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金斯：新媒介及粉丝研究-①

1亨利·詹金斯：新媒介及粉丝研究①蔡骐彭欢（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沙410081）[摘要]作为当代媒介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亨利·詹金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新媒介受众，尤其是粉丝型受众的探索和研究，其研究历程贯穿了西方三次粉丝研究浪潮，许多研究成果也已经成为新媒介研究和粉丝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本文梳理与总结了詹金斯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以“文本盗猎者”、“融合文化”、“传播性媒介”这样三个重要的学术主题为核心，参照媒介技术发展的趋势与西方粉丝研究推进的历程，对詹金斯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新媒介及粉丝研究进行述评，以期为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关键词]亨利·詹金斯；媒介融合；粉丝；新媒介HenryJenkins:NewMediaandFanStudiesCaiQiPengHuan（College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Abstract:Asaleadingscholarofthecontemporarymediastudies,HenryJenkinshasbeenengagedtheexplorationofthenewmediaandaudience,especiallythefans.Hisresearchcrossesthethreetidesofthewesternfansstudy,andhisacademicachievementshasbecometheclassicsinthisfield.Inthisarticle,theauthorshaveevaluatedallhisfindings,takingthreeimportanttopics—“textualpoacher”,”convergenceculture”and“spreadablemedia”astheclueandthemediatechnologydevelopmentandwesternfansstudyhistoryasthebackground,,andhopetooffersomereferencetotheresearchersinChina.Keywords:HenryJenkins;MediaConvergence;Fans;NewMedia1958年出生于美国乔治亚的亨利·詹金斯是当今媒介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在麻省理工大学执教20年之久，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比较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主任。他拥有并积极更新自己的博客，同时也是TWITTER的忠实粉丝，他甚至在科罗拉多州科拜伦高中校园发生枪击事件后，以游戏研究学者的身份在美国联邦参议院针对年轻人暴力问题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正是詹金斯作为“学者粉丝”（aca-fan）的特殊身份，使他对新媒介受众，尤其是粉丝这一独特的受众群体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深刻见解。纵观詹金斯撰写和编辑过的十多本关于新媒介与粉丝的著作，其研究核心经历了从1992年的“文本盗猎者”（textualpoacher）到2006年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culture），再到2009年的“传播性媒介”（spreadablemedia）的转变与递进。其研究路径不但紧跟新媒介发展的步调，同时也集中反映了西方粉丝研究的三次浪潮。本文将以詹金斯这三项重要的学术成果为线索，以媒介技术发展与西方[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传播中的‘粉丝’现象研究”（项目批准号：10BXW031）。[作者简介]蔡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彭欢，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2粉丝研究历程为背景，对詹金斯的新媒介、粉丝及粉丝文化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一、文本盗猎者——粉丝的身份研究《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和参与式文化》（TextualPoachers:TelevisionFans&ParticipatoryCulture）是亨利·詹金斯在粉丝研究领域的起步之作，同时也是粉丝研究领域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来自于詹金斯将学术理论与自身的粉丝经历进行激烈对话的论文——《〈星际旅行〉的重读，重播与重写》（StarTrekReread,Rerun,Rewritten）。有学者曾经评价：“詹金斯富有影响力的著作《文本盗猎者》的出现在媒介研究中开启了受众研究的一个新时代。……通过挑战粉丝仅仅是‘文化白痴’这一心理，詹金斯为一代学者开启了一扇门，使研究粉丝和粉丝实践成为一种合法的学术。”①众所周知，在传统媒介当道的日子里，文化霸权一度牢牢地掌控在媒体生产者手中，受众则被假定为作者意义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不需要、也缺乏路径进行有效的信息反馈。整个大众传播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过程。而粉丝则是最早也最积极地挑战这一权威的受众，他们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表现得异常活跃，同时也格外善于表达自我。正因为如此，粉丝在传统媒介研究中一度被排挤到主流文化的边缘，他们被认定为是“疯狂的”、“肤浅的”，粉丝文化也成为了一种被大家歧视、批判的亚文化。作为第一次粉丝研究浪潮的代表人物，詹金斯感受到了以传统的学术界为代表，以大众媒体为拥趸的主流社会对粉丝群体及粉丝文化的成见。他指出：“作为一个粉丝，我觉得此前大多数的对于粉丝文化的学术描述都是耸人听闻的，造成了对这一亚文化的误解。……作为一个学者，我对常规的电视观看理论感到沮丧，它们对于我作为一个粉丝而经历的那些实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注过少。我同样为很多学者对流行文化研究的不充分而困扰，尤其困扰于我们不能将意识形态批判与承认我们在流行文本中所发现的愉悦相联系。”