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及其在作品构成中的意义

-1-《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及其在作品构成中的意义内容摘要摘要：本文将《儒林外史》中的二十多对兄弟形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几对兄弟形象进行抽样个案分析，以凸显《外史》中兄弟形象的成就及作者致力于此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外史》中的兄弟形象进行分类：从家庭伦理角度将他们分为鹡鸰型和参商型两大类，并从中可以看出吴敬梓对鹡鸰型兄弟满含褒扬之情，对参商兄弟予以无情的贬斥和讥讽，表明他对友悌理想、对温情和善的兄弟关系的向往及其幻灭。从性情和行为方式将《外史》中的兄弟形象分为类同型与类异型两类，强化审美特质，加大了作品对兄弟形象刻画的力度。本文认为，吴敬梓之所以创作出如此众多的兄弟形象，是因为他寓藏着难以释怀的兄弟情结，这种兄弟情结的形成与吴氏先辈的友悌行为、吴敬梓“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亲身经历以及社会上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恶俗是分不开的。兄弟形象在《儒林外史》独特的叙事结构中，不仅贯穿着“反功名富贵”、“倡文行出处”的情节结构的明线，而且起到了连环套结，推动小说一环一环向前发展的作用，使整篇小说神聚而形不散，人物故事层面关联紧密。而兄弟形象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凸显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使读者对封建社会末世宗法血缘关系终抵挡不住功名富贵的诱惑、伦理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更加痛心疾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伦理道德的失范与紊乱。《儒林外史》能过兄弟形象刻划对伦理关系的理性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其启迪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发展观，确立符合经济时代的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以德治国，以解决当前的道德滑坡现象，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关键词:兄弟形象兄友弟悌兄弟参商道德导言(一)选题的价值及研究视角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儒林外史》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蕴含于内的学术史价值(士文化源流等)之外，它在思想艺术、社会生活各方面均极突出：它富有理性的内容与独特的选材视角，“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结构，“生活流”式的叙述方法，深刻而含蓄内敛的笔法，尤其是其讽刺艺术，向为世人称颂，并对后代作家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如鲁迅等)。-2-我们认为《儒林外史》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高度的历史认识价值，在当今社会还具有现实的价值，其反映的伦理道德危机的主题对当代社会仍有着令人深省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参考。两个世纪以来，《儒林外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很少关注到兄弟群体(包括同胞兄弟和族兄弟)，并将其作为一个类型或整体来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将《儒林外史》中的二十多对兄弟形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结合吴敬梓的家世和自身经历，把这些兄弟划分为鹡鸰型与参商型两大类，并且作出伦理评价，揭示吴敬梓友悌理想的幻灭。同时，将《儒林外史》兄弟分为类同型和类异型两类，强化了审美特质，加大了刻画的力度。(二)与本论题有关的研究成果综述《儒林外史》自成书之初，对其研究主要是在传抄、印刷过程中通过“序”、“跋”、“识语”等形式来进行的。近代研究，始于辛亥革命前夕，当时西学东渐，维新派人士受其影响，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小说，一批学者(如梁启超、韩邦庆、邱炜爰、天僇生、黄摩西等)认识到了《儒林外史》的价值、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纷纷发表了评论。开创性的同时，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和胡适等人也竭力提倡白话文学，他们(特别是钱玄同)充分肯定了《儒林外史》在白话文学方面的价值(陈、钱二人还同为汪原放标点本《儒林外史》(1920)写“新叙”)。