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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學生姓名：姚家榮(1033822)學系：中文系指導老師：馬幼垣教授組別：A研究論文香港嶺南大學2003-2004i論文摘要踏入明代中葉，隨著歐洲人東來，西砲亦相繼傳入中國。鑒於自身火砲素質不佳，加上外患日亟——日本、滿洲、蒙古等外族皆對中土虎視眈眈，尤以東北女真為最大的威脅，屢次大破明軍。在這危急存亡之秋，引進先進的西砲成為了明季增強國防力量的重要法門。當中影響較大的有佛郎機砲和紅夷砲，它們的傳入曾掀起國內仿製之風，頗受重視。明廷大臣汪鋐(1466-1536)、徐光啟(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等在接觸來華歐人的同時，分別獲悉佛郎機砲及紅夷砲威力之鉅，先後向朝廷推薦並引進之，以圖強化國防力量，抵抗外侮。戚繼光(1528-1587)、孫承宗(1563-1638)、袁崇煥(1584-1630)等將領，更將之運用於軍隊編制或實戰中，成就斐然。本文將以此兩種西砲為論述範圍，淺論它們傳入的經過，以及明廷的仿製及明軍的應用，並旁述它們在明季對日本與後金戰爭中的成效。誠然，對西砲在華影響的研究，前人論述頗多，成果有目共睹。拙文旨在選取若干明代史料，配合不同學者的研究成果，冀能在佛郎機砲及紅夷砲的基礎上，為明代後期西砲的應用及影響，作一綜合及宏觀的分析。ii謝辭本畢業論文，承蒙馬師幼垣教授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此衷心感謝，下列提供協助人士或機構併此致謝。一、嶺南大學圖書館二、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三、香港中文大學鍾毅恩同學四、嶺南大學陳偉倫同學iii目錄：章節頁數摘要i謝辭ii一引言1二明代本身火砲的問題1.鑄造失法22.使用失法4三西砲傳入的經過1.佛郎機砲的傳入62.紅夷砲的傳入93.三次從澳門引進的經過10四西砲對明軍事上的影響1.佛郎機砲的優點132.紅夷砲的優點143.砲的用料154.佛郎機砲的仿製165.紅夷砲的仿製206.西砲對軍隊編制的影響21五西砲在晚明戰事中所起的作用1.中日朝鮮之戰222.明與後金(清)遼東之戰24六結語27參考書目291西砲的應用與明代的國防一引言明季外患日亟，後金的崛起以及日人屢次犯境，皆對明政權構成重大威脅。明代火砲應用雖普遍，但自製火砲之質劣，不足以抵抗外侮。在此危急存亡之秋，面對明軍火砲不善、軍力不振等積弱之況，明廷著實有增強軍備之必要。與此同時，隨著海上交通日漸發達，先進的西洋火砲(以下簡稱西砲1)及其製造技術亦隨之傳入中國，當中最大影響的可算是佛郎機砲和紅夷砲2。由十五世紀起，葡萄牙人、荷蘭人等陸續泛海東來，對華展開探險兼商貿活動。佛郎機砲及紅夷砲分別為他們船艦上的主要武器裝備。明廷中不少有識之士，如汪鋐(1466-1536)、徐光啟(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等，在與來華歐人接觸的同時，亦接觸到此等西砲，並得悉它們威力之鉅，猶勝於本身的火砲。因此，他們皆力爭借助西砲，以抗憂患。在他們提倡下，西砲的引入成為明季提昇國防力量的重要法門。在西方軍備的引進協助下，明軍軍力確有起色。因此，拙文將以佛郎機砲、紅夷砲這兩種西砲為論述範圍。拙文將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先探討明代本身火砲的問題，以鑄造失法及使用失法為淺析對象；第二部份介紹佛郎機砲及紅夷砲的傳入途徑及經過，尤其是前者的傳入時間，各學者一直眾說紛紜。拙文冀望能對此作一初步的歸納及剖析；第三部份淺論西砲對明軍事上的影響，將提及佛郎機砲與紅夷砲的優點、仿製以及在軍隊編制的影響；第四部份則試論西砲在明季對外戰爭中所起的作用。由於篇幅所限，拙文只選取中日朝鮮之戰及明與後金(清)遼東之戰這兩場影響較大的戰役為論述對象。最後，筆者將嘗試評價西砲於明代國防的地位以作結。二明代本身火砲的問題事實上，繼承前代火器技術的不斷發展，明代火砲的水準已比前代大為提升，應用亦十分普遍。明初已出現了被稱為火銃或火砲的金屬管形射擊火器(一般以銅、鐵製)3。金屬火器較南宋時期的突火槍相比(原始管形射擊火器，竹製)，1明代人不時對「銃」、「砲」二字不分而運用(如《火攻挈要》、《明會典》亦以銃稱砲)。