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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17远古巴渝展览引言巴渝地区是世界上少有的人类文化绵延不绝的地方。从巍峨的巫山之巅到幽深的长江河谷，从距今200万年到秦灭巴国，从简陋的石器到精美的青铜器，文明的足迹趟过这片广袤的土地。这里处处充满神奇。一条条高山大河像她的血脉，养育了无数的儿女，也为灿烂的文化输送了大量养分。经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断努力，现在我们有机会来感悟巴渝地区的远古历史和文化了。《远古巴渝》展览所见的文物，大多数都是最近几十年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我们可能从没有想到，历史并没有远去，她就在我们的脚下，与我们相隔咫尺红土，至今仍在散发着历史的体温！从这些或石或陶或铜的器物上，我们看到了历史前进的脚步，文化发展的脉络。零距离接触这些遥远的文物，我们惊叹于其承载的丰富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惊叹于那时人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奋发的精神。第一单元旧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将人类只会用打制的方法制造石器的这段时间，称为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是从猿进化到人以后，人类经历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人类历史的童年。旧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三、四百万年前，止于距今一万二千余年前，占人类时间长河的99%以上。现在我们知道，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匍匐大地到直立行走，人类的体质经历了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今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每向前行走一步，人类的大脑容量就增大一点，智能就提高一些。从茹毛饮血到烧烤食物，人类在漫长的摸索中，学会了取火和控制火，火改变了人类的饮食方式，进一步促进了体质的变化。从制造工具到狩猎采集，人类利用自然界的能力日益加强，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发展起了精妙的语言，构建起了有一定组织的血缘社会。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石器非常简单、粗放，石器的种类较少，但无论在选材、加工、工具类型以致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在不断变化中。除石器外，人类还广泛使用竹器、木器、骨器、角器等，并逐渐从山洞走出，懂得了营建住宅。那时的人类还只能靠自然界的恩赐，进行渔猎采集活动，专家称之为攫取型经济。人类的社会组织基本依靠血缘纽带维持，人群内部食物共享，地位平等，属于游团社会的性质。巴渝地区发现了许多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时代分布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都有分布，其人类发展序列相对完整，世界上少有，是研究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巫山人——东亚最早的人类对于自身起源的探索，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过脚步。在中国，继上世纪60年代云南“元谋人”发现后，新的更早的发现接踵而至，震惊世界，那就是“巫山人”的横空出世。1984年，人们在现属重庆市东部的巫山县庙宇镇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出产“龙骨”（传统中医对古代象、犀牛等哺乳动物化石的称谓）的洞穴，当地的许多人纷纷从洞穴里挖掘“龙骨”，据说这种骨头具有治病的神奇效果。挖掘龙骨的消息引起了中国科学院著名考古学家黄万波先生的注意，他很快组织了一个考古队去进行发掘，不久就出土了一些石器，虽然数量不多，但颇有价值。另外还有众多的脊椎动物化石，动物种类包括爬行纲、鸟纲、哺乳纲在内，总数超过120余种。1985年10月13日，考古工作者在龙骨坡的石灰岩洞穴内发现了一段人类的左侧下颌骨化石，上面还带有两枚牙齿，此后，又发现了一枚人类的上门齿。这是一个十分意外的发现，引起了科学家的极大兴趣。经研究，科学家将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18这批人类化石的主人命名为“巫山人”。巫山猿人化石所在层位经地磁测年确定为距今201～204万年，比云南“元谋猿人”还要早30余万年，是迄今我国乃至东亚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这一发现，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97年以来，考古工作者们继续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又发现了二十多件具有明确特征的石制品和大量人类敲砸过的动物遗骸，大大丰富了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巫山猿人的发现表明，三峡地区对探索人类起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科学研究表明：二、三百万年前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还没有抬升到现在的高度，因而长江三峡一带的气候比今天更为湿热，森林更加茂盛，生活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能够分布到目前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的三峡地区。