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第七章集体行动、利益集团与制度讲义结构学习目的和要求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利益博弈中的“数量悖论”学习目的和要求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如诺思等），也有经济学家对国家与制度关系进行了分析（如诺思、巴泽尔等），但是缺乏对集体行为与制度关系的分析，而奥尔森的分析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人类社会许多制度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在利益集团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制度的起源与演变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本章需要掌握为什么会产生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有什么特点（或规律）？集体行动（或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制度及制度选择的？讲义结构学习目的和要求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利益博弈中的“数量悖论”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为什么要研究集体行动？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集体行动和个人行动一样总是存在的，但是除了对工会的非难和对伦理道德或公共政策的讨论外，从亚当·斯密到20世纪这段时间，集体行动被排除或忽视了。其实，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除了新古典经济学所简单分析的企业以外，还有类似于工会的大量组织，这类组织也称为第三部门。约翰·康芒斯曾指出，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在康芒斯看来，在制度行为背后的一致原则是执行制度的集体的和有目的的行动。没有对集体行动的研究，我们就难以解释历史与现实中许多制度的形成及其演化。门格尔对于制度产生的解释非常不同。他将制度看作无数个体经济行为人自利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每个人都追求他自己的私利。制度是以个体的方式，而不是按集体的设计或意愿演化的。现在的焦点问题是，制度与个体经济行为、集体行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用个人行动能否解释一切制度现象？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什么制度是一个“好”制度？“好”的标准是什么？制度超越个体的存在。制度与集体行动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处理集体选择过程，尤其是处理牵涉到政治派别、选票交易以及有组织的压力集团等内容的复杂过程时，不难发现，最后的结果来自众多不同个人和群体的意图和目标的相互作用。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利益集团与政治行动什么是利益集团？杰弗利·贝利（JeffreyBerry，1989）将其定义为“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利益集团最广义的定义既包括了自愿成员也包括了非自愿成员，还包括各类合法并机构化的形式。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利益集团之间在规模、资源、力量和政治导向上有显著区别，但它们的共同点是成员间存在这某种程度的共享利益。利益集团代表消费者、生产者、行业、选民、工人、政府、地区、江河流域、无家可归者和几乎人们能想象到的所有其他分类。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集团、院外活动集团等。按照奥尔森的看法,为实现某种特定的群体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就是利益集团。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的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特殊利益。利益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惟一途径,只能是尽量在社会的总利益中争取较大份额，即尽量切更大的蛋糕，而不顾社会的总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分利集团“如果杜会中的典型组织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组织必然不肯为增加全杜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它们在采取集体行动时,“不会关心社会总效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此，奥尔森将这些组织称之为“分利集团”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奥尔森认为,分利集团的存在、扩张和增多对一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平等与效率、政治和谐与稳定都会造成极大的阻碍作用。分利集团的瓦解、缩小和减少往往意味着国家经济易于繁荣、社会易于平等、政治易于稳定。分利集团因而是影响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利益集团对政治行动的需求供应商或有组织的供应商利益集团（行会），为了减少他们的竞争压力和节省他们的竞争成本，总是试图获取政治干预。即愿意付出代价谋取政治偏袒（采取寻租行动）。而政治代理人因代理人机会主义倾向自愿地通过管制市场和限制市场进入机会来做出回应。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在民主国家中，从事寻租的企业集团有能力求助于政治家，因为政治家本身要为连任、对党的赞助或宣传而竞争。因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厂商们会对靠政治努力“强化”对他们有利的市场环境形成一种很强的需求。当政府主体向生产者发放特许权或征收关税以设置市场进入障碍时，会促使供应商由经济竞争转变为卡特尔或垄断。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议员、官僚和其他政治主体同样有很强的动力来提供偏袒，保护生产者利益集团。这些政治权势的掌控者们，通过立法、管制或通过司法裁决降低一市场中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强度，可以证明他们自己对于那个行业中的少数供应者和工人具有重要意义。对竞争过程的政府干预一般都以供应商利益集团为后盾，并有害于众多无组织的购买者。利益集团的产生和激增，说明利益集团确实有向被选出的政治代理人转达企业或公民偏好的作用。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政治行动的成本集体行动的代理人——政府，为了履行其各种职能，必须耗费资源。这被称为政府的代理成本。这部分成本必须弥补，通常是靠强制征税。而征税和管理公共资金又会进一步引出各种代理成本。政府行政和法律的设计对服从成本的水平具有很大的影响，为了对法律和管制措施进行微调和重构，往往会频繁地变更程序性的管理指令，而这些也会抬高服从成本。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在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中，委托—代理问题存在于集体行动的每一个层面。因为，代理人（官僚、政治家），作为内部人，比他们的委托人，外部公民，更了解情况。然而，与代理人－经理要受竞争约束的企业不同，在政府里，对委托－代理问题缺乏自动监察，这就造成了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并最终为代理人机会主义造成了更多的机会。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最优规则的选择如何选择以及按什么标准选择投票规则呢?布坎南与塔洛克在1962年出版的合著《—致性的计算》中，首先提出以成本分析为基础，考察最优公共选择规则的观点。这种集体决策的内在强制性，使得每一个参与者在集体决策规则的选择过程中，都面临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成本：外在成本与决策成本。