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英译概述

中国典籍英译概述一、对于“典籍”的界定《辞海》（1999年版上卷第831页）：国家的重要文献。《孟子·告子下》：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赵岐注：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后汉书·崔寔传》：少沈静，好典籍。“典籍”主要有两个义项：一是古代重要文献、书籍；二是法典、制度。结论“典籍”界定为“中国清代末年1911年以前的重要文献和书籍。”“重要文献和书籍”是指中国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典籍作品。不仅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而且包括中国古典法律、医药、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的作品。文化典籍的界定原则上，在中国文化史上出现过的一切重要的基本文献，都可以归入文化典籍的范畴。实际上，我们着重选取那些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特点而又力图回答或表现人类重大事件和永久性问题的文本，同时兼顾中国文学艺术的抒情特色和艺术表现，作为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典籍的基本文献。（一）覆盖文史哲三科，兼顾儒释道三教，坚持开放与全球视野，尝试打通与贯穿之思路文化典籍不等同于文学典籍，而是包含一切文化现象和文化文献的。概言之，在偏重于精神文化的领域内，我们采取文史哲相互包容和打通的基本思路。文学文学方面不仅包括《诗经》、《楚辞》与唐宋诗词，先秦诸子和唐宋散文、寓言传说与明清小说、元杂剧和散曲等，而且还包含一些至关重要的艺术类，例如书法绘画理论的代表性作品。历史在历史方面，不但应当包含先秦和汉代历史著作的精华，如《史记》，而且应当包含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和历史观、历史哲学一类著作，如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哲学在哲学方面，包含老庄孔孟在内的先秦诸子固然十分重要，后来一些具有宗教文献性质的著作，如佛经和禅宗的代表性文献《坛经》等作品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就可以形成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的基本格局。（二）尝试以汉族文献为主，兼顾其他民族文献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状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历史原因，以往的中国文化史往往讲成了汉族文化的历史，或者只利于汉语的历史资料，或者围绕汉语和汉族文化构建历史文化观念，导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他民族及其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其中也包括其他民族中一些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目前多元文化格局的缺陷1）关于中国文化史上早期神话零碎不整和神话文献晚出与散佚。2）关于中国文学类型中缺乏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的“事实”，找不到有力的解释和说明。3）关于中原文学文化与周边地区进行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研究，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继承。4）一些典型的“中国学”的基本构成部分被割裂。如：“敦煌学”，“蒙古学”。（三）以统一的文明史理念，确定典籍选材的上下限、重点以及思路贯穿的途径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文献，其上限当然要追溯到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与文明起源的源头，囊括文史哲和儒释道三教九流的思想沿革，下限则可以截止到清末“新史学”的出现以至于更晚的时期，特别是最后部分应当包含现代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估计和评论性反思。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和层层的历史文献与经验的积淀与遮掩，中国文化典籍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和丰富的史料宝库中，通过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的书本知识，以及文字记载、文物发现和人类学比照三重证据的考证，基本上能反映传统国学的义理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等各个方面的思想和成就。各时期的重点第一阶段：肇始阶段的上古神话和先秦寓言、《诗经》及《楚辞》的文学发生说和文明起源论的概括，然后集中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观点中，以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结束。第二阶段：以魏晋文学传记和《文心雕龙》等文论所反映的人与文的自觉为先导，进入唐诗宋词、两宋散文及元散曲与杂剧的辉煌艺苑，包括一部分禅宗典籍和民族典籍的切入作为转折的契机。第三阶段：越过昆曲、京剧五彩缤纷的舞台，展开明清小说辉煌的风俗画卷，其中包括唐朝以来的书法理论《书谱》和清代初期成熟起来的《画语录》，从清代学术概论、新的社会理想蓝图的描述如《大同书》，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对比语境下的中国文化总反思，包括鲁迅反思中国文化重铸民族魂的努力。二、典籍英译简史13世纪意大利人马克·波罗等人曾经到过中国，并撰有游记传世。1590年，西班牙教士高母羡（JuanCobo）翻译了一本辑录箴言的启蒙读物--《明心宝鉴》（PreciousMirroroftheClearHeart）,这是中国文学译成欧洲文字的第一本书。近代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首先是一批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他们所选择的翻译对象以中国典籍为主。他们的活动和译介，对于欧洲初始汉学（proto-sinology）的创立和“中国风”（chinoiserie）的流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从德庇时(JohnFrancisDavis,1795-1890)翻译的“好逑传”(HaoCh’iuChuan)1761年首次在英国出版以来，中国典籍英译已经走过了250年的历史（马祖毅，1997：10）。此外德庇时还翻译了《汉宫秋》（TheSorrowsofHan）。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第一位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院长，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下，理雅各陆续翻译出版了中国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名著，取名《中国经典》共计28卷。