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不断战胜各种挑战，经受各种考验，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业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在世界东方展现出绚丽夺目的风采，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忠实履行职能使命，为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保卫和建设祖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同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伟大的跨越。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新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放战争后期，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人民军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550余万人、以步兵为主体，并有少量技术兵种的强大军队，但其现代化程度还处于低级阶段。新中国的成立，使建设巩固的国防和现代化军队成为一个紧迫而重大的课题，也使之具备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军队和加强经济力量作为当时中国人民的两件大事，及时提出了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任务。他明确指出：“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这就为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但是由于当时人民解放军追歼逃敌、剿匪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窜犯袭扰、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的任务艰巨繁重，还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无法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抗美援朝战争暂时延缓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但是积累了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宝贵经验，尤其是拓展了军队建设视野，推动了建设和作战的观念更新，进一步增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感。新中国最初四年，是由革命战争向相对和平建设过渡的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明显的边打边建的特点，人民解放军从整编入手，开始了由单一军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建设转变，由相对分散向集中统一建设转变，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建设转变的历程，军队的面貌迅速发生变化，为全面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内外局势趋于缓和，必然要求抓住有利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尽快提高国防实力。而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首先需要搞好战略筹划和实施科学指导。早在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要克服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毛泽东强调：“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这一论述统一了全军思想，有力指导了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开展。1953年12月至l954年1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会议提出了建设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第一次创造性地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作为完整统一目标，提到军队建设全局高度；规划了国防现代化建设蓝图，要求逐步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制度训练正规化；还明确了现代化建设需要遵循的一些原则，要通过发展工业为国防现代化奠定基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要把学习苏军经验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结合起来。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1956年3月，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安全形势，中央军委确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进一步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依据。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作了科学阐述，如他指出：“国防不可不有”，“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以我为主”的国防建设方针。这些理论观点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认识成果，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新内容，具有全局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始向现代化迈进。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首先，着眼于长远发展和加强质量建设，进行了两次精简整编，调整编制体制，大力建设海军、空军及陆军技术兵种，减少陆军步兵数量，使军队员额降至240余万人；同时，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纠正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完善了政治工作的制度，使政治工作向和平时期与依法指导开展转变；并提升了军队院校层次，鼓励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这一时期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取消志愿兵役制，使军队有了可靠的常备兵源；实行薪金制，取消供给制，使军人和家庭的生活得到保障；实行军衔制，增强了军人荣誉感和责任感。这三大制度的实行体现了世界军队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和平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要求，使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武器装备方面，从进口、接收苏式武器装备到成立专门领导和科研机构，建立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使武器装备生产有了长足发展。此外，还按照毛泽东所提出的上述“五统四性”的要求开展正规统一的军事训练，使我军初步具备了现代化条件下协同作战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如加强政治工作，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使军队革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大抓基层建设，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涌现出“好八连”和雷锋等先进典型，并要求干部下连当兵，促进了基层建设的发展；根据安全形势变化，进行备战整军，加强国防工程建设和后备力量建设；开展群众性大练兵活动，推动了军事训练的深入开展和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国防尖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常规武器装备实现国产化，特别是“两弹”的研制成功，打破了西方的核垄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证。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国防和军队建设遭受了严重破坏，但是战备工程建设和国防科技仍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第二炮兵的组建极大地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威慑力。我军英勇地进行了炮击金门、平息西藏武装叛乱、中印边境作战、珍宝岛和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安全和统一。另外，人民解放军还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百万官兵屯垦戍边，数万将士参加大庆石油会战，开山筑路，涉水架桥，抢险救灾，在新中国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这一阶段，毛泽东在领导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实践中，回答解决了“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如何建立现代国防的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逐渐迈上了以现代化为中心和导向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跨越，奠定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富国强军梦想开始变为现实。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开启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新时期。随着世界形势出现新的变化，我国安全环境有所改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这就要求军队必须拨乱反正，转变战略指导思想，着力解决军队的现代化问题，以开创军队和国防建设新局面。邓小平作为战略家，总是从解决最深层最根本的问题人手，指导全局和推动工作。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工作中，思考和关注最多的就是指导思想的转变问题。指导思想的转变是先导，也是根本。没有指导思想的转变，就无法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人民军队就无法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要责任，就无法更好地服从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包含着不同层次的思想内容。1981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这不是对20世纪50年代总方针、总任务的简单重复，而是汲取以往“单纯军事观点”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错误倾向的教训，在更高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革命化是前提，现代化是中心，正规化是保证，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总目标的重新确立，直接推动和加快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1985年6月，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需要，邓小平果断提出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即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这一重大转变，实质就是充分利用和平环境，加强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国家从临战应急状态转向根本长远建设，从侧重于军队建设转向全面国防建设，从孤立考虑国防和军队建设转向依靠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加强发展，国防科技和工业要从封闭走向开放。这说明我们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规律有了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从而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后，邓小平又提出坚持战斗力标准，注重质量建设的要求，强调要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增加军队建设技术含量，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实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总目标进一步指明了正确道路。由于过去我国长期处于临战应急状态，并且受到频繁政治运动的冲击和破坏，无法着眼于全局和长远来谋划推进人民军队建设，所以国防和军队建设逐步偏离了现代化的方向，军队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样，“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成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20世纪80年代我军在军队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政治、军事、后勤、装备和人才等各项建设快速发展。如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按照“四化”方针选拔和培养干部，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保持和发扬老红军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人民军队性质；裁军100万，军队员额降到320余万人，官兵比例趋于合理；调整改革体制编制，组建陆军合成集团军，建立预备役部队，组建武警部队；坚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针对未来战争特点，对军事训练体制、训练手段和训练内容进行改革探索，重点是抓诸军兵种的合成训练，大力提高军政素质和整体作战能力。为此，我军先后组织了多次各种规模和类型的战役集训和演习。同时，大力发展院校教育，实行经院校培训提拔干部制度，进一步完善指挥院校三级培训体制和专业技术院校系科结构，狠抓教员队伍建设和素质提高，为部队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合格人才。武器装备建设和尖端技术发展也取得很多新成就，较大地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导弹、飞机、舰艇等常规武器装备研发形成系列化，使整个军队的技术战术水平全面提升。尤其是战略核导弹完成陆基近程、中程、中远程到洲际的系列化，并开始向第二代战略武器发展。重新启动依法治军进程，军队法制建设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通过优先发展经济迅速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状态，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奠定坚实物质和技术基础，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需要，也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加强国防必须首先发展经济，是一个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国防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这深刻地反映了和平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是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和鲜明特色。新时期以来，人民军队自觉在大局下行动，把服从大局作为根本要求，合理确定国防投入比例，适度压缩军队建设规模，向着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发展。“国防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大幅下降，从l975年的l7．4％，下降到1985年的l0．4%”，有力地保障和支援了经济建设大局。同时，人民军队把服务大局作为重要责任，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将大量军工企业转民用生产，开放部分军用设施，大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参加扑灭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等抢险救灾任务，努力为社会主义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