誠然，「銃」是指小口徑、手持使用的輕型管型射擊火器，現代稱之為「槍」；「砲」則是指大口徑、重型者。由於佛郎機砲及紅夷砲皆屬後者，因此，除忠於原著外，拙文一概用「砲」字(「礮」為異體字，為求統一，只會在忠於原著的情況下才使用)。可參考鍾少異：〈銃、砲、槍等火器名稱的由來和演變〉，收入鍾少異主編：《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162。鍾先生認為這是「銃」於明代被用作管型射擊火器的統稱所致。2成東、鍾少異：《中國古代兵器圖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頁229。3邱濬：《大學衍義補(下)》卷122〈嚴武備器械之利下〉(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頁1058中載：「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砲，又謂之銃。……今砲之制，用銅或鐵為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邱濬(1420-1495)為明永樂、弘治年間人，其載可證明初火砲的用料。2耐用之餘，準繩度、殺傷力亦大為提高。火銃火砲的出現，既代表了火砲由前代的竹製管形火器過渡向後世管形金屬槍砲，它們更被視為近、現代槍砲的前身，「是兵器發展史上的一大進步」4。在應用上，明初軍隊已裝備了銅火砲、鐵火砲、手銃等火器，使用火器的士兵的比例亦增加，且有軍員定額。按洪武十三年(1380)規定，「凡軍一百戶，銃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槍四十」5，可見全國衛所駐軍總數百分之十的士兵配備火器6。此外，明初設軍器、兵仗二局，隸屬朝廷，承造火器為其工作之一7。如明開國之初，為應付周邊外族威脅的國防需要，曾大造銅火銃——「洪武銃」(洪武至建文時期的火銃，即1368-1402)；永樂至正德年間(1403-1521)，明亦有大量生產經多方面改良的永樂系列火銃，以應付軍事所需。此外，永樂年間，中國第一支獨立而專門的火器部隊——神機營設置於京師(即北京)。這反映了火器在軍隊普及化的情況。殷切的需求與應用普及化有助刺激明初火器製造水準的提高。周維強認為：「在鑄造技術上，直至十七世紀為止，中國與世界的鑄造技術的差距不大。」8因此，明初中國的金屬管形射擊火器是居於世界前列的9。然而，到了明代中葉，明代自製火砲的水準每下愈況。歐陽琛《明季購募葡砲葡兵始末》一書就指出了當中的兩大問題——火器鑄造之無法以及火器使用之無法10。1.鑄造失法就前者而言，仿造火砲不善為一大主要因素。自永樂(1403-1424)起，明廷大體上堅持禁止火器外造的政策，火器製造遂集中於京師官匠手中，「神槍、神礮，在外不許擅造。遇邊官奏討，工部奏行內府兵仗局鑄給」11。肖立軍說：「中央對火器控制甚嚴，各地只能生產非重要火器。……各地需要火器又無權製造，只能憑朝廷賞賜。」12因此，火砲的製造便過於依賴京師，但京匠的技術卻因世襲的匠役制度而日漸下降。朝廷曾召取粵匠入京仿製西砲，除了因廣東地區臨近葡人4吳瑕等：《中國古代軍事三百題》(台北：建宏出版社，1994)，頁688。5黃彰健校勘：《明太祖實錄》卷129，洪武十三年正月(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院，1961校印本，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頁2055。以下所引用的《明實錄》資料，皆以此版本為依歸。6范中義等：《中國軍事通史明代軍事史(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223。7張廷玉：《明史》卷92，〈志〉68，〈兵四〉，〈火器〉(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2265。8周維強：〈佛郎機銃與宸濠之叛〉，《東吳歷史學報》，第8期(2002年3月)，頁97。9陰法魯、許樹安編：《中國古代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425。10歐陽琛：《明季購募葡砲葡兵始末》(香港：著者[據著者手稿影印]，出版年份不詳)，缺頁碼(此書為抄寫手稿，故頁碼從缺)。據馬師幼垣教授考證，此書應為1942年北京輔仁大學的一篇碩士論文。由於年代已久，晚生不才，未能尋得原著，現今只能引用現存嶺南大學圖書館的影印手抄本為據。