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

1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2012年09月18日来源：《思想》作者：钱理群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去世70周年的回顾鲁迅在100年前(1903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引人注目地引述了德国思想家尼采的一段话：“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这是一个不祥的预感，似乎预告了鲁迅一生的命运，以及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处境：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先行者。一、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日本时期：“别立新宗”，“立人”而“立国”鲁迅的思想、文学活动是于20世纪初在日本开始的：1903年、1908年间，在留学生刊物《浙江潮》、《河南》上先后发表了〈说鈤〉、〈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六篇论文。在此之前，鲁迅在有着古越文化与浙东文化的深厚传统的故乡绍兴度过自己的童年，既感受到了传统社会和文化的落后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2的内在魅力，同时受到民间文化的薰陶，打下精神的底子，成为他生命中永恒的记忆。而在社会开始发生动荡，故家日显败落，意味着社会变革临近的19世纪末，鲁迅既被现实所迫，又是适时地离开家乡，“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学习时，找到了西方“新学”的新天地，特别是进化论学说，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民族危机感与变革图强的热情。和大多数留日学生一样，他是到日本这个向西方学习的“优等生”这里来寻求民族与个人的出路的。但在鲁迅留日期间，日本的思想文化界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中日战争结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体制的最终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病也开始出现。日本的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全民族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充满信心与膨胀的热情的时候，却因产业社会的病态而充满着怀疑与恐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以矫19世纪文明而起”的尼采、齐克果、斯蒂纳（MaxStirner,1806-1856）的思想，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同样敏感的鲁迅立即抓住了这样的“神思宗之至新者”：一方面，这些思想家对西方文明的怀疑与批判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因此和“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知识分子明确地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鲁迅又并没有像另外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怀疑而走向对东方传统的无条件的认同。因此，尼采等人的思想，在鲁迅这里具有双方面的意义：既是他所直接面临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的武器，同时他也藉助这些西方3思想的新发展，对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工业文明的道路进行独立的检讨。而这背后，正是隐含着鲁迅的问题意识：从批判的层面说，就是如何既要批判东方传统，促进民族的现代化，又要对西方现代化道路进行质疑，拒绝全盘西化；从建设的层面说，就是如何完成现代民族文化的重建，现代民族主体的重建。于是，就有了鲁迅贯其终生的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道路与目标的确立：“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里，既表现了宽阔的胸怀与眼光，以“世界之新潮”与“故有的血脉”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石，同时，清醒地看到，一切文化形态(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传统文化)都是“偏至”的，既有其独特的价值，同时又存在着“偏颇”，因此，他拒绝一切文化神话，把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重心，放在独立创造上，即所谓“别立新宗”：继承与拿来，都是为了创造；要为中国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价值，终极性的理想。在鲁迅看来，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由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所决定的。据此，他又提出了“立人”以“立国”的理想，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里，提出了“立4人”(争取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与“立国”(建立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两大目标，而以前者为后者的前提与基础，显然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其背后则隐含着既能治愈东方专制病，又避免西方现代病的期待：这几乎是几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情结。沉默10年：回到古代和民间1908年鲁迅发表了半篇〈破恶声论〉，便于次年回国，辗转于绍兴、杭州、南京与北京，其间经历了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直到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整整沉默了10年。如他自己在〈《呐喊》?自序〉里所说，他在寂寞中“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青春时期的英雄梦破灭以后，就“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这一时期鲁迅主要从事整理古代典籍的学术工作，而其对古籍的辑录，是“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的，这表明，他所谓“回到古代”，就是沉湎于魏晋时代，浙东文化。而所谓“沉入于国民”，就是沉入故乡民间记忆，咀嚼生活于其间的普通民众的悲欢。由此形成了研究者所说的鲁迅所特有的“魏晋参照与魏晋感受”，即是对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的黑暗和内在的本体性的黑暗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形成了他独特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在“五四”以后写作的散文诗集《野草》里，更有淋漓尽致5的表现)。这既是他最终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动因，更决定了他必然地要显示出他自己的，不同于其他“五四”参与者的鲜明特色。五四时期：对启蒙主义话语和实践的复杂态度因此，鲁迅绝不可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一运动的真正“主将”陈独秀有一个回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而鲁迅的“独立价值”，主要表现在他对“五四”的“启蒙主义”话语和实践的复杂态度。