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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群体事件“热”的原因内容摘要：群体性事件的“火热”，不是表面显示的那样简单。以批判性的思维去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包括事件所处的社会背景，政府的态度，媒体的所发挥的作用，群体的从众心理—盲从，随大流，人云亦云等，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关键词：批判性思维，群体性事件，社会背景，政府态度，官僚主义，媒体，大众，盲从心理最近几年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大媒体纷纷围绕此话题进行一系列的跟踪报道，相关论坛、博客，更是讨论的热火朝天。但是用批判性思维的观点去看待事件的报道及公众的反映，便会发现媒体报道的缺陷性，大众讨论的局限性、狭隘性，而且大多数缺乏辨思能力，只是关注事件表面，盲目跟风，人云亦云，并没有从深层次去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在现代这个多元的社会，很多事情不像表面上看的那样简单，真相往往被掩盖，事实总是被扭曲，人性难免会被丑化。而造成这一切的深层次原因，却鲜有人关注。如果稍微有些批判性的思维，便会对如此“火热”的群体性事投以更多的目光，思考更深的问题，追根溯源。为什么发生的频率这么高？社会上的反应怎么如此强烈？媒体报道是否真实？群众是不是有自己的思考，是否只看到表面？这都需要我们用批判性的思维去分析。所谓的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基于充分的理性与客观事实，即充分的理性和事实、而非感性和传闻来进行理论评估与客观评价的能力与意愿，它不为感性和无事实根据的传闻所左右。【1】可是很多人却忽视了这种思维能力，而总是选择随大流。仔细比较这几年越发频繁的群体性事件，从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事件，到2009年湖北的“石首事件”、“通钢事件”、南康事件、浏阳镉污染事件，到2010年的抢盐事件，再到2011年小悦悦事件、长江大学学生与教授下跪事件，还有这几年越闹越凶的医闹；便可发现其中的许多问题。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内幕与辛酸!而如此之频繁的发生，正是多种因素综合一起的结果。这里面既有所处的社会背景带来的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及政府的置之不理；还有媒体网络的推波助澜；更有广大群众的盲从心理，随大流，缺乏批判性思维，被少数人牵着鼻子走。一、所处的社会背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社会性质、社会结构。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面临着更多问题。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大时期，其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经济成分、价值观念和利益格局出现了分化，各种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显现。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2】而且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论，事物总是处于变动中的，没有永恒不变。不容置疑，社会和谐的现代性也不是一种静态稳定，而是一种动态均衡，是冲突化解之后人际协调与利益平衡的过程。很明显，当下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必然，也是变革时代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调查显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改革是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众多领域，会使中国发生巨大的改变。可是大多数事物都具有双面性，在享受其有利一面的同时，我们也经历着转型期不可避免的各种社会矛盾。对任何一项改革来说，总会有获利的一方和受损的一方。因此，每起群体性事件会因自己的利益诉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具体目标，或是权力机关、政府机构、某一单位、某个集团，或是另一部分群体甚至是某个人，但最终都会回归到解决其特定的利益问题上。【3】而且，在体制转轨阶段，社会分配上的分化日益加深，弱势群体越来越明显，农村、乡镇、城市的分化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也在加剧，各个方面的差异加大，以致原先的整体社会似乎出现了显著的“裂痕”。分析这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基本上围绕着民情、民生，环境，交通，教育，政府等方面。涉及有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的问题，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引发的矛盾，城镇居民的生活保障和福利的问题，劳资纠纷的问题；还有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少数地区为求经济发展而以环境为代价；还有一些交通管理、交通事故的问题；另外，政府、执法部门处理事件不当引起群众的不满的问题；甚至是教育改革，企业改制等问题。如此复杂的形式本来就易形成群体性事件，在加上相关政府和部门的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对受苦群众的苦难置之不理，不闻不问。从而使得群众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甚至一些地区和干部为了所谓的高政绩，即GDP的高增长，违背相关国家政策，不顾群众的利益，硬性推行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4】还有，一部分干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公正形象，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而使得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冤”也无处申，最终导致“民怨堰塞湖”，将他们逼上“绝路”。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事件，人群均聚集在政府机关大楼，一些犯罪分子趁机实施打、砸、抢、烧的破坏性行为，这些都与政府的拖拉，敷衍群众有莫大关系。在“瓮安事件”之前，当地出现各种矛盾，而搬迁移民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企业改制等敏感议题层出不穷。可是地政府却未能及时地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积压矛盾，反而都被采取“掩盖”、“拖延”的方式。最终“初二女生的溺水”使得积怨全面爆发，酿成不可估量的瓮安事件。