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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节选)司马迁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尤其提一下《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天汉二年（前９９），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终于在太始四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本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像。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今天我们读着这部不朽的巨著，遥想司马迁当年写作时的艰辛与坚毅，怎能不对他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佩呢！本篇不仅对我们研究司马迁的思想以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和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并且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此文之奇，首先表现为气势的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发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更在于他的纵横开阖、起伏跌宕。作者是坦率的，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又是极其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但三言两语又无法说清，所以他就一一地如实道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充分表现出笔力的雄健。此外，行文的流畅，语言的生动，骈句、散句自然错落，排句、叠句时有穿插，使本篇在散文形式上也具有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报任安书》是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全信以申辩自己为何不能“推贤进士”为主线，倾诉自己无端受宫刑的冤屈，吐露自己遭受奇耻大辱后的创痛，并述说自己何以忍辱苟活的深层动因。全文共6个自然段，可分成五个部分来赏读。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诉说自己困厄受辱的处境，陈说无力“推贤进士”的苦衷，倾吐了愤懑的心情，并表达了对即将离世的朋友的怜念。第二部分（第2自然段）回忆事情的经过，向任安说明真相。先写自己一生不得志，本来主观已经很努力了，只想尽忠职守，希望赢得汉武帝的赏识，然而不可预知的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自己与李陵并非旧好，但李陵的为人和素养都值得称赞，且作战勇敢，深入虎穴，始战获胜，卒因救兵不至，寡不敌众，败降匈奴。这是李陵的一时之过，败降也是权宜之计，因而为之向皇上直言陈情，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为李陵游说”，定为“诬上”之罪，加上四方无援，被处以宫刑。李陵既已生降匈奴，败坏了他家族的声誉，自己也跟着受刑，更被天下人耻笑。事情不容易一一跟俗人说清楚，可悲啊！可悲啊！曲抒冤屈之情，令人怜恻。第三部分（第3自然段）对自己为何不索性一死以求解脱做出解释。第一层先说太史令这一职业的卑贱，并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进步生死观，以结上生下。下面将生者辱与不辱的情况分为十种，最上等的是不污辱祖先，污辱到极点的是腐刑。接着又以猛虎关进笼子里受束作喻，触及自己的困境，并列举了西伯、李斯等九个王侯将相都曾关入监牢，来说明受辱不足为怪，说明勇与怯、强与弱都是形势造成的。第二层从人之常情说到自己的孤伶、苟活，是因为自己的志愿还没有实现，如果随便死去，那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著述就不能留传给后世了。第四部分（第4-5自然段）对自己写作《史记》的思想动力，对《史记》的构成作了介绍。第一层列举了文王、孔子、屈原等名人在厄境中著书立说，被后世传颂。这些事例，用孟子的话说是“殷忧启圣”，用现代的话说是“逆境成才”，是符合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辩证观点的。这八个排比句从此成为激人奋发的名句。文中所叙述的八件事，虽不能说都是“圣贤发愤”之作，但作者不过旨在说明“发愤著书”是普遍现象。第二层紧承第一层，说明自己在效法圣贤，发愤著书，并介绍了有关情况：方法、篇数、篇目、特点等，更主要的是说明自己著书的原委和宗旨，以及忍辱成就此书后的最大意愿，而这些又都“难为俗人言也”。第五部分（第6自然段）司马迁再次倾诉自己遭受酷刑后产生的深不可灭的耻辱感，答复任安的问题。具体写了痛苦的原因、表现，说自己已形同宦竖，又不能引退隐居，只能在世上隐忍苟活，实在无法推贤进士，也不想用言辞自饰，是非功过，只有死后乃定，又一次陈述其苦衷。这封信是一篇对封建专制淫威的控诉状，一篇饱含愤怒感情的自叙文，是后人研究司马迁的重要材料。信中涉及他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是重要的史学资料，也是重要的文学典范。翻译下列句子。1、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2、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礼记·曲礼上》说“大夫之官犯了法，可以不受刑罚。”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写成了《周易》；仲尼一生困顿不得志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就写成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就有《国语》传世；孙子受了膑刑，就编著了兵法书；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吕览》才流传于世；韩非被囚于秦，有《说难》、《孤愤》传世；《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者抒发悲愤之情的作品。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zhài)，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我如果真的著成了此书，能藏之于名山，传给志同道合之人，以至广泛流布到社会上，就可以补偿以前受侮辱而不死所耽误的时间，即使受更厉害的刑罚，难道还有悔恨之心吗？想借此来探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寻找古今历史复杂现象后面的共同点，成就自己独到的（历史）见解。一、通假字。1、幽于圜墙之中。2、见狱卒则以头枪地。3、及以是也，言不辱者，所谓强颜也。4、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5、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圜，通“圆”，指监狱。枪，通“抢”，碰撞以，通“已”伯，通“霸”罔，通“网”，法网决，通“诀”。自杀。6、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7、《诗三百》，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8、网罗天下放失旧闻。9、则仆偿前辱之责。10、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摩，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