水平估计大体在46%左右，则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同样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中，最突出的特征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中，在改革前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曾出现缩小的趋势，而且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都曾出现过缩小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持续的时间相对较为短暂，而随后的差距扩大过程则持续时间更长。总体而言，城乡内部以及全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则几乎一直处于扩大的过程中。城乡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一直处于扩大的趋势之中，城乡差距对全国基尼系数的贡献高达40%以上。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以来，地区间收入差距也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之中，但相较前者，地区差距问题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图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根据目前已经获得的数据资料，在2007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达0.475，基于我们课题组的计算，2006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2，同期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8。图3：城市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状况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上。我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亚洲属于比较高的，且明显高于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亚洲国家；我国的这一指标远高于所有的OECD国家；与转型国家相比，除去中亚等少数相对欠发达的转型国家外，我国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数东欧转型国家；大体处于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的中等水平，但较为明显地低于巴西的居民收入差距。（三）行业差距迅速扩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行业之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见图2）。这种行业工资差距的扩大与垄断行业工资增长速度过快有相当大的关系。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均工资比率均在1.1：1以内，90年代中后期则逐步扩大到1.1～1.3：1的幅度范围内，新世纪以来，这一比率超过了1.3：1。种种证据说明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向垄断性行业倾斜的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图4：我国行业工资变异系数变动情况以上的统计均来自可获得的数据资料。如果考虑到大量低工资收入的迁移工人大多进入了竞争性行业，而其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未纳入统计的因素，以及垄断企业发放的奖金数量远远超过竞争性行业，则行业间就业者人均收入差异会远远大于上述的估计。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1988、1995和2002年居民收入数据作出的研究，我们发现，垄断性行业的就业者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确对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行业从业人员其行业垄断获得的收益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一直在不断扩大，并在2002年以来成为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从国外的经验看，拉丁美洲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拉美国家在分配关系问题上多向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倾斜，而我们现行的工资和奖金制度则较为明显地向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倾斜。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倾斜原因有异，但其对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方向还是比较一致的。二、收入分配问题的原因分析（一）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4资本收益率的提高是劳动者报酬下降的原因之一.而资本收益率的提高来自三个方面：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虚拟化和资本证券化、全球化条件下资本的全球流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伴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该部分的变动直接造成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速度加快，从而挤占了劳动者报酬占比。此外，由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资本收益率的较大差异，造成了实体经济的资本更多地投入到虚拟经济中去，造成了“经济虚拟化和资产证券化”，这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和企业营业盈余的份额，进而造成劳动者报酬下降。尽管这是一个较为自然的过程，但我们需采取办法减缓这一过程对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挤压。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各国的收入差距进入了一个扩大的时期。从规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无论是OECD国家还是“东亚模式”诸国，全国居民收入差距都有所扩大。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角度看，OECD国家和“东亚模式”诸国的劳动者报酬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也都有较为明显的下降。究其原因，这是全球化导致的。由于全球化造成了资本在全球的相对自由流动，造成了投资大多发生在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地区。从全球来看，则劳动份额受到挤占与经济全球化有相当重要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是我国的外生条件，不是中国一国可以改变的，所以这一因素对我国宏观分配格局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相当的时期内仍继续存在。（二）地方政府经济增长优先战略的影响在我国，各级政府长期受到经济增长优先战略的影响。受到这一战略的影响，出于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大都给投资者以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这一战略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从整体上扩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扩大了就业。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即各级政府往往过度保护了投资者，甚或帮助投资者一起压低受雇者（尤其是供给较为充裕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受雇者在劳资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地方政府对投资者的过度保护和压低受雇者工资两方面原因结合在一起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就最终体现为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三）迁移工人比重上升，但议价能力不强如果仅仅参照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很难得到中国就业扩大的有关证据。因为从1996年以来，全国职工总人数下降了约23%。其中1996～2004年，职工总人数下降了30%，2005年以来职工总人数又有所增加。这一现象与中国统计制度滞后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规模相对较小的民营企业的职工人数以及工资收入遗漏相对较多。中国职工总人数缩小，而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其背后的原因则在于大量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迁移工人进入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当中。根据有关统计，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在2008年底已达到1.5亿，他们的工资水平多未列入统计，其经济贡献也被低估，造成了工资增长与5GDP关系的错误估计。但中国宏观格局中劳动者报酬下降以及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迁移工人的存在及其低工资有着相当重要的联系。中国的迁移工人，特别是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也将中国特有的巨大城乡差距带到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了本地城镇居民就业者－－迁移工人这样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而在农村，同样也存在着非农就业和农业就业两个劳动力市场。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形成了双重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迁移工人进入了大量低端的劳动力市场，但他们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劳动保护覆盖。更由于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很难形成与投资者相抗衡的势力，严重缺乏工资的议价能力。因而造成受雇的迁移工人工资远远低于国有部门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随着迁移工人逐步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其在就业人群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因而从整体上看，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出现了。迁移工人进入城市部门同时还造成了非正规就业快速增长的局面。在城市的非正规就业部门中，自我雇佣者所占比重增加。这些自我雇佣者，其营业收入被计入营业盈余，因而部分造成了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的结果。但与就业结构中迁移工人比重迅速上升的因素相比，自我雇佣者因素仅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迁移工人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他们收入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也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从而缩小全国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