而云南的“孟连事件”事件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际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社会安全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还有，2009年湖北的“石首事件”、“通钢事件”、“南康事件”、“浏阳镉污染事件”等，也牵涉到政府。“石首事件”是饭店厨师意外死亡，结果政府处理不当，而酿成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而在吉林“通钢事件”中，富有戏剧性的是政府在3小时内作出3份决议。再看江西“南康事件”，起因当地政府并未重视并及时疏导家具业主们的不满情绪，未能有效征求家具业主的意见和要求，最终导致了数百上千人在市政大楼集体上访、堵塞国道、砸乱掀翻警车事件的发生。而在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中，某化工厂2004年建成投产后不久即因非法生产导致周边镉污染，附近居民一直向当地和上级政府反映该问题，但有关部门这五年间始终未采取得力的治污行动，直到酿成上千村民围堵镇政府和派出所事件的发生。而前不久荆州区发生的长江大学教授学生于政府门前下跪的事件，就与“浏阳镉污染事件”颇相似。同是因为临近工厂的污染，而诉求当地政府，却得不到回应的无奈之举。从上面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当前的社会形式复杂，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包括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保维权、劳资纠纷等，且各种矛盾越演越烈，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这些都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密不可分。比较分析可知，社会矛盾的实质是利益冲突，绝大多数都是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利益个体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唤起政府的关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政府的确认和保障。可是，在向政府申诉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是相关部门的一再地敷衍。而且不少官员都默认着一种潜规则，即“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上访群体的人数越多，声势越壮大，给政府的压力越大，当政者就越重视。这种潜规则使得群众处事方式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带来了恶劣后果和严重危害，给大众一种错误的观点，“当自己的权益受损时，‘正当’的方式已得不到任何回应，还非得闹一闹！”。二、媒体在事件中的角色当代的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更是一个信息高速发达的社会。各种媒体、网坛、博客冲刺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不用出门，就能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媒体、网络的发展，让信息传播的速度犹如光速般快，使得我们总能在最短时间得到最新信息。可以这样说，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消费方式，我们也越来越依赖于这种获得信息的方式。而从批判性思维去看，即进行杜威的“反省性思维”，便会发现这种传媒的严重问题。我们日常的信息来源几乎全部来自媒体，形成媒体的垄断，媒体说什么，我们便信什么，而无丝毫的怀疑。正是由于这种过度的信赖，使得我们对已经失去部分真相的事件仍深信不疑。所以，从媒体角度而言，它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媒介，不论其传播的是真实的情况，还是已失真的事情，都会给大众带来极深地影响。【5】从最近发生的群众性事件来看，当媒体以真实态来反映事件本身的情况时，特别是有关于一些道德观念的事件，或多或少会给大众带来警示和深思，就像最近在媒体、论坛上闹得火热的悦悦事件。首先，从报道真实性分析，视频来源于道路上的监控，不会有太大的造价性。再从事件的根源分析，为什么19人路过，却只有最后捡垃圾的阿婆去救小悦悦，而且前后的两辆车相继从小悦悦身上无情的压过？在这里，我们着重点不是去批斗那些漠然的人们，而是去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此事件前，卫生部刚颁布了关于救助摔倒老人的正确方法。而此项报道，正是基于一司机在道路上救助一摔倒老人，反而被老人家属告上法庭，被判赔偿相关医疗费，最后是路上的监控视频洗去了司机的“冤屈”，而让好心的司机免于灾祸的事件；还有2006年因为扶起被撞到的老人却被判罚13.6万元（最终赔付4万元）的“彭宇案”以及2009年天津车主许云鹤扶起倒地老人反被起诉事件，这些可以说是媒体的真实报道，不添加任何虚假成分，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传播，在社会上引成了巨大的反响，在人群中激发了激烈的争论，动摇了人们的基本道德观念，原本的做好事一定会得好报的信念变成了做好事反自尝恶果的深信不疑。这些作为一种负面的“权威效应”形成一种条件反射，让人们在救人之前先考虑明哲保身，甚至是不闻不问，更谈不上去解救别人了。为什么？因为都怕呀，怕惹祸上身，怕做好事反而自讨麻烦。可以说，这时的媒体传播在这些事件中，让后果扩大化，让事件影响深度化，甚至是造成了一场有关道德的深刻辩论，及人们在以后类似情况下的漠然，更深地来说，是对还要不要做好事的怀疑。真实的报道已经带来如此的影响，更不用说一些有失真相的报道。有些媒体，为了博取公众“眼球”，而将事件夸大化，虚假化，甚至为了抢占第一事件报道的先机，没有将事情调查清楚，就凭着事件表面，盲目报道，从而带给大众一种完全背道而驰的印象，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就比如这几年越发严重的医闹，其中媒体需要担一部分责任。在有关事件的报道上，媒体的确没做好自己的工作，只是盲目追求最高收视率、点击率。在某市一医院医生在医院失火期间丢掉患者逃生的事件报道上，媒体过于夸大，忽视其背景和真实情况，而让广大的医疗工作者背了不该有的骂名，甚至是大众对医疗事业信心的丧失。而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患者刚进行了手术，打过麻醉药，且万不可轻易挪动，不然会使得刚缝合的伤口裂开，过度失血；这时候的患者身体极度虚弱，经不起一丁点的闪失，所以医生是在万般无奈下离开逃生的，可是媒体对此丝毫没报道，甚至是掩盖。最终，医疗事业受到严重打击，医闹也越来越多。而曾今在大众心中的神圣职业蒙上了污垢，曾今的白衣天使变成了恶魔，曾今受到敬仰与尊重的医疗工作者受到唾骂，不得不在工作时为了躲避群众的暴力而戴上头盔，这些事多么的无奈与可悲！可是影响已经造成，要想恢复，是万般艰难，就如同一张白纸上画上印痕，即使在怎么努力去还原白纸的纯净，也会留有痕迹。所以，媒体对群体事件的产生和推动而言，有着极深地联系，要想去减少相关事件的发生，媒体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三、大众的相关心理在这些群体事件中，参与群体与受众群体并不是一种组织严密的正规化群体，而只是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甚至是信息的需要和娱乐需要而聚合在一起的无数个体。如勒庞所说，“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6】他指出，“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