三峡的气候环境非常适合于古人的生存。三峡与奥杜威大峡谷一样，是寻找人类起源的最理想也是最可靠的大峡谷。奥杜威大峡谷位于非洲东部，气候炎热，这里发现的人类化石是目前世界上最多也是最早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家也在三峡地区寻找到5种与人类起源有密切关系的灵长类动物化石。目前，科学家正沿青藏高原东麓、云贵高原、巫山山脉一带探求人类最早的祖先。南北文化的交流通道三峡地区横跨长江两岸，地理上处于我国南、北方交界的中间地带，南来北往的文化在此相聚，不可避免地带来交融和冲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烟墩堡遗址和铜梁文化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烟墩堡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名山大道二横路。从地形看，烟墩堡遗址位于长江的第四级阶地后缘、第五级阶地的前缘，海拔高程216米上下，地理座标为东经107°43′41〃，北纬29°52′18〃。1994年至199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在丰都县文物管理所的协作下，对烟墩堡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出土标本11309件，其中石制品1341件。烟墩堡遗址的石器从取材来看，与目前发现的三峡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特征一致，即石制品原料取自当地的砾石（河卵石）。人们利用这些遍地可拾的砾石，打制出各种形状的石器。其种类有刮削器（刮削动植物皮毛）、凹缺器、端刮器、砍砸器（砍伐植物、砸击坚果、动物骨等）、尖状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zhēn,制作石器时的垫具）等。烟墩堡遗址出土的遗物对于研究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该遗址的重要发现，被评为1996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76年，重庆市铜梁县在张二塘修建西郭水库，在距地表8米以下发现了一些石器，随即考古专家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以及印度象、中国犀、巨貘（mò）、水牛等哺乳动物化石和乌木、楠木、胡桃等植物化石。石器多达300余件，岩性主要是石英石，其次是燧石，以石片石器为主，可以分为石核（打制石器时剥片后留下的原料主体）、石片（从石原料上剥下的片状物）、石锤、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以石片石器为主。打片和修理基本上采用锤击法（一种打制石器的方法）。后来通过从遗址中采集的木炭进行测年，知道它距今约21550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铜梁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与涪江、沱江之间及盆地内同期其他地点发现的石制品有较大共性，代表一种新的区域文化类型，故被命名为“铜梁文化”。第二单元新时器时代中国大约从距今14000年前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正式迈入青铜时代，历时上万年。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的标志，它表明：人类不再完全向自然界进行索取，开始进行自主生产了。之所以叫做新石器时代，是因为这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19一时代广泛使用磨制过的石器，而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由沾土制作的陶器也已诞生，这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磨制石器、陶器是农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它们也是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新石器时代是一个氏族部落社会，经历了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两个阶段，其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大体平等。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人群内部的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等级现象开始出现，修筑了城墙，国家机器已经萌芽。这一切都显示文明的脚步已经临近。在三峡的高山大河里，孕育了西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发现了大巴山以南、巫山以西最早的陶片。在这山清水秀里，一个个新石器文化持续不断地生长了6000余年，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最完整的新石器文化序列。