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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私学经典的诞生作为先秦第一部私学著作，《论语》主要记述孔子的言论，常被中外学界视作孔子的哲学著作。黑格尔由此訾议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其实，反映孔子哲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是《易传》，《论语》虽然不乏哲学内涵，但从其编纂动因、整体内容和用途来看，应当说只侧重于记述了孔子教弟子怎样做人的言论，主要反映其教育思想。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的是，孔子生前并没有自己作或者是指导弟子作《论语》，此书乃部分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在孔子逝世以后陆续编纂而成的。但是，究竟是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编纂或日领纂的呢?先汉文献没有记载，汉代以来论者凭借《论语》内证，结合此书的古朴特征及其他相关记载加以推测，计有二十余种说法之多，其中主要有汉刘向“《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说，郑玄“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说，唐柳宗元“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说，宋程颐、朱熹“《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说，清代崔述、现代张心激“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后儒辑之以成书”说，现代赵贞信“文、景之间博士”说，林存光、郭沂“德行和文学两科的门人”说，贾庆超“曾子领纂”说，杨朝明、唐明贵“子思最后主持编纂成书”说，等等。这其中的多数说法，在不同编纂阶段和层面上，各有一定道理；但是，即使是已经明确认识到《论语》编纂是一个复杂过程、有意综合吸取前人成说的现代论者，也因为对此第一部私学著作诞生之艰难程度未予深思，对于编纂动因、原则等缺乏探讨，对于汉代经学大师郑玄的说法重视不够等原因，又各有其不足和片面性。这种在相当程度上或者说在诸多问题上仍然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现状，导致学界在对《论语》认识的起点上，在对其基本属性的看法以及具体内容的研究和使用上，出现诸多偏差和错位，以至于有学者把《论语》视作孔子思想的全面反映，甚至是唯一真实地反映――“《论语》以外，免谈孔子”的观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学界的主导性观念。本文拟针对曾经流行、至今仍然颇有影响的认识误区，探讨一些前人未曾涉及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综合以往论者的合理性观点，以图揭示出《论语》诞生的大致历程。一、《论语》诞生平孔门弟子授徒的需要由于相关史料的严重缺乏，古今关于《论语》编纂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却一直难以形成定论，于是，便有论者主张退回《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但这一说法，只谈到编纂前期的粗略事实，既没有提及领纂者或日主编者名字，又毫未涉及编纂动因、原则、目标等重要问题，实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关于《汉书?艺文志》所谓“当时弟子各有所记”，有论者认为已是《论语》编纂之始；甚至说“《论语》本来就是孔子弟子的笔记本”，其“原始形态是许多种笔记本子”。然而笔者以为，在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多为心记而很少笔记。以当时的书写条件，尚不具备学生记课堂笔记之便利，何况孔门教学是师傅带徒制，其课堂多为“天地大课堂”，既不是近代引进的班级授课制，连古代书院中班级授课制的萌芽也不具备，因而还根本不可能形成普遍记课堂笔记的习惯。像《论语?卫灵公》记“子张书诸绅”之类笔记，在《论语》中仅为特例。有论者据此推论“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尚欠深思。假如“一言一动”真的无不记录，则孔子设教授徒近半个世纪，为何《论语》连同重复章节计算，也还不足一万三千字?二是在《论语》之前，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王官文献，绝无民间私家著述。当时弟子所记只是为了身体力行，还没有编写孔子言论集或者言行录的意识。在为孔子治丧期间，弟子参照丧父之礼皆服“心丧”三年，也无从想起那于礼无征、亘古未有之事；《论语》编纂必待有强烈的现实需要作为动因，才可能有人想到和提起。但是，自战国以降，著书立说由渐成风气而司空见惯。在后儒心目中，集录圣人“微言”是如此天经地义之举，因而一直没有想到和追问编纂动因；近代乃至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学界囿于千古积习，仍然没有提出和研究这一问题。《论语》的编纂动因究竟是什么呢?应当就是孔门弟子授徒的需要。《礼记?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只有当散处各国的孔门弟子各自站稳了脚跟，在以后的生活特别是办学实践中，感到越来越强烈的需要时，他们才可能把编纂《论语》之事提上日程。依情论理，孔门弟子设教授徒伊始，自然会用孔子的嘉言懿行教育弟子，初起还不可能感到、至少不会强烈感受到凭各自所记有何不足，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会产生“教然后知困”的深切体会。当有人深感不足时，他们便会就近向同学搜集寻访。搜集寻访者渐多，各有一定的积累，集体汇编的想法和行为才会产生并付诸实践。经过一定范围内的合作汇编，有一个初步的集子甚至构成了《论语》的雏形，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扩大合作，约请已经散处各国的孔门弟子，特别是那些学成行尊、声望卓著的大师级弟子及其门人参与编纂。