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眼中的中国及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

书书书２０１５年５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Ｍａｙ２０１５第３５卷第３期（总１３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３５（ＳｕｍＮｏ．１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９６／ｊ．ｘｊｔｕｓｋｘｂ．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８［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４－１９［作者简介］　申楠（１９８６－　），女，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①高博思安（ＧｌｏｂＳｃａｎ）是一个全球民意调查顾问，于２００４年７月签署联合国全球契约，在全球范围内承担信誉、品牌、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趋势等研究问题。②该表整理显示调查对象中对中国形象存在明显倾向性态度的比例，暂不包括中立态度。外媒“眼”中的中国及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以英国每日电讯报关于中国人在英消费报道为例申　楠，汪　琴（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４９）［摘　要］　阐述了国际媒体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评价倾向，并分析了其评价中的基本态度；认为占据国际优势话语权的外媒的涉华报道因受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等社会因素影响，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偏概全，从新闻选题、报道角度到报道词汇选择方面均附带有色眼镜；提出中国媒体应发出有影响的声音，既让世界认识真实的发展中的中国，也让中国了解真实的外部世界，提升民族自信。［关键词］　中国形象；国际影响力；国际媒体［中图分类号］　Ｇ２１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２４５Ｘ（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００００一、国际媒体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评价倾向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的发展，一方面，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愈来愈加重要；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也予以了高度关注。所谓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国家的综合评价及从总体印象。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历了“黄祸论”、“睡狮论”“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崩溃论”等。２１世纪，中国通过在各方面加强国际交流、承办多种国际活动等方式力图在国际社会塑造和平崛起并且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与评价也处在不断变化中。根据英国ＢＢＣ委托高博思安（ＧｌｏｂｅＳｃａｎ）进行的各国国际影响力（形象好感度）调查①。该调查受访对象来自涉及全球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调查结果具有一定代表意义。自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４年五年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评价情况详见表１［１］。中国获得的国际社会评价（见图１），从２０１０年开始，正面评价整体走低，从４４％下跌至４２％。尤其在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各国对中国影响力（好感度）认知②年份积极态度消极态度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４４３８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５０３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４２３９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４２４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积极评价下降８个百分点；而负面评价增长，从３８％增至４２％。该项调查所反映出中国国际形象的下滑趋势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２］。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间，中国对自身的正面评价度很高［３］（见表２）。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相对较低。我们以其中对中国评价变动最大的英国为例（见表３）。中国对自身评价与英国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评价对比（见图２）显示［４］，相较于中国压倒性高百分比的自我形象正面评价，英国对中国国际形象则存在更多负面评价。１２１虽然国际社会对高博思安（ＧｌｏｂｅＳｃａｎ）的该项调查报告存在一定争议，如采访对象的数量限制，以及欧美国家受访对象占调查受访对象总比例较高等问题，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及受到的评价中，负面的评价仍然占较大的比重。为什么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负面评价较多？这其中有许多的原因，但笔者认为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国人在外国的行为特征时的特定方法论或理论视角本身的倾向性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因素。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中国对自身影响力（好感度）认知年份积极态度消极态度２０１１７７１７２０１２８６５２０１３６８２１２０１４８５７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英国对中国影响力（好感度）认知年份积极态度消极态度２０１１３８４８２０１２５７３２２０１３３７５０２０１４４９４６图１　中国获得的国际社会评价二、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报道分析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评价，是以西方对于中国人在国际社会的活动为观察对象，同时以西方媒体的眼光与视角进行判断与诠释。这些诠释虽然不乏我们所说的客观评价，但显而易见地是，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和评价更多的则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和媒体自身的主观色彩。这种倾向性和主观评价图２　英国与中国对中国形象评价对比色彩渗透于新闻文本及其结构中，体现着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英国媒体对于中国公民在英国消费的报道为例。我们选取了英国利物浦大学英国报刊数据库（ｌｅｘｉｓｌｉｂｒａｒｙ）①为数据来源，通过输入中文（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ｈｏｐｐｅｒ，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ｈｏｐｐ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ｓｐｅｎｄｅｒ）等关键字词对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０日的报刊进行搜索，获得来自８５种报刊的共２９６３条搜索结果。