三峡，一头担着成都平原，一头连着江汉平原，于是便有了两种文化的正面交锋，于是便有了两种文化的彼此交流，于是便有了文化多样性，便有了灿烂。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两个独立的发展体系。在瞿塘峡以东的巫山地区，其新石器时代文化一度与湖北西部地区一致，后者的文化发展序列是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白庙遗存。而巫山以东的重庆大部分地区，随着近年来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文化变化的先后更叠也渐趋明朗，即玉溪下层遗存——玉溪上层遗存——玉溪坪文化——哨棚嘴文化。玉溪下层遗存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渔猎采集，此后峡江地区的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渔猎采集经济的主体地位逐渐下降。家庭形态方面，大溪遗址早期发现多人合葬墓，晚期则只有双人合葬墓，推测早期属于母系大家庭，而晚期可能已经变为父系家庭了。玉溪遗址的发现长江进入丰都县高家镇一带，江水折向北流淌。在河流的拐弯处，有玉溪河缓缓向西注入。在玉溪河口的两岸，分别是玉溪和玉溪坪遗址。大约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有一群原始人就生活在这里。从1999年开始，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经过4年的发掘，终于全面揭露了这个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延续到唐代的遗址。人们在发掘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地层（因人类活动或自然沉积形成的土层，一般来说，越往下的土层其时代越早）时，发现上部的地层主要是沾土，下部的地层主要是砂土，分别代表不同的时代，于是考古工作者分别称其为“玉溪上层”、“玉溪下层”。玉溪下层的地层中包含了数量惊人的人类抛弃的动物骨渣，以及数以万计的石制品，骨渣和石制品的堆积厚达5米，蔚为壮观。出土的动物骨骼经初步鉴定有水鹿、羊、水牛、狼、丽蚌、鱼等几十个品种，多为人们狩猎食用后丢弃的，这说明当时的居民过着渔猎、捕捞的生活。出土的石器看起来十分简单粗糙，都是就地取材，用江边的鹅卵石打制的，大件器物直接用完整的鹅卵石制作，小件器物则是用鹅卵石经手工剥离的石片加工而成，大部分石器都是打制石器，仅有少量的石斧磨制刃部，那时还没有见到通体磨光的石器。考古工作者认为，玉溪遗址应是一个石器制造场，这些石制品就是当时人类制作石器留下的。而且这些石器很可能远销外地。陶器稀少，主要有釜（fǔ，一种炊器）、碗、钵、盆几大类，其烧制温度较低，质地疏松，器形简单，显得非常古老，它们都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叫做“泥片贴塑”的技术制造的，具体说就是将粘土擀成一块块薄片，层层敷贴拼合成各种陶器。玉溪坪文化和哨棚嘴文化最初，人们在制作陶器时添加纹饰的目的，是使陶胎更加致密，使相互叠压的泥片结合更紧，以利于陶器的成型和稳固。后来，纹饰逐渐有了装饰的功能，人们从中获得了审美的情趣，有的纹饰也被赋予了原始宗教等精神生活的内容。施纹的方式除了拍印、压印、刻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20划、镂空等以外，还进一步发展了绘画的技法，这便是极具艺术价值的彩陶。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巴渝地区日趋繁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是长江干流两岸，还是嘉陵江、乌江等各大小支流地区，都有人类生存繁衍。在这一时期，巴渝地区有两种一脉相承的文化，那就是玉溪坪文化和哨棚嘴文化。其中，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玉溪坪文化是以丰都县玉溪坪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命名的。年代约为距今5000～4600年之间。玉溪坪文化时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处于发展的鼎盛状态，日趋强盛，对外的影响较大，从湖北西部的宜昌地区，到四川北部的山区，都可见到其留下的一些踪影。重庆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后，哨棚嘴文化继玉溪坪文化之后兴起。哨棚嘴文化的遗存在重庆峡江地区数量非常多，但分布范围较玉溪坪文化时有所收缩，主要是受到东边的石家河和西边的宝墩两个高度发达的文化的挤压所致。哨棚嘴文化约从距今4600年延续到夏代初期。大溪文化以瞿塘峡为界的峡江东部地区以及江汉平原，在距今5、6千年前分布的是大溪文化。大溪文化的命名地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大溪遗址，它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大考古发现”之一，是大溪文化深入峡江地区的桥头堡。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峡江东部地区以及江汉平原，与瞿塘峡以西的重庆土著新石器文化差异明显，时代约为距今6000多年至5000年前。在重庆的巫山县，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欧家老屋、人民医院两个大溪文化遗址。大溪文化墓葬多屈肢葬，是该文化的特殊葬俗。重庆东部的大溪文化又具有一定的自身特征，其经济形态也与江汉平原完全不同。大溪遗址是大溪文化分布的最西界，对于研究瞿塘峡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