他确实为启蒙而写作：他的故乡民间记忆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发，喷涌出《呐喊》、《彷徨》等几本书里的小说，以揭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而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又以杂文的形式，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他的特点有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汉朝以后”，特别是“宋元以来”的“业儒”；而且关注在现代中国现实中的实际影响，意义与实效，即所谓“儒效”。因此，他猛烈攻击6“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的儒家伦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其内含的价值理念，正是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同时展开的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反省，“改造国民性”成为鲁迅终生关注的思想文化命题，是鲁迅思想中最具特色、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部分。但他从一开始就对启蒙的作用心存怀疑。因此，据周作人回忆，对《新青年》鲁迅最初“态度很冷淡”；而且在钱玄同向他约稿时，他就对启蒙主义提出了两个质疑：“铁屋子”单凭思想的批判就能够“破毁”吗？你们把“熟睡的人们”唤醒，能不能给他们指出出路？因此，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他在一封通信里，对学生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学界纷扰”，出乎意外地给予了冷峻的低调评价：“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到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的大屠杀中，目睹年轻人的血，他更是痛苦地自责：自己的启蒙写作，“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不过是充当了“吃人的宴席”上“做这醉虾的帮手”。但他又表示，“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在坚持中质疑，又在质疑中坚持：这样的启蒙主义立场，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确实是非常特别而独到的。“五四”以后：和学院派的决裂7在“五四”后的1925、1926年间，由女师大风潮引发了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后者是一批自命“特殊知识阶级”、社会精英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学院知识分子。关于这场论争的具体内涵，我们在下文会有进一步分析；这里要讨论的是，论争对鲁迅思想与选择的影响：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那些作为知识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异类；他更恐惧于在实现学院体制化过程中，会落入“许多人”变成“一个人”、“许多话”变成“一番话”，思想文化被高度一体化的陷阱中，这就会导致知识分子独立个性、自由意志和创造活力的丧失。他因此宣布：“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怎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这是自觉地将自己放逐于学院的体制之外，还原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由的生命个体。于是，在1927年4月，鲁迅离开广州中山大学，并于这年10月作为自由撰稿人定居于上海：他最终从学院走向了文化市常一到上海，鲁迅就发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他们自觉地站在“平民”这一边，反对来自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奴役和压迫；他们坚守自己的彼岸理想，“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这显然是鲁迅的自我选择与定位。最后10年：在“横战”中坚守思想的独立与自由8在上述演讲的结尾，鲁迅特意提到了“思想的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的问题。这正是预示着他的思想与实践活动的某些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他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革命实际运动的支持，并共同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这正是前述他在国共分裂以后对启蒙主义的质疑，以及“真的知识阶级”立场的选择的逻辑结果。鲁迅曾说，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对鲁迅启发最大的，或许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阶级分析的方法。鲁迅早就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历史与现实中的人奴役、压迫人的现象，他曾经用“弱者”与“强者”、“幼者”与“长者”、“愚人”与“聪明人”、“下等人”与“上等人”……这样的系列概念，来概括他所感受到的压迫和不平等。后来，他回忆说，他正是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和被压迫者１他说，这是“一个大发见(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黑暗，煮东西。”因此，鲁迅接受唯物史观，并有豁然开朗之感，是顺理成章的。而这样的接受又直接影响了他的现实立场：他一贯坚持的“为平民说话，为被侮辱、被损害者悲哀、叫喊和战斗”的立场，现在有了更鲜明的阶级内涵，即“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而努力争劝工人、农民”的“真正解放”。他因此充分肯定了革命运动的合理性：“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而他之所以9愿意推动左翼文化运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就是因为这样的文学“和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因此，最后10年的鲁迅的思想所坚持的，必然是一种体制外的批判立场，这是有别于胡适及其朋友的体制内的批评的。他首先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用“党国”一词概括了“党即国家”的实质，这是与“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一脉相承的；鲁迅正是坚守了他一以贯之的“反专制，争民主、自由”的立常鲁迅同时注意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1930年代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发展。鲁迅依然坚持他的“立人”理想，以批判、怀疑的眼光烛照许多人顶礼、膜拜的现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荣、发展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其中有三大重要发现。首先他在1930年代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中，都发现了“半殖民性”；也就是说，中国193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半殖民地化相伴随的。鲁迅更在现代都市文明中发现了新的奴役、压迫关系的再生产，“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资本的名义下继续排下去；因此，一切为新的奴役制度辩护的谎言，在他那里，都会受到无情的批判。而鲁迅最为关注和痛心的是，他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