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现代化进程比较11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块王世超201127920120各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自始就与近现代国际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始终受到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及国际格局的强烈影响。现代化进程既有推动社会发展的一面,其启动过程也包含着残酷竞争、“优胜劣汰”的血腥一面,表现为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之间乃至民族与种族之间相互排斥的“零和”性质。在近代,率先发达起来的西方列强利用其优势地位,对亚、非、拉地区大部分民族实行了野蛮的殖民统治,打断了这些地区的自然发展过程,也阻碍了其正常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是否遇到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及能否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是其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由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差异,各地区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速度、成败上不会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等属于民族与国家间竞争的概念密切相关。中日现代化道路就是建立在国家危难、民族振兴的基础上才走上正轨的,但一衣带水的毗邻两国,其现代化的过程却完全不同。回溯起因:挑战相似命运不同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中叶的“西方的冲击”下,开始被卷入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之中。中日两国隔海相望,相互交往的历史超过2000年。直至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一直在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圈内长期共存、交流和发展。19世纪中叶,基本上完成对其他地区殖民化的西方列强,以先进的工业文明为后盾,以廉价商品、坚船利炮和基督教义为武器至远东地区,先是要求这一地区各文明古国接受西方式贸易方式和国际秩序,继而开始强加不平等条约,一步步地把这些国家和民族逼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面对“西方的冲击”,中日两国曾同样面临被殖民化的民族危机。在突如其来的相似挑战面前,起初中日两国作出了一连串十分相似的反应:先是都坚持“闭关锁国”,其后分别采取“中体西用”或“和魂洋才”模式,试图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排斥其制度和思想,再后开始探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后,日本在为之震惊之余,迅速决定掉转船头改学西方,而中国则迟迟未能作出这一转变。19世纪中叶的一步之差,使中日两国站到了截然不同的近代起点: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建设西方式工业化强国的道路;中国则错过了改革图强的时机,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在近代的起点上,中日两国为何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命运?究其原因,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差异。第一,主体反应的不同。这一点是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中日现代化起点的差异,首先来源于两国的政治统治核心对“西方的冲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反应:中国的末代皇朝清廷腐败衰落,全无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日本的明治政府生气勃勃,锐意改革开放。第二,自然经济的相异。在西方势力东渐之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实现着自给自足,在近代前夕还有大量茶叶、生丝出口海外,用以抵消西方国家的鸦片与棉织品的进口。与此不同,当时日本则在西方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没有同量物品足以抵消其巨额入超。经济上的危机感也促使此时的日本极力学习西方,寻求尽可能利用西方科技来增加生产。第三,国际环境的区别。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面临的民族危机表面上类似,实质上具有很大差异。当时,从印度洋东渡而来的西方列强更为垂涎的瓜分对象是中国,而不是作为西方国家“东方航线”终点的日本。西方列强对日本没有实施大规模战争,没有进行走私的鸦片贸易,也没有提出领土要求。因此,中国所受到的民族危机比日本大得多。“可以说,日本是在印度和中国成为牺牲的情况下,实现了独立和现代化的。”综上所述,中日对“西方的冲击”作出的不同的最初反应决定了其后两国截然不同的命运。纵观过程:道路相殊发展各异中日的现代化分别是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起点的,两场运动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具有划时代的革新运动。当时中日两国启动的方式大致相似,都是对旧体制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两者的性质却有很大差异。洋务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低层次的自救运动,而明治维新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高层次的现代化运动,两场运动的不同性质和层次已经决定了中日在现代化初期差距的产生。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就遭受了重大挫折。而日本明治维新的胜利则使日本在东亚国家中脱颖而出。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分别带给两国的最直接结果是:日本保持了民族独立,继续将现代化推向前进,而中国则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越陷越深,现代化进程几乎原地踏步。中国的现代化一再延误,而日本则将现代化顺利推向前进。二战是日本现代化的一个新起点。战后,日本在战败的困境中选择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立国的复兴战略。特别是冷战背景的政治格局给日本带来了有利的发展环境,为其经济恢复提供了外部保障,而广大亚非拉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及其振兴本国经济的迫切需要,为日本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战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给日本带来了机遇,50-60年代掀起的科技革命高潮,给后进国家日本以全部的推动力,日本没有包袱,是科技革新最快、最彻底的国家,因而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复兴,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直到1978年才算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起点。改革开放政策的制订,使得中国经济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综合国力空前加强。与此同时,中国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借助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目前中国仍以平稳的高速度发展着,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率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枝独秀。回首历史,中日现代化进程的轨迹,勾勒出了两条相反方向的大孤线,走上了两种不同类型现代化的道路。日本的现代化是一个早产儿。它是在约半个世纪内从西方匆匆“拿来”的现代化,其消化不良曾导致日本走上对外军事扩张道路直至惨遭失败。二战以后,日本以近代以来积累起来的人才和知识资源为依托,利用战后改革焕发出的体制创新活力和西方阵营内有利的国际环境,走上了一条新的和平发展道路,在数十年间基本上实现了对欧美工业化的全面赶超。然而,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即“第二次现代化”或“第三次浪潮”面前,日本却丧失了前进目标,陷于“制度疲劳”状态而至今尚不能自拔。中国的现代化则是一种晚熟型。它花费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确立了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其后又经历了近30年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期,而后才开始真正走上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正轨,其改革开放的体制创新活力远未释放出来,而今又面对着同时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两重现代化、即要把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历史使命。展望未来:相互合作实现共赢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自近代以来首次开始谋求构筑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双赢”型双边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领导核心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现代化路线。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且其发展势头仍在继续。过去20多年间,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是观念的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从中释放出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另一方面,中国在快速发展中遇到了能源、资源、人口、粮食、环境等新的潜在问题,“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惟一可行的未来发展模式。2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着中国现代化路线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在未来时期,除非发生全局性内乱或大规模外敌入侵,这一现代化路线就将继续得到成功实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现代化出现了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局面,即日本经济的停滞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这在中日双边关系以及中日与他国的多边关系上引发了一系列调整与震荡。中国的快速发展向中国自身和美、欧、日先发展国家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如何评价中国现代化的现状与未来?21世纪的中国是否会成为亚洲最强国?未来中日能否和睦相处下去?中日美关系应当是什么样的?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和日本经济的十年低迷,在曾长期保持着亚洲“一枝独秀”地位的日本引发了心理失衡。其结果,一种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正在东瀛列岛悄然蔓延。中日现代化问题,再次超越了纯学术比较研究的范围而成为影响到中日关系全局的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经历了一场“经济战败”之后,迎来了近代以来“第二次开国”、“第三次转型”的历史性转折期。日本朝向“再生”的努力,在其起点、课题和未来进程方面都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很大的不同,但其最终目标却都将是力争在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在世界前列。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历来是互为条件,复杂交错。在21世纪,中日双方仍将相互构成对方实现安全与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进入2001年以来,中日两国围绕历史、台湾和经贸等问题接连发生了摩擦。这表明,中日两国在业已达成共识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仍处于在矛盾与曲折中寻求确立新的稳定关系的探索性阶段。值此重要历史时期,中日两国的政治高层、政府部门、各界人士以及传播媒体,宜共同回顾和总结中日及东亚各国在19世纪中期遭受“西方的冲击”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避免重蹈近代史的覆辙,排除阻碍势力的干扰,找出一条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双赢之路,在21世纪实现“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中展开和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