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特色

比较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特色在宋词发展史上，苏轼和辛弃疾同被称为豪放派词人，他们的词都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苏轼为豪放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辛弃疾把豪放词推向高峰。他们都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用词娱乐、抒写男女恋情及离愁别绪的传统，扩大了词的意境；丰富了宋词的语言和表现力；他们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博大的胸襟、奔放的情感、真挚的情怀，开创了豪放一派，奠定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苏辛同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二人的豪放词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但是，由于两位词人所处的时代、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思想性格、艺术追求的差异；使苏词和辛词表现出的豪放之气风格迥异。正如王国维所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人间词话》）〔1〕何谓“旷”？何谓“豪”？郑骞更进一步阐释：“旷者，能摆脱之谓；豪者，能担当之谓。能摆脱故能潇洒，能担当故能豪迈”。“能摆脱，故凡事总由窄处往宽处想”，苏轼就是这样。虽屡遭贬谪，如被流放到澹州、惠州等荒凉之地，而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中，却能“吟啸”、“徐行”，视若等闲，无丝毫窘迫畏缩之态；“一蓑烟雨任平生”，表明词人已彻悟人生旅途中与风雨相伴为必然之事。这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能担当，故凡事虽由宽处往窄处想，甚至窄到无地自容，无处可走”，辛弃疾正是如此。他南归后，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恢复大业，却始终不能亲到前线；最后到了镇江任知府，正筹划抗金大业，就又被调离原职。所以，辛词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沉郁情结。尽管他政治上的风波远比东坡要少，但那份豪气中所露出的无奈却远胜于东坡。正如《菩萨蛮》（书造口壁）中所表达的：“郁孤台下清江水，蹭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故苏轼能以一种超然旷达之怀抱，俯仰人间，求得自身之安顿与排遣。虽境遇钝迟，而处之坦然，即去国离乡之感，亦殊觉哀而不伤，故“词极超旷，而意境和平”。而辛弃疾却能以一种豪迈执着之怀抱，挺然特立，昂首开步，如松柏之凌霜傲雪，不向环境屈服。视过去、现在、未来为真实，甚至耿耿于怀，时假歌词，以发其不平之鳴，以及其抑郁无聊之气。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一、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差异（一）内容方面1、题材苏轼是第一位对词的内容题材做了大面积改变的作家，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所以刘熙载说：“东坡词似是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艺概·词概》）〔2〕后人常用“以诗为词”来概括苏轼的特点，着眼点也主要在题材和内容与诗的相似性。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他以写诗的超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苏轼对词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改革，最终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苏轼在词中表现出辞气激昂，境界阔大之旷达的气势。词到了辛弃疾时，他在继承苏词豪放词风的同时，把词引向比苏轼更广阔、更激荡的现实。他的词纵横挥洒，慷慨激昂，有的抒写恢复中原的雄心，有的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有的歌颂祖国山河的壮丽，有的写田园生活的幽静，但热爱祖国是他一生创作的基调；使词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辛词艺术上的独特成就表现在雄奇阔大的意境的创造上。辛弃疾发挥了词在抒情、状物、叙事、议论等各方面的功能，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经传、辞赋等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对豪放词做了更深的开拓和大力的发展，把词提到了新的高度。辛弃疾是南宋词坛上豪放派领袖。辛弃疾的豪放词风透露出更丰富的内涵和底蕴。他的创作给了我们许多另外一些词人所没能给予的东西。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上片即景写实。通过写景，一方面寄托词人豪情壮志，同时亦为英雄人物出场造成雄壮气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起三句写出了声势浩大的长江，大浪滚滚，向东流去，卷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人物，他们象滚滚东流大浪，一去不复返了。作者登高眺远，点出江流浩荡，高唱入云，无穷兴亡之感形诸笔端。作品开头，便把大江和古代英雄合写，把沉郁的心情与豪迈的气概融为一体，使全词笼罩了一层豪迈激荡之气，沉郁愤懑之情。英雄不见了，这是令人伤感之事；长江波涛汹涌，这是令人振奋景象。江山人物合叙，更显风格雄浑、苍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两句承上启下，呼应开端，又勾起下片。上片重写江山；下片则紧承“豪杰”二字重写人物。“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句是用以突出周瑜少年英俊，使这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将领形象跃然纸上，表现出周瑜的英雄气概。“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最后一句词人于天地之中顿生达悟，既然人生如梦，何不洒脱情怀，复归于沉静，旷远；表现出一种旷达的气度。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前二句写得气象阔大，笔力道劲，为全词定下一个基调。正如唐圭璋先生所云：起句浩荡，笼罩全篇，包括山水空阔境界。这首词作者抒发了抗金壮志无人理解，不堪大好年华，在国势风雨摇中虚度的悲愤心情；同时抨击了那些一味求田问舍、对国事漠不关心的人物。既写了有家难归的乡思，又抒发了对异族入侵的仇恨和不思报国的南宋朝廷的激愤。写得悲凉慷慨，沉恨塞胸。陈延焯评价说：“把吴钩看了三句，写情事尤不堪，沉恨塞胸，一吐之于纸上，仲宣之赋无此慷慨也。”这两首词是他们豪放词风的代表作，题材都是登临怀古。前者雄奇的景物，怀古的豪情，造就了旷达超逸的艺术风格。