我们经过筛选，选用了来自《每日电讯》（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的具有代表性的１４篇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英国媒体对中国人在英国购物行为的报道特点、判断方法，及对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影响。我们对每日电讯的１４篇具有代表性的报道所进行的综合分析，是以贝特森“框架理论”与梵·戴克的语言－文本结构分析理论为方法论依据的。贝特森的所谓“框架理论”主要用来说明媒体新闻报道从选题到评价何以具有倾向性，选择性的原因和根据。该理论认为“框架”就是传者传递给受者应当如何理解符号的诠释规则，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传受之间共享的框架，受者就无法感知与理解传者的意图［５］。“高夫曼将”框架的概念引入传播学领域，进一步诠释了媒体对事件的解释是在一定的框架内产生的。这种框架是“人们用来解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解构与解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我们能够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２２１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ｂｓｋｂ．ｃｎ；　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①ＬｅｘｉｓＬｉｂｒａｒｙ数据库收录英国过往期刊报纸杂志，资料完善详实，具有权威性，被多次作为文献来源。信息。”［６］换句话说，人们对外界的理解与认识都存在于一定的“框架”之内———人们认识理解世界的知识依赖所处的环境及其赋予的意义。文化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意识形态等都是“框架”在现实中的镜象。“媒体框架”理论意味着在选择怎样的社会事件能够成为新闻事件时，媒体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评价的价值取向性。梵·戴克的语言－文本结构分析理论主要提供了从微观层面进行文本分析的理论工具。它主要是通过分析语言表达与文本结构的内在关系，揭示并解读蕴含在新闻文本中作者的文化价值判断及其对事实认知导向，同时在微观层面探索受众在文本导向引导下的阅读特点和心理规律。梵·戴克认为，一个新闻文本包含三层话语结构：语言微观结构，上层结构和主题宏观结构。宏观结构是关于新闻文本的主题或主旨；上层结构是新闻文本的组织结构，由摘要（包括标题和导语）和正文（包括主要事件，背景，后果，语言反应和评论等）组成；而语言微观结构则包括诸如选词，词序，句法结构等的语法特征［７］。在新闻文本结构中，标题、导语及其与正文的结构关系不是随意的，放置于文本最前面的标题与导语，不仅为全篇新闻定下基调，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提供新闻的核心信息为读者是否愿意继续阅读提供重要参考。标题的信息主导了后续的阅读和理解过程，承担着涵盖新闻报道主旨与价值判断的任务，都为读者传达出新闻记者的态度与价值判断［８，９］。依据上述分析方法和理论，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对所选文本进行了综合分析与微观分析。（一）外媒涉华报道的标题及导语所折射的基本取向和评价态度我们通过对选出的《每日电讯》１４篇新闻报道的标题和导语进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表明，外媒在众多的标题与导语的修辞与词句构建方面存在明显的负面价值判断和事件评价的否定性倾向。例如，在２０１１年８月２日发表的标题为“中国顾客促进英国商铺消费（ＵＫｓｔｏｒｅｓｂｏｏｓｔ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ｈｏｐｐｅｒｓ）”的报道，阐述了在英国购物促进消费的事实，然而导语却重点强调了中国人的消费促进了“奢侈品店的利润增长（ｂｏｏｓｔ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ｔｓｏｆｌｕｘｕｒｙｇｏｏｄｓｒｅｔａｉｌｅｒｓ）”。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和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日，在新闻报道中，标题“是时候向中国顾客敞开大门了（ｔｉｍｅｔｏｏｐｅｎｏｕｒｄｏｏｒｓ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ｈｏｐｐｅｒｓ）”似乎表现出一种欢迎的语态，然而前者的导语却写到“中国顾客在圣诞节打折季抢购。牛津街的塞尔里奇购物中心早上九点开门，但大批中国人却在前一天晚上十点半就在店门口排队，等待开门后冲进奢侈品区抢购便宜货”。这些新闻报道通过使用标题和导语的配合，塑造出中国消费者“爱好奢侈品”“爱占便宜”“抢购”等行为粗俗、素质低下、缺乏内涵的形象。再比如，通过制造悬念，导引读者对中国消费者可能产生的某些购买行为及其动机进行“非善意想象”。例如，２０１３年４月７日，在报道标题中，首先介绍中国游客消费能力后，笔锋突转，使用了“他们在买什么（Ｗｈａｔａｒｅｔｈｅｙｂｕｙｉｎｇ？）”这种留悬念的新闻标题。文中在整体描述了中国人外出旅行社会意义及政策的变迁后，顺便讽刺了中国环境气候的糟糕以及中国人跨越半个地球只为购买挂着名牌标志但却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给中国人打上“一群傻土豪”的标签。此外，外媒在报道中使用隐喻和对比等修辞手法，似褒实贬。在２０１４年２月４日的一篇新闻报道中，虽然标题使用“春天的脚步（Ｓｐ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ｉｒｓｔｅｐ）”来描述中国给英国零售业带来的影响，但却在导语中使用“涌入（ｆｌｏｃｋ）”一词消解了标题所营造出的积极意义。有的报道使用夸张甚至侮辱性词语。例如：在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３日的报道中，使用“闪电战（Ｂｌｉｔｚ）”和“入侵（ｉｎｖａｓｉｏｎ）”的用语；在２０１３年２月８日和９日的报道中，使用“倾巢而出（ｃｏｍｅｏｕｔｉｎｆｏｒｃｅ）”的表述；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的报道中使用“冲进（ｈｉｔ）”一词；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报道中使用“抢便宜货（ｒｕｓｈｆｏｒｂａｒｇａｉｎｓ）”一词。这些夸张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将中国顾客塑造成具有侵略性又好占便宜的低俗形象。（二）外媒涉华报道中的新闻报道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我们不否认福勒的观点，即“词的意义与指称关系暗示了一些社会分类”，词语是“世界文化的一种表现，根据文化的意识形态需求来感知世界。就像地图，它首先进行分割：从本质上的物质连续性和无差别的思想流向进行分区，形成符合团体利益的区域”［１０］，但我们仍然认为，客观、真实、不添加任何个人主观判断是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追求和职业操守。我们通过外媒的报道并从所选新闻报道的用词来看，大多渗透着西方的价值判断，渗透着显著的意识形态意味。从国外媒人称代词的主客划分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比如，报道中称“我们”的，通常指与其意识框架相符合者；反之，“他们”则是与其意识形态倾向相反或对立者。一个基于“我们”与“他们”的对立上构建的文本，在构建之初就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在对于中国人的消费行为的报道中，外媒也有积极的评３２１申楠，汪琴　外媒“眼”中的中国及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价。例如，媒体甚至制造了一个新词“北京镑”（ＰｅｋｉｎｇＰｏｕｎｄ）［１１］来描述中国顾客的强大消费能力，但在塑造中国人形象的问题上，却存有明显偏见。如使用“一群（ｃｒｏｗｄｓｏｆ．．．）”、“一大批（ｗａｖｅｏｆ．．．）”、“倾巢而出（ｏｕｔｉｎｆｏｒｃｅ）”等词语，将中国人描绘成成群结队且具有攻击性群体的形象；使用“涌进（ｆｌｏｃｋ）”或“冲进（ｒｕｓ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