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主非正式政治参与的途径与意义分析

私营企业主非正式政治参与的途径与意义分析王晓燕【专题名称】中国政治【专题号】D4【复印期号】2007年03期【原文出处】《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6年6期第18～23页【英文标题】AnalysisoftheInformalChannelsofPrivateEntrepreneurs'PoliticalParticipation:AViewoftheState-societyRelation【作者简介】王晓燕，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王晓燕（1963—），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内容提要】私营企业主阶层是随着国家对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的控制范围和力度的减弱、从而获得“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而成长起来的“自由活动力量”之一。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互动形态，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较大规模的调整。Privateentrepreneursstratumisoneof“thefreeactivepowers”thatobtained“thefreemobileresources”and“thefreemovablespace”fromtheloosenessofthestate'scontrolscopeandeffortsinresourcesandsocialmovablespace.Privateentrepreneurs'politicalparticipationisregardedasaninteractionalforminthestate-societyrelationsthatconcentratedmorelarge-scaleadjustmentonthestate-societyrelationwhichwaseffectedbytheChineseeconomicandsocialreformunderthetraditionalsocialistmode.Thispaperisbasedonthefieldstudyconcerningtheprivateentrepreneurs'politicalparticipationinWcity.Itanalysesthecauseandspecificchannelsoftheprivateentrepreneurs'informalpoliticalparticipationinordertoreflectthenewchangesinthestate-societyrelation.【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国家与社会关系privateentrepreneurs/politicalparticipation/thestate-societyrelation中图分类号：C912；D6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6）06—0018—06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这一过程是通过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控制力度的变化而进行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互动形态，有着较为集中的体现。在本研究中，我们不是将中小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看作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而是看作私营企业主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通过分析中小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途径，折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私营企业主阶层是随着国家对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的控制范围和力度的减弱，从而获得“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而成长起来的“自由活动力量”之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构成，他们是一种独立于国家和原有社会之外，并与国家和原有社会保持互动影响和相互制衡关系的社会行动者，代表和体现着正在发育成长的市场的需求和意愿。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不仅是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反映，而且标志着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私营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它总体上还是政策的产物。政府在给私营经济让渡出一定的活动空间和部分自由流动资源的同时，仍在一些重要方面处于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对国家具有了某种自主性，但这种自主实际上不是私营企业主与国家分化的结果。总体上，虽然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度在减弱，控制范围在缩小，但地方政府的力量却在不断增长，而地方政府的行为准则与中央并非一致。所以，私营企业主既与中央政府构成互动关系，更与地方政府构成较密切的互动关系。由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地方利益的相对独立化，基层政府和私营企业主为实现共同目标，结成了一种新的合作博弈关系。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与社会分化的同时，国家与社会又开始了新的互动与结合，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小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途径通常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前者是进入正式的组织参政议政，后者是通过与政府、与地方政府官员的非制度性接触，使两者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利益关系，进而对地方政治产生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私营企业主的非正式政治参与。一、私营企业主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传统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一直处于矛盾之中。社会生活离不开商人这一角色，但自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政策。儒家学说更是蔑视商人，将商人置于社会阶梯的最底层。商人阶层受到国家严厉的控制，这导致商人缺乏可供选择的权力资源。但是政府对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也绝没有禁止，因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对封建时代庞大帝国的生存至关重要。对地方政府来说，市场的繁荣依赖于商人的活动，政府不得不保护商人。传统思想对经商活动的蔑视与封建社会商人顽强生命力的共存，使商人处在一个双重的位置上——自治与国家控制。这一双重位置决定了商人与政府官员之间必然要发生交往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同时造成了商人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国家与私营企业和企业主之间的矛盾。1949年革命胜利后，我们创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同时带来了国家的科层结构的膨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变得更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时候，这个国家却越来越凌驾于社会之上，因为随着对旧有产阶级的剥夺、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这个国家不仅是社会的政治主人而且成了社会的经济主人。”