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理雅各治学严谨，除了认真参考和吸取王韬的研究成果外，他十分注重旁征博采，力求持之有据，绝不主观臆断。《中国经典》陆续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于1876年获法兰西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theFirstInternationalStanislasJulienPrizeforChineseLiterature)。1873年，理雅各离开香港返回英国，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的第一任教授。理雅各采用语言与文化并重的教学策略和注重翻译的教学模式。他在牛津大学前后共22年，培养了许多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其代表有《中国文学瑰宝》（GemsofChineseLiterature）和《中国文学史》（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1867年，翟理斯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名翻译。此后，历任助理领事、副领事、领事等职，在华时间长达25年。1897年，翟理斯当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此后35年时间，在教学之余，潜心汉学，研究范围遍及中国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绘画等诸多领域。他撰写了第一部英文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中国绘画史、第一部英文中国人物传记词典，他所编撰的《华英字典》影响了几代外国学生，经他修改和确立后的威妥玛一翟理斯式拼音方案风行80余年而不衰。翟理斯的代表译作有：《三字经》、《庄子》、《聊斋志异》等。阿瑟·韦利（ArthurWaley,（1888～1966）是英国第二代汉学家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译有《诗经》(1937年)、《论语》(1938年)、《美猴王》(节译自《西游记》，1942年)等。韦利精通汉文、满文、蒙文、梵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等语种，一生撰著和译著共200余种，其中大部分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他被形容为“坐在家里的观察者”，“没有到过中国的中国通”。他曾道出拒绝前往中国的原由：“中国对我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唐代的长安，但我估计如今那里已有了一些改变。”为了不破损头脑中的“长安”形象，他宁愿终生不踏足“变迁”后的“长安”。他所翻译的《诗经》、《论语》、《道德经》、《一百七十首中国诗》等书，以其忠实流畅的译笔，广受好评，深受读者喜爱，成为西方颇具影响的翻译名著。《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英国文学》辞条中介绍阿瑟·韦理时说：“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也是将东方语种译为英文的最杰出翻译家。”阿瑟·韦利又培养了第三代汉学家，如《红楼梦》的译者戴维·霍克斯（DavidHawkes，1923-2009）、《牡丹亭》译者白之（CyrilBirch，1925-）等。戴维·霍克斯师承韦利，在牛津大学任职期间，主编牛津东亚文学丛书，出版英文本的《刘知远诸宫调》、《李贺诗集》、《中国汉魏晋南北朝诗集》、《战国策》、《陶潜诗集》等多种。他的最大成就是花了整整十五年时间翻译《红楼梦》，他名之为《石头记》（TheStoryOftheStone），这是第一个《红楼梦》全译本。为了全力翻译《红楼梦》，他不顾经济上的损失，提前从牛津大学退休，专事《红楼梦》翻译工作。新的全译本《红楼梦》1973年作为“企鹅古典丛书”推出，多次再版。全书分五卷，前三卷为一百二十回本的前八十回，后两卷为后四十回，后两卷实际工作由约翰·闵福德（JohnMinford）完成。霍译本备受海内外红学界和翻译界褒奖。在为英译本写的“导论”结尾，他这样写道：“《红楼梦》是一个伟大艺术家以其一生心血浇灌而成的作品，如果我能把这部中国小说给予我的愉快和幸福多多少少地转达给读者，那我就算没有白白生活于世。”Myoneabidingprinciplehasbeentotranslateeverything—evenpuns.Foralthoughthisis,inthesenseIhavealreadyindicated,an'unfinished'novel,itwaswrittenbyagreatartistwithhisverylifeblood.IhavethereforeassumedthatwhateverIfindinitisthereforapurposeandmustbedealtwithsomehoworother.Icannotpretendalwaystohavedonesosuccessfully,butifIcanconveytothereaderevenafractionofthepleasurethisChinesenovelhasgivenme,Ishallnothavelivedinvain.——DavidHawkes闵福德(JohnMinford，1946-)闵福德曾把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后四十回）、《孙子兵法》、《聊斋志异》等译成英语。他曾在香港及新西兰任教，担任奥克兰大学中文系主任及香港理工大学翻译系主任。闵福德18岁才开始学习中文，但从此不离不弃。在翻译路上，他最感激霍克思（DavidHawkes）、柳存仁和宋淇三位先生。闵福德说：“霍克思是我在牛津大学的老师、我的岳父，也是改变我生命的人。我的翻译知识几乎全是由他传授的。宋淇是我八十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时的上司，他是一个极富创意的学者，扶植了不少年轻作家。柳存仁是我在澳洲修读博士课程时的论文导师，他是活生生的中国文化百科全书，是他引领我认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闵福德最爱读《红楼梦》。他说：“《红楼梦》是一部巨著，每次阅读都有新的启发。到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的中心转到了美国。中国典籍在西方的传播已经由译介为主发展到翻译和研究并重，如：波顿沃森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宇文所安（StephenOwen）编译了《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inChineseLiteraryThought）等。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新型研究方法的流行与继承传统的努力形成鲜明的对照。伯顿•沃森（BurtonWatson，1925—）宇文所安（StephenOwen，1946-）伯顿•沃森1925年生于纽约，1956年自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曾以福特基金会海外学人的身份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先后在京都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及日本文学，1979年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金牌奖章，1981年荣获美国笔会（PEN）翻译奖项。沃森精通中日两国文字，专门从事中日古典哲学和文学翻译与研究，出版译著作2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