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学校教育改革”

“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学校教育改革”课题研究结题总报告叶澜前言：课题研究概述2001年，新世纪的开始之年，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1[①]，承担了“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学校改革问题2[②]的诊断与对策研究”课题。当时提出这一课题的主要学术动机是：我们感受到全球化、信息化作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但对这一趋势的实质，它的价值、影响力，它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重要的全局性问题，尚普遍缺乏深刻、清晰的认识。尽管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在内都在讨论全球化、信息化的问题，然而对“全球化”、“信息化”本身却大多不甚了然，更谈不上对以此为实存背景的中国学校教育改革问题的深入探讨。课题组期望通过研究，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世界的这一巨大变化，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深刻的认识。唯有如此，进一步研究中国学校教育的现状和发展性问题，才有可能明晰并具有针对性与前瞻性。该课题中标后的三年内，课题组的研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2001—2002年，主要是按子课题，一方面展开了大量的有关资料的搜集、分析和梳理，进一步清晰研究的基础与需要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形成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另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实地研究等与学校一线领导、教师的合作研究，了解现状，开展改革研究，在改革研究中形成对策，使提出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3[③]上述研究对课题组成员的观点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此外，课题组成员还将研究成果以调查报告、专题论文等方式公开发表，以接受社会和学术界的检审。2003年，研究进入了以撰写子课题研究报告和结题总报告为主的阶段，其结果都呈现在本书之中。需要说明的是，结题总报告是在各子课题报告撰写完成后，由本人承担。本人力求“总报告”既反映子课题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又不能只是把子课题的内容作综述；它不可避免地要表达报告撰写者的立场、思考与基本观点，同时要承担起从总体上把握课题和深化认识的任务。经过3个月的集中研究，现提供的结题总报告主要由以下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全球化”、“信息化”这一当代社会两大重要特征的进一步研究，澄清一些教育界与此相关的模糊认识。我们认为当今我国的教育改革尚缺乏对时代大背景的认真、深入研究，因而缺乏对学校教育改革性质的深刻认识。1[①]承担本课题的研究人员主要有：叶澜、郑金洲、邬志辉、杨小微、范国睿、唐晓杰、吴遵民、朱俊杰、尹后庆等。叶澜为课题组负责人。本报告由叶澜执笔。2[②]“学校教育改革”，在此“学校”具体所指是中国普通中小学，属“基础教育”领域。但对学校教育改革的研究又不局限于国内，同时也关涉国外，故以“学校教育改革”称之。3[③]课题组成员进入实地调查和改革研究的学校主要由二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新基础教育”的共同体成员，共有57所。一部分是普陀区与本课题教育评价研究相关的中小学约20余所。“新基础教育”研究是以学校改革为主题的长期研究，自1994年起，到2005年结题，该项研究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意义上的支撑。这部分尽管未直接涉及学校教育改革，却是总报告的重要组成，因为这属于前提性的认识。第二部分是对当前我国学校教育改革问题的评析与对策性建议，重点放在评析部分。评析清晰以后，对策性建议的依据也随之清晰。一、“全球化”、“信息化”的认识“迷雾”与实存“真相”与刚走过的20世纪相比，并非起始于21世纪的两个观念——“全球化”与“信息化”，已经以十分醒目的笔墨，实实在在地写在了人类社会21世纪的第一页上。它们不仅成为人类进入新世纪所必须面对的标志性观念，而且已作为一种实存力量，构成当今人类社会的生存背景，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领域产生着冲击式的和渗透弥漫式的广泛影响。正在为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中国，对此保持了高度敏感，并以积极的姿态搏击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别无选择地被裹挟其中。于是，如何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就成了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议之题。讨论这一问题的价值，不仅是为认清目前我国学校的生存背景，而且还关系到认清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问题。为此，认识“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内涵与本质，就成了找到最终答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一问题域时，就遭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甚至相反的回答、观点和态度。它们构成了扑面而来的认识“迷雾”，使身处“庐山”中的我们，无法看清“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真面目。几经梳理，并结合对时势和文献发展的关注，现初步形成了按如下思路展开的、有关“全球化”、“信息化”的内涵与实质的认识。（一）关于“全球化”观念的辨析有关“全球化”的概念凸显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在60年代已经有学者提出“全球村”和“全球问题”等概念4[④]。如今，政界、学界已普遍意识到、感受到并关注、研究全球化问题，但基点和出发点却大不相同。概要地说，一种观点是将其视为人类历史进程的长期延续、积累的产物；一种观点视其为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巨大变化，是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形态的否定，它的走向是形成以全球利益、人类权利和法律等新的政治形态，以跨国公司、国际资本、世界企业等为特征的新经济及趋向全球价值共识的新文化形态。总之，这是基于人类而非国家为共同利益主体的立场的全球化理论。两种观点相比，差异主要是在，前者是维持国家观念的国际化的延续，后者是消解国家观念的超国际化的质变。但两种观点都没有否认“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从历史切入，可能是我们认识“全球化”是什么的可行选择。1、“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与形态变换据当代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的观点，世界联为一体的进程可以1492年哥伦布远航大西洋到达“新大陆”为标志。由此涓涓细流始，现已汇成汹涌大潮。5[⑤]新大陆的发现促成了“全球”的地理意识和观念的诞生。一些海上强国出现了远洋探险、人口流动、领土扩张和商贸增大的发展走势，随之而来的西方文艺复兴，西方各国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使西欧诸国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4[④]参阅邬志辉：《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第1章。5[⑤]参阅纪坡民：《从世界历史看全球化》，《读书》2003年第1期。会，并“携着巨大的物质与精神优势，以坚船利炮的军事征服、贸易与资本的商业扩张和以基督教为载体的文化扩张”6[⑥]，19世纪末在世界上已形成了以宗主国和殖民地国为关系特征的、以各宗主国势力范围为界线的帝国集团的格局，这一时期可称为多头帝国瓜分世界的帝国式全球化，也被称为早期全球化。