[1]492出现了政治力量实际上全面支配社会力量的现象。1956年，私营企业和企业主被大规模地改造和利用，最终被取消。1978年后，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乡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公有制为主导的体制之下发展，结果，在不到20年时间内，国营企业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从绝对优势衰退到只占不到三分之一份额的局面，而非国有企业获得了迅速发展。这种改革的后果，严重削弱了中央通过公有产权，直接执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控制的能力。私营企业的发展对共产党统治的“侵蚀作用”，有学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商品化”[2]。尽管如此，在中国，国家改造社会的程度仍大于国家反映社会的程度；国家机器和那些控制这部机器的人们，在决定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进程方面仍是决定性力量。二、私营企业主对关系网络的依赖我国的改革虽然进行了20多年，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国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一些重要的社会资源。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在进行着资源配置。在这种状况下，私营企业主更多地采用非制度化的手段，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得社会资源，导致私营企业主经商行为的政治化。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比之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群体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强关系在社会资源获得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费孝通先生在探讨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时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国社会特别注重关系，个人嵌入关系网络之中。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广泛存在着非制度化的互动规则和人际关系，李培林称之为社会潜网。它在一切现实的利益社会中都存在。这种潜网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效用互惠而达成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为解决交换中的纠纷而利用的更便利的手段。它“也表现为新旧制度化结构和新旧社会关系转换过程中的必然中介状态”[3]127、182。如果不研究个体层次上的这种经济社会交换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潜网，我们就很难弄清楚社会结构变动的基础动因[3]130。雅可博把关系看成中国政治的个人基础[4]，而魏昂德则将关系视作社会主义工厂里制度性文化的一个非正式方面，是一种工具性的个人纽带[5]。杨美惠通过对中国城市中礼物交换与私人关系的系统研究，认为中国的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构成了一种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的权力[6]50；并指出：“虽然关系艺术的当下目的是获得一些物质实利，但同时它对行政权力的微观技术发挥了一种颠覆性的作用。”[6]38杨美惠同时指出，这些私人网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充当中国式的某种市民社会或某种次生社会的基础[7]。黄光国发现寻求私人网络是中国社会中最为基本的权力游戏[8]。中小私营企业主由于处在权力制度架构之外，在经营活动中主要依靠自己的社会网络。他们不仅借此将个体与个体和群体联系起来，而且也联系着网络行为体活跃其间的组织和人群。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为了争取获得企业发展的政策空间，他们比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需要政治参与。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较少通过政治性的行动对政府施加影响，他们不愿或不能够将经济上的自主转化为有效的影响政治的力量，但他们在涉及到直接关系到他们利益的问题上努力影响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培育与政府、尤其是与地方官员的私人关系。由于政府行为最终表现为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因此政府官员个人观念与行为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政府行为的改变。虽然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深知这样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但当他们还不具备权力又想发展自己的时候，就会采用这种形式。这种社会关系有利于提高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能达成以其他方式不能形成的决定。这样，关系就成为一种影响政治的方式。三、非正式政治参与的各种途径根据实地研究①，目前中小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吸纳政府官员加盟私营企业，获得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现实生活中，体制外的私营企业要获得体制内的待遇要通过长期不懈的政治影响来逐步实现。目前政府权力可能经常会干预私营企业正常的生产和经营，这种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私营企业主渴望靠近权力，注重权力和关系的作用。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似乎合法又合理的方式，即吸纳政府官员加盟私营企业。于是一部分私营企业通过直接吸纳政府官员加盟企业，利用官员们与政府各方面的联系，降低私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分享部分体制内的政治资源，进而影响地方政治。吸纳政府官员到私营企业工作，是私营企业主低成本政治参与的方式。他们通过吸收政府官员加盟企业，聘请政府官员当顾问，一次性获得政府官员们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关系资源，拥有了代言人，获得了政治上的保护和社会承认。因此，很多私营企业主通过在本公司内部安排一个关键的来自上级管理部门的官员，将与官员的关系深深嵌入公司的组织结构中。这样，公司可以利用这位官员的关系产生竞争优势，运用非正式关系获得丰富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从而使企业获得发展。借助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企业主可以实现经济活动空间的最大化和政治风险的最小化。通过与政府官员的交往，私营企业主成功地与政府部门形成了一种利益联盟，极大地拓展了企业发展的空间，也进入了按照保护人原则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关系集团，纳入国家权力保护机构的保护里，对企业和企业主具有保护和增值功能。（二）努力培育与政府上层的关系，将其转化成政治资本，带入地方政治活动领域中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以试图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为重要途径，尽管私营企业主不愿或不能将经济上的独立转化为有效的影响政策的力量，但他们在涉及直接关系到他们利益的具体事务上努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