胡适发表了许多评论，他认为《儒林外史》同《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一样都是“活文学”，是“模范的白话小说”：赞扬作者“写人物的画工的本领”，认为《儒林外史》“开一种新体”，后来南方许多讽刺小说都学《儒林外史》，是“《儒林外史》式的”；吴敬梓“见识高超，技术高明”，是“我们安徽的第一大文豪”等等。胡适撰写的《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发现并介绍的《文木山房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此同时，鲁迅先生以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与艺术眼光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展开了极深刻的研究。他认为《儒林外史》在内容方面“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创作态度上“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盛称其艺术上“整而能谐，婉而多讽”，“迨《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认为《儒林外史》是具有“永久”意义的“伟大”作品。在鲁迅之后，茅盾、张天翼、王璜、钱钟书、赵景深、季羡林等人都写有评论文章，一些文学史著作中也多有论及。建国以后，《儒林外史》的研究格局进一步活跃，出版的重要著作有: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1954年)、王俊年《吴敬梓与(儒林外史》》(1980年)、陈汝衡《吴敬梓传》(1981年)、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1984年)、《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陈美林《吴敬梓研究》、孟醒仁、孟凡经《吴敬梓评传》、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综览》、陈美林《吴敬梓与儒林外史》(1991年)等等。其间，何满子、吴组缃、宁宗一、何泽翰等人也发表了重要文章。其中与本论题研究有关的专著，如陈美林的《儒林外史人物论》(1998年)，分论了《儒林外史》的主要人物。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3-化》(1995年)，则从士文化角度出发，将《儒林外史》人物分为四个类型，对本文所涉及的大多数兄弟人物进行了分析。除了研究资料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外，《儒林外史》研究的视角也在不断地拓宽，如关于《儒林外史》主题的重新审视，关于《儒林外史》类型特征的研究，从“史传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儒林外史》，尤其是从宏观的文化演变的背景下来研究《儒林外史》。张国风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儒林外史》，走出了跨学科研究《儒林外史》的新路子。(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及重点难点本文着眼点在于对《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进行系统的研究，按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包括伦理道德的鹡鸰型与参商型，审美艺术的类同与类异。力图揭示吴敬梓创作如此众多兄弟形象的动因，兄弟形象对深化《儒林外史》主题的作用，以及对当今社会道德危机的启示等等。一、《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综览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出现兄弟联袂登台的情况，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诸葛谨，曹丕与曹植：《水浒传》中的阮氏三雄，解珍与解宝，李逵兄弟；《红楼梦》中的贾政与贾赦，贾宝玉与贾环等。《儒林外史》的情况尤为突出，作为一部描绘社会众生相的小说，在文中描写或提到了21对兄弟，这一数量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较为罕见。两个世纪以来，虽然《儒林外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关注到兄弟群体(包括同胞兄弟和族兄弟)，尤其是将兄弟形象作为一个类型或整体来研究，本文拟从兄弟形象分析入手，将《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从伦理道德、性情差异等方面进行分类，揭示吴敬梓创作如此众多兄弟形象的动因，以及兄弟形象对深化《儒林外史》主题的作用。(一)《儒林外史》中兄弟形象的凸显《儒林外史》中描写或提到的兄弟，前后共计21对，这21对兄弟从出场频率来说，《儒林外史》56回中，仅有8回没有出现兄弟形象，其余48个回目中均有，出场频率高达86%；从人物刻画效果来讲，王仁王德、严贡生严监生、汤奉汤奏、杜倩杜仪、余特余持、娄捧娄攒等兄弟形象刻画得十分成功，堪与范进周进相媲美。