它之所以能归入“全球化”的范畴，是因为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帝国化的过程中，人员、资本、资源、技术、商品以及文化、宗教、教育的跨国流通已经成为事实，而跨越国界的各种社会因素的流通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的“底线特征”。20世纪的全球化形态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出现了多次转换。第一次转换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市场、利益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结果是，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联盟和美国作为新帝国主义的崛起；另一方面又催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的民族独立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两极对抗的“冷战”局面。除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外，其核心矛盾是美苏超级大国的争霸。在此后的40年间，两大阵营尽管内部不断有矛盾与冲突，相互之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军备及各领域的竞争十分尖锐，但在整体上并没有消除跨越国界的各种社会因素流通的事实，只是两大阵营内的流通成了主要的流通形态，两大阵营间则更多以争斗的形态相互作用，同时还有局部的、不同时段出现的封闭乃至绝交。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事实上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这个时期，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依然是解决全球争夺中的主要手段，只是战争的性质不再是以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征服为主，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利益而进行的最激烈形式的争夺。自然，这种战争不会改变原已形成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部分殖民地国家摆脱宗主国的统治是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来实现的。两次大战后的一个重要产物是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它是专门为谋求和平解决国际纷争、组织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而成立的国际组织，它用宪章、宣言等方式来表达国际的共同意愿和国际交往须遵循的准则，试图运用国际的力量去共同面对人类发展的诸多问题。因此，该组织建立的本身就标志着全球化的发展，即人类对全球和平的渴望和扩大国际合作需求的提升，同时全球性（非局域性的）的问题也日益凸现，使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增加了超越国界的、关涉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其中首先浮现的是和平问题，然后又有人口、环境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在观念上也增强了共居于一个地球，作为地球村的村民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意识。但是，这些共同问题并没有冲淡、更没有消解国家之间和两大阵营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即大国争霸还是这一阶段全球化的主要形态，这一形态可称为“东西两极对抗式”全球化。自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以后，全球国际关系格局迅速发生变化，再加上信息技术席卷全球式的进展，使90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构成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西方的国际问题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世界格局论：“单极世界”（由一个超级大国单方面操纵国际格局）、“多极世界”（由主要实力国家联合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和“一超多级世界”（主要国际问题解决需要一个超级大国和其它主要国家的联合行动，而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则强大到能够拒绝其它国家的联合行动）。从20世纪最后十年至今的国际势态的变化，已经可以看出，由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塞缪尔·亨廷顿的“一超多级世界”的理论，相6[⑥]纪坡民：《从世界历史看全球化》，《读书》2003年第1期。对前两种理论更有解释力。他在“一超多级世界的转变”一文中分析了“一超多级”世界中的全球结构的层次：第一层次是美国，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干预世界任何地方的事务并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促进其利益的国家”；第二层次是区域主要强国，“它们是在世界重要地区中起主导作用的角色，但它们的利益和能力不能象美国一样扩展到全球”；第三层次是区域次极力量，“它们的影响力小于区域主要力量，而且它们的利益经常同区域主要力量冲突”；第四层次是其它国家，其实力不足以对以上三个层次产生足够影响。7[⑦]这一分析勾勒出了全球化中利益主体的层级结构，与前两个阶段中先后呈现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平面分隔依附结构形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东西两极对抗结构形态”都不相同。这是一种以强国经济实力和利益为根本，并以此为支撑、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维护并向全球推行强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全球化。与此同时，为了对强国霸权的制衡，在“多极”中也形成了区域性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合作组织。其中众所周知的如欧盟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联盟（如“北约”）、全球经济性质的联盟（如世贸组织）等以某一方面的利益相关而组成的一些国际联盟。真正以人类利益为宗旨的联盟为数不多，且大多是民间组织，如一些环保性质的绿色联盟组织等。这些为全球化的呈现状态增加了多样性，但并没有改变全球化中利益主体的层级结构。2、全球化的实质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不只是使我们更具体地认识“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这一判断的依据，而且也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1）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后的产物，从“地理全球化”观念的形成，到今日“一超多级”的国际关系结构模式，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资本扩张的需要、是经济利益。发展不同阶段呈现的区别，主要是在扩张的方式和范围上，是在不同关系结构中，是在作为占控制地位优势方的利益主体与处于被控制地位的弱势方的相互作用的势态、格局、复杂性的变化和力量的对比差异。但是，这种变化和差异远未达到如有些人所期望或宣称的，以去国界限制、去民族立场的，体现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为特征的全球化新阶段。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依然是以强国经济和国际霸权为主势，其特征还是以争斗为主，而非平等合作为主。对于属发展中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而言，尤其不能存在这种幻想，尤其要警惕大国、霸权国以全球、人类的名义来推销有利于本国资本集团利益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