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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诗句至今还依然索绕在我们的脑海中，这是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写的《三吏》中的一篇。杜甫一生写过不少以战争为题材的诗。今天，我们来读他在天宝年间目睹统治者穷兵黩武，大肆征兵，造成“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的凄惨景象而写的为人民呼喊的杰作《兵车行》。导语设计古代诗歌的一体。汉魏以下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的区别。后遂有“歌行”一体。其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行”是乐曲的意思，歌行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诗人。关心社会时事，关心国家大计，在诗人说来是一种不可阻止的、自觉的要求。诗，在杜甫的手里，不仅是抒发感情、摹写物象的工具，而且也是干预时事、指责国政乃至评论军事策略的手段。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写作背景诵读点拨(1)把握基调：这是一首歌行体诗，旨在揭露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连年发动“开边”战争，而使人民深受其害。诗人的情绪是怨愤的，这是全诗的基调。第一段写亲人送别出征的战士，朗读时声音应沉重些。段尾，诗人的怨愤之情初现，应用升调读。第二段，“点行频”三字为下文叙事的总纲，须重读。以下皆用“行人”的口气读，要注意区分叙事句和抒情句的语气。第三段先写秦兵家庭的困难，朗读时速度不宜快诗一开头，一个“走”字写出了“行人”被驱赶着上路，更写出了家人老小不忍亲人离去，而又不得不让亲人离去，又惟恐这一离去竟成永别的心情。多少人被征发，多少人追赶送别，诗人只写了一句“尘埃不见咸阳桥”，多么具体而又形象。这个“不见”，更“见”得“行人”之众多，送行者之众多了。更妙的是，接下去诗人从视觉转而写到听觉，巧妙地运用了动词：牵(衣)、顿(足)、拦(道)、哭，勾勒了，一幅撕心裂肺的画面。艺术地概括了不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悬念，抓住渎者的心理，自然地引出下文。第一段“惨别”撼人心魄，诗人是如何描写的?诗中几个数词有何作用?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数词却是事物量的抽象，二者好像很难结合。可是《兵车行》中的几个数字用得非常自然贴切，融入了诗的意境。例如“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十五”“四十”，这里准确地反映了当兵者的年龄，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又如“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这句话里的数词并非实指，是略数，写出了“点行频”对生产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田园荒芜的景象。诗人驰聘想像，从眼前联想到全国，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这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而且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兵车行》在句式上有什么新的特点?先说一下“行”。“行”是古代诗歌中的一种文体。乐府诗中诗题称“歌”或“行”的很多。这种诗体，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多用五言、七言或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古代有“从军行”的乐府旧题，但杜甫却自拟乐府新题创作《兵车行》，继承并革新了乐府民歌体。为了表达感情的需要，杜甫不采用绝句、律诗那种格律严整的形式，而选用了灵活多变的句式，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节奏疾徐顿挫，极富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了“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此外，诗人还采用了民歌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诗的最后还采用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给诗增添了感染力。《兵车行》一诗最大的艺术特点是什么?《兵车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也很突出。首先是寓情于事之中。这首叙事诗，无论是第1段的描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的激切、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会在全诗之中。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变化开闽，井然有序。第1段的描写为第2段的倾诉作了渲染铺垫；第2段的长篇叙言又进一步地深化了前面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相互补充，相互辉映。再次，叙事、抒情和议论紧紧结合，水乳交融。如描述了“千村万落生荆杞”的荒凉景象后，就愤慨地责问“租税从何出”；在痛诉种种不幸之后，诗人又发出了生男不如生女的感叹，其中不知含有多少激愤之情。这样叙议结合，既使主题突出，又使感情回环往复，极具感染力。杜甫为什么让役夫讲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这样的话呢?是不是重男轻女的观念真正变了呢?如果说在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属于“正常”，那么重女轻男则是“反常”。这种反常观念是战祸未已，征兵不断，“边庭流血成海水”所造成的，是异常的苦难造成了“正常”观念的被扭曲，而不是封建意识的真正改变。诗人这种翻案之笔，反常之语，正最大限度地道出了役夫们内心的愤激和控诉。是不是真的生女儿好呢?诗人没有说，也不必说。因为如果都是生女儿的话，无可嫁之“比邻”；退而言之，纵然“生女犹得嫁比邻”，可是比邻之男何处寻呢?由此可见，生男生女都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诗人留给读者的思考是多么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