②由此，詹金斯以一个《星际旅行》（StarTrek）资深粉丝的身份，深深参与到粉丝群体中，分享粉丝群体所特具魅力的文化，进而“参与到重新定义粉丝公共身份的过程中，运用其制度上的职权来挑战那些刻板成见，并鼓励给粉丝文化之丰富性以更多的关注。”③基于此，《文本盗猎者》一书对粉丝群体进行了一次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主的叙述和考察，重点关注其社会机制、文化实践以及与大众媒体和资本主义消费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詹金斯的研究以法国文化理论家德赛都（MicheldeCerteau）的理论为基础，力图将粉丝的身份从“冲动、幼稚的文化傻子”升级为“勇于争夺文化权力的斗士”。在德赛都的理论体系中，“大众媒介消费是一个权力斗争场，而粉丝状态是那些具有较少资源来赢得战役的人的游击战术”。④粉丝在此被视为通过挪用和修正通俗文化，从而对文化霸权及意义控制进行抵抗的游击战士，詹金斯沿用了这一概念，并以“文本盗猎者”作为粉丝的定义。在他看来，粉丝“挪用通俗文本并以‘为我所用’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新解读，①MichaelaD.E.Meyer&MeganH.L.Tucker,“TextualPoachingandBeyond:FanCommunitiesandFandomsintheAgeoftheInternet”,inTheReviewofCommunication,Vol.7,No.1(January2007),p.103.②HenryJenkins,TextualPoachers:TelevisionFans&ParticipatoryCulture,(London,1992),p.7.③HenryJenkins,TextualPoachers:TelevisionFans&ParticipatoryCulture,(London,1992),pp.7-8.④JonathanGrav,CornelSandvoss,&C.LeeHarrington,Fandom:IdentitiesandCommunitiesinaMediatedWorld,(NewYork,2007),pp.l-2.3将看电视的经历转化为一种丰富复杂的参与性文化”。①毫无疑问，在传统媒介中，对于媒介文本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包括粉丝在内的所有受众都是无权干涉的，但是他们却可以在文本消费的过程中，实现一定的自主性，他们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对文本进行解读、甚至是解构和重写。然而并非所有的受众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普通受众由于缺乏对文本的情感投入，他们更乐于被动地享受“沙发土豆”式的媒介体验。只有粉丝这一特殊受众群体一方面对文化工业充满心理上的依赖性，另一方面热衷于对媒介文本进行各种自主性的符号阐释，并且从大众文化资源中盗取零散的片段，进行拼贴重组，这正如许多《星球大战》的粉丝在观看了影片后，会根据剧中的人物和情节按照自己的意愿创作同人志。如此看来，这套“盗猎”理论似乎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和解码”理论如出一辙，但事实上，这二者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对此，詹金斯指出：“霍尔的模式，至少在它被运用的时候，表明大众意义是固定的和可分类的，但德赛都的‘盗猎’模式则强调了意义制造的过程和大众阐释的流动性”。②也就是说，粉丝解读和重构文本，为的是表达自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粉丝生产的意义总是与原文本意义相对抗，很多时候，粉丝也会和制作人保持协商关系，甚至会完全认同文本的原始意义。例如，2009年快乐女生中五音不全的“绵羊音”曾轶可就同时受到了节目制作方、评委和粉丝们的一致热捧。双方都对曾轶可做出了同样的解读，即率真可爱、个性十足的创作型女歌手。可见，粉丝对文本的解读立场并不是确定的，而是流动性的，而这种流动的阐释主要取决于粉丝要借文本来表达什么样的社会承诺和文化姿态，对于曾轶可的解读，影响制作方和评委的主要是背后的商业因素，而粉丝则大多是为了表达一种对追求真我风采的认同，他们通过对文本的意义阐释使文本与其现实生活及价值取向发生关联。自然，粉丝的流动性并非仅仅表现在对同一对象的解读上，它更体现在对不同文本的使用上，对此詹金斯利用了德赛都的“游牧民”概念，指出粉丝不仅是盗猎者，而且还是“游牧民”，处于拉德威所说的“自由漂浮”的状态。粉丝“总是在移动，‘不在这儿或那儿’，不为永久的财产所有权所限制，相反持续地向其他文本进军，挪用新的材料，制造新的意义”。③在詹金斯的研究视野里，只有极少数粉丝会一直忠于一个明星或者一个文本，而绝大多数粉丝都会在一系列广泛的媒介文本中做出互文性的联系，例如某电视剧的粉丝，同时也可能是该剧同名漫画的粉丝，以及该剧演员的粉丝。总之，在当前这个互文性日益凸显的媒介化社会里，绝大部分粉丝都热衷于将单个媒介文本作为进入更广阔粉丝社群的切入点，粉丝们沿着一个个错综复杂的互文性网络，游走于各个媒介文本之间，在社群内和同好展开互动，而不同社群之间也有可能建立不稳定的同盟关系。尽管詹金斯早期的粉丝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德赛都的文化理论，但是二者还是有着显著的不同，詹金斯在吸收、利用德赛都的“盗猎者”、“游牧民”、“大众文化权力争夺”等一系列概念的同时，也对德赛都的理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德赛都指出：“阅读的战术优势和策略劣势在于它无法形成一个稳定和永久的文化基础”，④也就是说他认为粉丝阅读和生产只是偶发的、临时的抵抗行为，缺乏恒久牢固的文化积淀。但是詹金斯认为，媒介粉都将成①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北京，2009），第40页.②HenryJenkins,TextualPoacher:TelevisionFans&ParticipationCulture,(London,1992),p.34.③HenryJenkins,TextualPoacher:TelevisionFans&ParticipationCulture,(London,1992),p.36.④DeCerteauMichel,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Berkeley,1984),p.178.4为一种永久的文化。在他看来，粉丝利用通俗文化提供的符号性原材料积极地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生产出许多对于粉丝群体而言具有永久魅力的物质成品，甚至有些粉丝还可以通过这些粉丝文化成品赚取有限度的经济利润。显然，詹金斯对于粉丝的态度比以往学者要乐观一些，但是在这种乐观的背后却也存在着局限性，这正如学者麦特·西尔斯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