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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歌》女子群舞编导：黄素嘉、李玉兰音乐：朱南溪、张慕鲁首演：1964年团体：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丰收歌》以生活在江南水乡的劳动妇女收割稻谷为背景，通过割、挑、打、扬等细节，表现农村妇女勤劳奋发的美德与热情豪爽的性格，反映出一派喜获丰收的愉悦。《丰收歌》是个欢快热烈的情绪舞。一般地说，情绪舞没有复杂的具体情节，甚至没有情节，也没有特定的人物关系，更没有起伏跌宕的故事，其主要特点是重在抒发某种凝聚的情怀，以典型的舞蹈语汇、乐曲的明快节奏、丰富的画面构图和流畅的舞台调度为载体，给观众以艺术的感受。《丰收歌》的特定情怀是喜获丰收的欢快，丰收是这部作品一切动作形态的机缘，而欢快则是由丰收而引发的情感的升华。从它所编织的舞蹈语汇中，一方面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有收割、肩挑、打谷、扬场等劳动描述，同时又摒弃了劳动过程的复现和生活原型的搬迁，侧重于以艺术的概括和舞蹈的雕琢，锤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动作组合，并贯之于欢声阵阵、笑语不绝的兴奋之情、激越之情与欢快之情。从而形成炽烈、红火、昂扬、欢愉的基调。凡是情绪舞都离不开民族属性与地区特色。《丰收歌》舞蹈语汇的形成，除它有贴近生活的一面之外，还立足于民间舞蹈素材的土壤，运用江南广泛流传的民间舞“泰兴花鼓”中的“颠三步”、“喜鹊登枝”、“四方步”等素材，予以消化、变异与发展，并结合经过提炼的生活动作，使特定的丰收女的舞蹈形象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具有地域的特征；既能营造出喜获丰收的氛围，又能宣泄出无比欢欣的情绪。《丰收歌》在艺术处理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道具的选用。一是用得好，二是用得巧。好在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巧在富有变化的多样性。《丰收歌》根据生活的真情实况，将劳动妇女常用的白汗巾演变为作品中的长纱巾，并从中间的白色过渡到两头的金黄色。这样，它就从原来意义上的汗巾变化为象征性的稻束和谷穗，成为创造艺术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当挥镰收割时，它是一把把扬起又放下的稻束；当肩挑走向场院时，它既是悠悠颤动的扁担，又是扁担两端的稻捆；当忽上忽下连续翻动时，它便显现出打谷脱粒的景象；当抛扬飞起垂落时，它像是一铲铲金谷从半空中撒向地面；当劳动小憩时，它又还原以汗巾的用途。一条纱巾，时而是田间稻束，时而是肩头扁担，忽儿是谷粒，忽儿是谷穗，妙趣横生，耳目一新。更令人折服的是，它通过一个个画面的变化与一幅幅构图的形成，使丰收的情景得到了更形象、更充分的渲染。如一排排平行推进的调度，像是金龙伏卧，滚滚而来；一组组交替起伏的构图，宛如金穗成堆，遍布田野；集体围成圆圈高扬纱巾的场面，俨然谷粒归仓，金山叠起；当两排穿插迎面走来，间或上下交错时，更是呈现出一派稻浪翻滚、金波闪亮的意境，并由此而将作品向高潮。显而易见，道具的使用在《丰收歌》这部特定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定位。在艺术表现上，它显示了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功效；在形象创造上，它起到了神来之笔、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舞蹈语言的构成上，它不只是人体动作的延伸，而且是人体动作无法替代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语言系列。此外，在直面生活，运用民间舞蹈素材，借以创造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风貌的舞蹈形象方面，《丰收歌》也是个突出而成功的例证。1964年它于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中荣获优秀节目奖之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普及，深受观众的喜爱。该舞的创作与演出，使汉族民间舞蹈反映农村新景象，塑造劳动妇女新形象的艺术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