撰文期間，蒙馬教授賜正，謹此致謝。11申時行等重修：《明會典》卷193(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3899。12肖立軍：〈明代邊兵與外衛兵制初探〉，《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1998年4月)，頁43。3眾居之澳門，其技術較精外，亦希望借此提昇京城官匠的製作水準13。對於外造火砲，朝廷則仍有保留。正統六年(1441)，「邊將黃真、楊洪立神銃局於宣府獨石。帝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泄，敕止之。」14直至正統十四年(1449)起，朝廷才漸漸放寬禁制，開始授權各地可造火器15。京城得不到足夠的技術提升，令京匠製砲水準日衰，加上整個匠役制度未能配合而改良，製造火器之工作依然落在一批技術不精的京匠手中，最終導致仿造之失法。《練兵實紀雜集》〈原火器〉云：今之佛郎機，鑄造失法，甚有母銃口大，子銃口小，欲將鉛子如母銃之口，則小銃之力不能發，蓋機銃子母為二，子銃口邊，有陳瀉火氣，火氣常弱也。如照子銃製子，則子小母銃腹大，藥氣先出，子必滾落，即發去亦不遠不中。又子銃之口與母銃不合，藥發則火氣激回子後，不復其送子向前。16不能閉氣的問題昭然若揭，火砲的射程因而減低。晚明傳教士湯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1592-1666)在其著作《火攻挈要》中亦批評明軍傳統的前裝火砲製造不善的問題：此皆身短，受藥不多，放彈不遠，且無炤準，而難中的。銃塘外寬內窄，不圓不淨，兼以彈不合口，發彈不迅不直，且無猛力。頭重無耳，則轉動不活，尾薄體輕，裝藥太緊，即顛倒炸裂。似此粗惡疎瑕，反足取害，安能以求勝哉？17由於地區依賴中央火器的提供，中央製造之失法，直接影響地方的防衛。崇禎(1628-1644)之世，明廷之火器更不得不依賴於廣東地區的輸入18，這反映了京城造砲之不善。此外，鑄造火砲所需之銅、鐵、煤、火藥等材料，均少而昂貴，對財政緊絀的明代來說，無疑是一大負擔19。而且火砲製造不善，以致爆炸意外不時發生，成為朋黨互相傾軋的藉口，進一步影響其製造。徐光啟曾對李之藻指出：「火器一節，少不如法，非止無益，傷害極慘，尤宜慎之。……第試亦有真13歐陽琛：《明季購募葡砲葡兵始末》，缺頁碼。14張廷玉：《明史》卷92，〈志〉68，〈兵四〉，〈火器〉，頁2264。15申時行等重修：《明會典》卷193，頁3902。四川為各邊自造之始。16戚繼光：《練兵實紀(附雜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175。17湯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3。18歐陽琛：《明季購募葡砲葡兵始末》，缺頁碼。誠然，造砲移師廣東除了是粵匠的技術較精外(因為廣東地區地近澳門，長與葡萄牙人接觸，故能吸收西砲鑄造之長技而改進自身的製造技術，故粵匠得以技冠全國)，亦由於南方以木炭鍛鍊砲筒，較為堅剛；北方由於森林被伐盡，以致木炭價貴，因而改用煤來鍛鍊，但煤中所含的硫令煉鐵的品質下降。可參考黃一農：〈紅夷大砲與明清戰爭——以火砲測準技術之演變為例〉，《清華學報》，新26卷第1期(1996年3月)，頁60-61。19有關明代財政緊絀的狀況，基於篇幅所限，故不詳述。明代不少原手史料可供參考，如《明史》〈食貨二〉、《明會要(下)》〈食貨二〉。但明末三餉——遼餉、練餉、剿餉的加派，亦足證明廷國庫空虛、入不敷支的狀況。4偽，今之名為試驗，實受匠役所欺者多矣。」20這除暗示了火器多炸的問題，工匠製造火器不善，濫竽充數的情況，直至晚明仍然存在。2.使用失法就後者而言，由於京營日漸腐化，連帶其使用火砲失法21。在明代火器外造漸成趨勢的同時，地方軍隊亦啟習用火器之始。有效地使用火器非講求嚴格訓練不可，而戚繼光(1528-1587)則知悉當時使用之弊病。他在《練兵實紀雜集》〈登壇口授〉中指出：惟有火器是我所長，但火器又有病痛，且如三千軍一營，使一營火器，不過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營，每面只得六百桿。況一營決無此多，又不敢以六百桿一齊放盡，思以何為繼。只得分五班，每班不足百桿。臨陣之際，……或將鉛子先入，或忘記下鉛子。銃口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