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所谓外在成本，是指在规则的选择中，由于其他人的行动而使单个参与者预期个人所需承担的成本。决策成本则指单个参与者为了使集体决策得到所需的同意人数规模而耗费的时间与精力。这种时间与精力的耗费，我们统称为决策成本。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当集体决策只需要一个人作出时，决策成本极其微小，可以忽略不计。当集体决策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时，每一个参与者的偏好对最终的集体决策结果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做出集体选择的耗费最大，决策成本值最高。在所需赞同人数处于—个到全部参与者人数之间时，集体决策的形成需要参与者之间不同程度的讨价还价，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讨价还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将成倍增加，从而使决策成本以递增的比率上升。这样，决策成本与做出集体决策所需赞同人数之间存在着一种增函数关系。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外在成本与决策成本之和构成社会相互依赖成本。作为理性的选择者，当面临决策规则的选择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将驱使他按最低的相互依赖成本进行规则的选择。用这时所对应的集体决策所需要的赞同人数，我们就能确定出投票规则所对应的赞同比例。讲义结构学习目的和要求集体行动与利益集团的问题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利益博弈中的“数量悖论”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集体行动分利集团与经济增长搭便车与集体行动的困境集体行动对制度的影响如何减少集体行动困境对制度选择的影响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集体行动个人理性不等于集体理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核心前提是建立在“组织费用”这假设之上，组织费用是一组不同的交易费用，它们的重要性随着组织规模的增加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奥尔森把集团利益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容性的（inclusive），另一种是排他性的（exclusive）。少数人的利益集团一般处于有利地位用分利联盟解释国家的或文明的兴衰成败。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分利集团与经济增长奥尔森分利集团理论的9个推论:(1)“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2)“凡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愈来愈多的集团或组织”；(3)“‘小型’集团的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而这种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4)“总的来说，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社会中的分歧加剧”；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5)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从而只有当国民收入在分配中所产生的利益与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损失相比增大时,才支持这种再分配行动”；(6)“分利集团进行决策较其中的个人与企业决策迟缓，从而使议事及协商日程拥挤，其决策多半倾向于固定价格而不固定数量”；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7)“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8)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须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9)“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分利集团理论的观点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分利集团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第二，分利集团通过再分配等使一国制度僵化。第三，假使其它情况均保持不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利益集团的活动水平呈反向变化。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奥尔森为我们研究国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1）为什么我们历史上选择的制度不是都有效的，这可能与小利益集团在社会中的话语权更大有关，对这些小利益集团的有利的制度选择，但全社会来讲可能是低效的。（2）利益集团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寻利，另一方面，是寻求租金的最大化。（3）奥尔森利益集团理论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低效的制度长期存在，从而为我们分析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提供了解释。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搭便车与集体行动的困境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集团成员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但是许多集团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奥尔森指出,有理性、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主要原因在于集团利益的公共性会导致集团成员普遍的搭便车(freerider)行为。这在大集团中尤其如此,奥尔森由此把大集团称为潜在集团(latentgroups),并称这种现象为“集体行动的困境”。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搭便车”之所以发生还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成达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对集团成员的“搭便车”是难以监督的,也就是说无法通过获得准确的信息来得到哪一个个体没有为集体物品付出代价却享有了它。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才导致了集体行动难以达成。总之，信息不对称阻止了集体行动的达成。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对“交易费用”概念的解释，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过高的交易费用使许多集体行动难以产生。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搭便车是参与人通过算计自己参与行动与否的成本收益后做出的选择,当算计成为一习惯时，集体行动的困境似乎无可避免。奥尔森认为，一个人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是理性分析和选择的结果。这一理性体现在为产生集体利益所做投入（成本）和集体利益能够给个人带来的效益的比较中。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集体行动是一种困境,是由集团利益的公共性而导致的个体成员之间的“囚徒困境”及搭便车行为。只有当集团中每一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