从兄弟出场的时间跨度来讲，最先出场的二严所处的是明成化末年(1487年)，最后出场的二徐所处的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间间隔百余年，对于揭露世情世相具备了百年审视的深刻意味。作者运用互衬烘托等各种艺术手法，来描写兄弟形象，则大大提高了《儒林外史》刻画人物的力度。-4-〔附表列〕兄弟姓名主要分布回目兄弟姓名主要分布回目严贡生、严监生4一6、18汤奉、汤奏4一5、43一44、46王德、王仁5一6王大、王小二5娄捧、娄攒8-13匡大、匡超人15-20潘保正、潘三16-18匡叔、匡太公16杜倩、杜仪29-38、40-41、44-46、53、56倪廷珠、倪廷玺25-33、37、42胡缜、胡八乱子15、18、22卜诚、卜信21-22施御史、施二27、44、49汤由、汤实42-44余特、余持44-46唐二棒椎、唐三痰45-47余殷、余敷45方老二、方构47秦中书、秦二侉子49-50、52徐三公子、徐九公子53-54彭氏兄弟45(二)《儒林外史》中的主要兄弟形象个案分析《儒林外史》中描写了20多对兄弟形象，本节拟先选取其中几组刻画得十分成功的兄弟形象进行个案分析，以便在下文对这些形象类型、在作品构成中的意义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1、严贡生、严监生兄弟二严是《儒林外史》出现的众多兄弟形象中的第一对，虽是同胞兄弟，却在性情、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诸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陈美林先生在《儒林外史人物论》系列论文中，分析这对兄弟用词是“泰列衣冠的严贡生”与“胆小有钱的严监生”，借用书中语言，高度概括了兄弟俩的特征。首先，从命名上看，严贡生名大位字致中，严监生名大育字致和。据考，二人名字取自《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严氏兄弟的言行举止、处世待人、道德品行与名字的寓意是相悖的，名不符实，表达了作者对其的讽刺与贬斥。严贡生初次出场是在关帝庙中交好结识前去高要县知县汤奉处打秋风的张静斋与范进。正当他洋洋得意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时，他家的小厮却前来报信:“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王小二、黄梦统的告状揭发，我们知道了严贡生拦人的猪仔，讹人的利钱的经过，知道了严贡生武-5-断乡曲，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连知县汤奉也不得不斥责他“一个做贡生的人，泰列衣冠，不在乡间里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儒林外史》第五回)。如果说，这些是作者借别人之口，而说明的严贡生的劣迹，那么以后他的种种罪行，则是让他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的。在省城，他终于攀结上一门官亲，讨得曾做过“巢县正堂”的第二个令爱为自己的二儿媳。成亲时，既想讲究排场，可又刻剥成性，舍不得花银子，狐假虎威，借仗着张静斋的势力，压低、克扣吹鼓手的工钱，导致在迎亲时，只来了一个吹箫的，一个打鼓的，“在厅上滴滴打打的，总不成个腔调”。作者形象地描绘出这一令人发唬的场景，又通过四斗子之口讥之为“臭排场”，就对这个贡生的品行作了有力的抨击。勉强成亲后，他即携子掣媳回到高要，返乡之际，又借了亲家“巢县正堂”的金字牌和“肃静”、“回避”的白粉牌，以及四根门枪，一一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掌伞，吹打上船”，十足的官派，使得“船家十分畏惧”，但却舍不得十二两银子的船资，乃以云片糕充做“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的“一料药”来诈骗，赖掉船资。严贡生处处以刻剥和讹诈的手段来讲排场，装身份，实在令人可恨可厌。而更让人憎恶的是他对胞弟严监生一家的欺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严贡生与严监生虽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毫无兄友弟恭的情谊，只有尔虞我诈的心机。严贡生避走省城后，曾两次返乡。第一次是严监生一病亡故，自己官司已了结：第二次是侄子夭折，自己携带子媳同归。且看严贡生两次返乡的表现。初次返乡，刚卸下行李，弟妇即命人捧着端盒、毡包过来拜送，至于他弟弟生病故亡的情况，他毫不提及，先行“打开看了”，见是“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满心欢喜”，在好处的驱使下，他一口一声称呼“二奶奶”，完全承认了赵氏的扶正。随后，“又细问浑家，知道儿子们都得了他些别这是单留与大老官的”，在这之后，他才‘换了孝巾走过去，在其弟灵枢前叫“‘老二’，干号了几声，下了两拜”。丝毫看不出手足之情，悲戚之感。而在酒饭之后，弟妇询问丧葬事宜，严贡生又交代，他马上要带二儿子去省里周府招亲，无暇过问其弟的丧事，但十分明确指出的是“祖茔葬不得，要另寻地”，无疑将严监生从家族中剔除去了。第二次返乡，是因严监生的儿子“出起天花来”，不过病了七日就天折，弟妇为守住家产与“二奶奶”的地位，想立严贡生的幼子过来承嗣，王德王仁两位舅爷写信到省城接他回来商议。收到此信后，严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