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之平行研究

比较文学之平行研究彭恋201130804711级广电二班平行研究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的研究。与影响研究相比，平行研究的范围更广，它可以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对不同民族的文学加以研究；同时，平行研究注重对象的文学性，注重比较不同民族文学的主题、题材、文体类别、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本因素。平行研究的提出是美国学派的贡献。一、平行研究的具体方法平行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类：类比和对比。类比指研究“两部没有必然关联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或观念上所表现的类同现象”(奥尔德里奇语)，即考察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家作品间的相似之处，以期发现其共同性。就作家而言，我们可以考察作家相似的经历和思想观念等。例如，屈原和但丁的比较研究，萧红与伍尔芙的比较研究。就作品而言，不同民族文学间在相互隔绝的状况下也会出现惊人的类似。如“人与非人”这一题材就出现在中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促织》(人变蟋蟀)，卡夫卡的《变形记》(人变甲虫)，尤里斯库的剧作《犀牛》，这些类似的故事都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旨——社会压迫所引起的人的异化。又如吝啬冷酷、贪得无厌的艺术形象，不仅出现在英国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杰作《悭吝人》中，同样也出现在我国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这些类同为作品的比较提供了可比性的前提。对比指比较不同文化和文学体系的特点，从而使两者的特征相形突出。这是一种求异研究。例如中西神话比较研究，同是神话，它们都产生于人类的童年，都表现为与现实相异的想象世界，这是可比性的条件。但中国的神话人物大多是开天辟地的英雄，具有献身精神，且大多不食人间烟火，极少情欲，形体上往往是人兽结合，如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西王母“豹尾虎齿而善啸”(《山海经》)；西方神话则多人神同形，这些神有人的弱点和局限，他们有的偷情(如天帝宙斯追逐欧罗巴)，有的嫉妒(如天后赫拉)，有的爱争吵等，由此形成中西神话的不同特点。又如中西作家笔下的美女的喻旨，中国文人往往用美女喻君王，而西方则大多将美女作为古典理想或哲学境界的象征。汉代王逸《楚辞章旬‘离骚经序》中日：“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屈原《离骚》中的美女往往表现为对理想君王的渴求。但丁《神曲》中的美女则隐喻对某种精神信仰的追求，“美女引导我遨游天空”。歌德《浮士德》中的海伦则是一种古典美的象征，她的逝去隐喻理想的破灭。再如，中外文学家笔下都曾把蝴蝶作为描写对象，但赋予其不同含义。王蒙的蝴蝶表达的是人生沉浮的感慨，马尔克斯传达的则是拉美那块神奇的土地上神秘的氛围。这种对比研究应该建立在类似的基础上，而侧重点则是比较其特点。文学之间的异同不是一种简单的、平面的现象，而往往呈现出复杂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形态，有许多深层的东西，涉及文学的内在规律。而且，这种异同现象又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的乍看类似，而深入研究却可以找到本质的区别；有的看似相去甚远，而仔细辨认却可以找出其中的共同特征a杨绛在《李渔论戏剧结构》一文中细致地辨析了李渔和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结构理论的异同。杨绛指出，两人的理论在表面上看很相似，李渔要求戏剧结构“一本戏只演一个人的一桩事”，而且这件事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必须“承上接下，血脉相连”，全剧的结构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论悲剧的“故事整一性”非常接近。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悲剧应演一个人的一桩事，这桩事也必须有完整的机体，前后连接，各部分有必然的联系。但经过深入研究后作者发现，这两者所论的其实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结构。李渔所说的戏剧结构的整一和亚里士多德的整一并不是一回事。希腊戏剧结构要求整一是因为演出地点不能改变，所以时间不宜过长，地点不宜太广，时间、地点的集中使情节很紧凑，悲剧的开始紧接着结局。而我国传统戏剧不受这个限制，时间长短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地点可以随心所欲，走一个圆场就表示十里之外，一件事发生的许多方面都可以在舞台上进行表演，戏剧的开始也不必紧接着结局。因此，中国传统的戏剧结构与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结构并不相似。杨绛对李渔与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结构理论的研究说明，表面相似的文学现象其内涵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中西戏剧结构的根本差异来自于两种不同的戏剧传统。如果脱离作品实际孤立地看待理论，因为表面相似而作肤浅的比附，就容易迷误和混淆。类比和对比是平行研究的主要方法，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类比是比较的前提，而对比是比较的价值所在。在实际运用中，类比和对比这两种方法往往是交叉运用的。准确地指出不同体系或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需要全面的综合的知识和机敏的头脑，并且要科学地解释这些类同和差别的原因。而尊重要的是在研究中还应该有自己的发现和创造，或发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或提出一个耐人寻思的问题。二、平行研究的特点与局限1．平行研究的特点勃洛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阐述了平行研究的特征：“比较文学应该变得更能综观全局，它同时也应该变得更具评论精神。它应该用价值关系去取代事实关系，它应该着重考察的主要不是外部关系，而是内部关系。”平行研究不像影响研究那样采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注重渊源、影响、联系等文学的“外贸问题”，而是采用哲学的、审美的、批评的方法研究文学，因此平行研究较影响研究具有更多的理论价值和普遍意义，平行研究所具有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是它最有价值的方面之一。并且，由于平行研究不再受“事实联系”的束缚，从而扩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空间，为了解各国文学特别是在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学提供了理论通道。也就是说，平行研究可以将地球各地的文学现象最大限度地纳人其研究领域。例如，古希腊的神话既可以与北欧的神话相比较，又可以与地域遥远的中国神话或澳大利亚神话相比较；莎士比亚的剧作也可以与中国汤显祖的剧作建立关系。显然，与只重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相比，平行研究的领域要广阔得多。不仅如此，平行研究还提出了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学与其他学科(哲学、宗教、思想史、心理学等)之间的比较，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空间。平行研究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长期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中西文学在20世纪以前很少交流，平行研究为中西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疆场。宗白华先生的《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朱光潜先生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等都是平行研究的佳作。平行研究也为比较诗学特别是中西文论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中西传统文论基本上是在没有相互传播、影响和因果关系的条件下产生的。我国学者将借助平行研究的方法，去把握中西文论的特点，去寻找中西理论家、批评家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文学观念。2．平行研究的局限平行研究在拓宽比较文学的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即对研究对象的选择缺乏严格的限定，甚至使其研究范围大得无法为一个学科所容纳。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谈到：“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之相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这道出了平行研究的一个严重问题，尽管文化和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为平行研究提供了比较的可能和基础，但平行研究的对象还有待于限定和选择。在这里，陈寅恪提出的“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的看法值得借鉴，被比较的对象之间应强调其历史的相关性和系统关系的相关性，时代与系统是限定平行研究对象的两个重要标准。平行研究的另一难题是如何处理不同民族文学的异质性问题，就像“天鹅是白的”这一命题会被突然飞来的一只黑天鹅所推翻一样。西方文化充满异质性，既有保守主义思潮，又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想；既有英美的经验哲学，又有欧陆的思辨哲学。中国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儒、道、释是有区别的。伊斯兰世界也是多元的，有温和的现代派教徒，也有伊斯兰传统主义者，还有原教旨主义者。这些说明平行研究的判断和结论应谨慎和尽可能的周密。在这个意义上，平行研究的局限为平行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空间。总之，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两种基本研究方法，它们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相继形成，并在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较文学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