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有效演进之路

经济制度有效演进之路道格拉斯·诺斯中国正在经历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变迁，这个过程有趣而又充满挑战。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难以全面理解这个过程。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演变成为静态的理论，它提供一流的分析框架，可以解释某个时刻市场或部分经济如何运转。但是，对于解释经济史它则无能为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率的市场是如何演化形成的？经济将以何种方式演变？显然，无力解释这些问题是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大缺陷。因为我们要改善经济，就必须了解经济怎样逐渐演变，关键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改变哪些因素可以改善经济。新的研究方向是从交易成本入手，了解交易成本及其演变方式、与社会制度框架的关系和它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经济过程产生摩擦，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这显著地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极大的交易成本差异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其交易成本高。这种关系是确凿的。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我们测算了25个国家的交易成本，并将交易成本相对于人均收入进行回归计算，结果验证了这种关系。什么决定交易成本的高低？交易成本的背后就是制度框架。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什么使制度形成了有效率(即交易成本低)的市场？良好的经济制度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经济制度的基本来源包括：正式的规定，如宪法、法律和法规；非正式的行为准则与规范；正式规定与非正式准则的执行情况和特点。这三个方面共同确定了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表现特征。进一步问，是什么决定了正式规定和非正式准则的规模和形式？又是什么决定了要建立这样的制度？显然，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于是我们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政治制度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这又涉及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如何在一个政体中汇总社会选择？什么决定了政治制度的运行？它与经济的总体特征有何关系？总而言之，这些决定着政体结构，政治制度结构又决定着经济游戏规则，即产权、法律和规章制度。此外，还要看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的衍生物——社会中的组织。制度、游戏规则、产权创立后，为组织演化和发展提供了结构框架。组织和制度在演变过程中，通过相互之间的竞争求生存。无论是市场中的企业，还是争夺执政权的政党，或是大学之间争创一流，都要不断创新改善自己生存的机会。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各自的运营系统。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也是经济学没有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的演变？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知道什么符合自我利益，并会相应采取行动。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历史早就被改写了。实际上，人们却是在主观地构造世界运行的规律，并相应采取行动。自然科学可以回溯到基本组成元素的层次上，以此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找不到任何客观结构能够提炼为所谓的基本命题。经济学没有什么现实的基点，人们是在头脑中构造现实：制度、组织、市场，我们通过主观思想构造了一个宏大的社会结构。我们无法像在自然科学实验室里那样检验经济理论。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试验并得到反馈，看看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所构造的人类互动。这个过程大体如下：“现实”→认识→制度→组织→政策→结果→所有现实。从以心中的某种形式存在的“现实”出发，我们建立了关于周围世界的理论、模型和理念体系，构造出对世界的认识，并了解、解释它。在此基础上，汇总社会选择作出决定，按照我们所认为世界运转的方式建立并实施我们认为能够达到期望结果的制度框架。这不仅包括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模型，还包括世界应该怎样运转的模型。制度是人们构造人类互动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出我们希望的结果。因此，结构是我们理念的函数。前苏联兴衰的例子有助于阐释这个认识。列宁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如何运行和应该如何运行的理论，想用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从马克思理论中得到关于社会发展的辩证历史观，关于产权和技术革命的作用等问题的观点，至于如何建设新社会却找不到现成的指南。列宁根据所掌握的理论向前探索，制定了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个政策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发展重工业，把苏联建设成工业大国。它体现了关于要经过怎样过渡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解，并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我们必须全面理解这个新经济活动形式的创造。无论是1917年的列宁，还是在2002年寻求发展的中国，都是在遵循已有的理论和模型。但是相对这个无比复杂的世界，无论是列宁创建社会主义的观点，还是美国人对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是中国人的看法，都还极不完善。就像即使中国在过去15年中有了如此之多的卓著创举，也是时对时错。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的体系应该能够根据所得到的反馈进行修正。前苏联的中心问题之一一直是提高农业效率，其农业一直不成功，但却从未改正过错误。一般而言，不成功出于两种原因：或者是理论不对，则建立的模型也不对；或者是理论是对的，但是运转社会的人不对。因此，必须持续关心如何在系统中汇总政治选择，使运转社会的人保持灵活度，并能了解社会怎样随时间演变。实际上，前苏联人面前摆着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模型：1970至1980年，占1%的私有田的农产量占农业总产量的20%至25%，而占99%的集体农庄产量为剩余的75%。关键在于怎样学习。当某项政策的反馈表明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时，就应该进行修正。1975年之后，前苏联增长率急剧下降；到1980年已经接近于0%。前苏联人知道出了错，然而，由于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已是积重难返。1985年至1991年，戈尔巴乔夫想扭转局势，实行政治制度自由化，打破了原本不太好的经济结构，结果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所以，“现实”是带引号的，它不像质子、元素那样客观，有的只是我们头脑中构造的事物、对外部世界的解释。我们必须保持认识系统的灵活性，了解其是否有效，并收集证据，相应地修改理论、调整信念、改变分析的内容。这样做，便是调整制度框架使之有效率。什么是有效的制度框架？人们为实现某种目标功能而建立制度，如果由此得出的结果不符合初衷，就要能进行修改，直至制度能够产生出想要的结果。有时我们能做对，有时由于最初的认识不全面，需修改游戏规则，最终使其得到改善。人类自从能构造自己的环境以来就一直这样做，而且将一直这样做下去。西方国家虽然一路坎坷，但是最终建立起了一套制度，实现了经济增长，至少在物质方面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人类在其整个发展历史中，确实走了许多弯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从未彻底地了解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我们有好的理论，也是如此。经济学家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理论正确到了能够解答一切问题的程度。实际远非如此。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以往任何时候均不可与之比拟的世界。25年来的信息革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类的各个方面都有改观。此时，在向过去的经验学习的过程中，更要谨慎地注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运用过往经验。比如，价格理论是非常好的经济学工具，它提出了市场运作的基本理念，并使经济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机会成本、边际分析等标准理论也是如此。但是，要谨慎地运用它们。必须清楚，我们面临如何应对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而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不可能找到绝对的指南。-作者为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鲁斯法律与自由教授，本文为作者于3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创办的学术期刊《经济学季刊》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