它超越历史时空，旷达高远，怀古是追慕前代英雄的千古丰功伟业，基调明朗开阔；而后者抒写词人在夕阳景色中自己孤独忧愤的心境，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慨溢于胸中，怀古是抒发自己胸中的抑郁悲愤的豪情。2、内心书写方式苏轼和辛弃疾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也都受尽了现实的迫害和打击。苏轼反对新法、遭“乌台诗案”，三起三落，一生漂泊，暮年投荒，经受无数的磨难，辛弃疾则一度戎马，终被投闲置散，不得重任；这种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在他们的词中都有所流露。但苏词对内心痛苦可愤慨的抒写是隐蔽的、含蓄的；苏词种种忧郁的情绪总会在词人超脱和达观的心态中被排除和化解，最终也会表现出坦荡潇洒、乐观的情怀。“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从中可以看出词人健康开朗的思想情绪。作者通过想象设问，展现中秋月宫琼绝尘寰的奇景，再从景物的自然更迭引到人事的流转变迁，以自然境界的清澄辽阔反映出作者思想境界的开朗廊达。语言脱却柔靡，不落俗套，是历来中秋词中意境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首。辛词则不然，其抒写痛苦和愤慨是溢于言表的；所流露的悲愤和哀痛总是那么悲壮、深切，那么激越、苍凉!读辛词，自有一种热血奔涌、悲壮慷慨、甚而至于潸然涕下的激情，英雄末路的无限孤独和对现实的怨愤溢于言表，那种孤独和怨愤，是不能排除也是无法排除的!“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神州毕竟，几番离合”。(《贺新郎》)满腔怨愤，悲壮慷慨。“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魂没，弦解语恨难说”(《贺新郎·赋·琵琶》)，如呜咽悲歌，感慨悲凉。说到底，苏词中的悲愤和痛苦，毕竟只是苏轼个人怀才不遇情绪的表露，加之苏轼固有的开朗和放旷的性格，自然会有苏词旷达、飘逸的风格。而辛词中的忧愤之情，悲伤之意，远非辛弃疾个人之悲痛。辛弃疾一生以报国为志，却被投闲置散，一腔爱国激情无处可发，他的忧愤不只是从个人得失出发，而与当时的民族灾难是一致的，故有辛词沉郁、豪迈悲壮的风格。辛词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笔触描写。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其词有了很广阔的社会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辛词所承载的内容，远比苏词要沉重、深刻!（二）形式方面苏轼在语言上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不受格率限制，字由心生，形成联贯流畅的风格；不似柳词的俚俗，更没有花间词的脂粉气，而以清雄韶秀见长。苏轼用词自然流畅，读来清新，苏轼有着豪放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情感这一切都在清新流畅、处处生春的语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如《浣溪沙》五首中，作者置身于这种“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的丰收环境中，心中充溢着无限的喜悦。这一组词，笔调极明快，写来生意盎然，兴会无穷。作者勾勒出了一幅农村耕织图，他把鸟苔虫鱼草木等自然风光，还有男女老幼活跃的姿态，都细致而有声色地写进词中，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词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丽浪漫的把酒赏月的美丽风景画面，色彩浓淡有致，画面动静相宜，有作者人物、有朱阁绮户、有青天橙月、有月宫的琼楼玉宇的静物实景；又有清风吹拂、有月光“转”“低”“照”；有“把酒”相“问”、有“起舞弄影”的动感镜头，更有生动的言语表达和内心思想活动的虚实写照。全词情感真挚而又情景交融，韵律激昂而又气势豪迈，结构严谨，用词干练，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技巧和浪漫豪放的词风，表达了作者宏大的报国志向，对国家、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不贪权贵、正视现实、脚踏实地、胸襟宽广的无私奉献精神。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大量使用散文句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辛词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用典，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一连用了五个典故，正是运用这五个典故，寄托了词人对南归四十三年的沉痛经历的总结，是他才兼文武，富于韬略的突出表现。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语言以少胜多的作用和词的精炼性、含蓄性。辛弃疾不仅打破了诗词界限，并达诗词散文合流的境界。并且用韵绝不限制，不讲琢雕，随意抒发，形成一种散文化人歌词。（三）风格方面同样的豪放风格，在苏词和辛词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苏轼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屡遭贬谪，当时的恐悸、孤独、苦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能彻悟人生，乐观对待生活，这使他的词有一种旷达的超脱气势，表现自我疏狂不羁、潇洒飘逸的旷达情怀；能感觉出词人高旷博大的胸襟。辛弃疾因国家仇民族恨的长期压抑，使他的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妥协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决定了他的词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的风致。苏轼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与离情相思，而是以一种超然旷达的乐观精神，抒写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等等。作者在词中表现出苦乐随缘、开朗乐观、意存归隐的人生态度和旷达超脱的胸襟。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写于被贬黄州时期，三年的谪居生活，长官同僚的厚待，乡野村夫的尊爱，亦能略略慰藉他那颗孤独受伤的心。东坡的心从刚被贬谪的绝望中逐渐苏醒，心态变得缓和、宁静。《定风波》一词正好反映了这一点，全词是紧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一主旨展开描写、抒情的。“穿林打叶”的雨声说明风急雨骤，“何妨”表现了词人的淡定，映称词人的态度是那么从容不迫，潇洒自得，且吟且啸，徐步向前。“竹杖芒鞋”表明了他着装的轻便与简陋，更重要的还在于他那种冒雨徐行的心情，他认为竹杖芒鞋还轻快胜于骑马，可见他对风雨的无所畏惧。“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进一步写出了他的旷达与倔强，并将自然界的风雨与人生道路上的风雨联系起来。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