孔门后学终于继孔子传授的六部教材即后儒所谓《六经》之后，编写出一部以孔子教弟子怎样做人为主要内容的、颇具权威性的教学辅导书――《论语》。关于《论语》编纂的起始时间，汉代只有“夫子既卒”这一笼统概念，直到南朝梁皇侃、初唐的陆德明和北宋的邢爵，才隐约提及：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门人痛大(太)山长毁，哀粱木永摧，隐几非昔，离索行泪，微言一绝，景行莫书，于是弟子佥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成而实录，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探时贤与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也。现代论者依据上述诸说，明确提出了始于七十子为孔子治丧期间的推论：以常情论，孔子殁，“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以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这里，论者所谓“常情”，实乃私人著书司空见惯以后之常情，而并非春秋末年的常情。假如治丧期间确已开始编纂，那么多数弟子健在，对乃师言行记忆犹新，还有一些文字记录，何至于众弟子守丧三年竟未完成一部不足一万三千字的定稿?又怎么会掺人后期弟子晚年的言论?(如《论语?泰伯》记曾子病危所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等内容。)然而，又有论者加以发挥说：治丧期间“汇聚起来的可能是弟子们各自记录整理的孔子言行，它应该就是《孔子家语》的雏形”，或者是“一个类似孔子文集之类的东西”，最后由子思主持，选取其中“正实而切事”者成为《论语》。自唐柳宗元以来，学界并不否认子思是成书者之一。但若说他是第一、甚至唯一主持人，显然缺乏证据。论者似乎忘了：孔门唯以学行相尚，索有“君子之远其子”的传统。孔鲤身为嫡子，在七十子中影响平平；子思对于再传弟子，又能有多少特殊号召力呢?如前所述，《论语》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必须有现实需要的强力推动，才能够提上日程。必待孔子逝世二十多年后，一些孔门弟子在授徒过程中感到需要――这需要足以冲破传统习惯的束缚之后，才会发起编纂《论语》。二十多年后发起，前期弟子多已去世，中后期弟子也近晚年，自然会比众弟子守丧期间难办得多。编纂过程与结果，也会受到主、客观条件的诸多制约，诚如傅斯年先生所论：“著述脱离了官书的地步，而成私人著作，我们现在可见之最早者，是《论语》。《论语》是记言的。《论语》的体裁现在看了未免奇怪，除很少的几段记得较丰充以外，每一段话，只记几句，前无因，后无果……这样看来，《论语》成书时代，文书之物质尚难得，一段话只能写下个纲目，以备忘记，而详细处则凭口说。到了战国中年，文书的工具大便宜了，于是乎记长篇大论如《孟子》、《庄子》那样子的书可能了，遂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可成就设寓的记言。”因此，今日看似简单的《论语》篇章，包括那些有所重复、含糊的章句，当初皆得来不易。以历史的眼光看《论语》编纂，其难度远非今日的大型出版工程可以比拟。其成书过程无疑是一个筚路蓝缕、困难重重、复杂漫长、可以分为若干阶段的摸索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来领纂的弟子相继去世，补充内容、调整编排、誊清定稿等工作，就只好由包括子思在内的一些再传弟子来最后完成了。二、郑玄“仲弓、子游、子夏”说值得重视关于《论语》的编纂者，先汉文献未见记述，汉代以来的说法如前所述有至少二十多种。其中不少说法看似各不相同，甚至对立，但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又各有其合理性。努力避免其片面性，吸收其合理性，方可得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来。细审汉代诸说，可知其大体一致。刘向父子、王充、赵岐、郑玄等人之说，都可以概括为“群弟子”说。既为群弟子编纂，总要有几个领纂者，刘向等没说不等于没有；郑玄提到了“仲弓、子游、子夏”，《论语崇爵谶》只提子夏一人，也不等于只此三人或者一人。现在看来，汉儒的说法确实不够全面，但首先肯定孔门弟子的作用无疑是对的。再传弟子对孔子了解毕竟是间接的，若没有一些孔门弟子领纂，《论语》就不可能有如此权威性。最早提及领纂弟子名字的两种说法，特别是郑玄之说应予重视。郑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又说“仲弓、子游、子夏等撰”，与《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说可以一致。郑玄两处行文都有一个“等”字，说明他清楚“撰定”者不止所列举的二三人。作为汉代的经学大师，郑玄是不会言而无据的，虽然今日已不知其所据为何，但其说不可轻易否定。郑玄提到的仲弓、子游、子夏，皆为“从游陈蔡”、曾与孔子共患难、名列孔门“四科十哲”的著名弟子。仲弓姓冉名雍，就是孔子称赞“雍也可使南面”的冉雍，鲁国人，少孔子29岁，属于“德行”科，所长与《论语》记孔子教弟子怎样做人的主题契合。从郑玄两次列举“撰定”者都是首列仲弓来看，可能就是他率先发起编纂《论语》。子游、子夏分别少孔子45岁、44岁，随孔子自卫返鲁以后，分别出任“武城宰”和“莒父宰”，属于孔门“文学”高徒。先秦所谓“文学”，大致相当于今之古文献学，于经典编纂可谓本色当行。此二人在孔子没后终生从事教育，皆成一代宗师。据《礼记?檀弓》和《礼运》篇，子游对于礼学造诣极深，传授孔子“大同、小康”学说影响深远；子夏传授《六经》，“发明章句”，“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被汉儒奉为经学鼻祖。这三位著名弟子，作为孔门“十哲”之健在者，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感到对孔子言行录的强烈需要，发起或者参与领纂《论语》，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举。又据《论语》通篇称“有子”、“曾子”，从《子张》篇所辑各位弟子的语录，以及以往论者的研究来看，领纂者还应当有有若、曾参、子张等人。但后者受到特别推崇较晚，从孔子生前，直到两汉，声望不及“十哲”，这大约就是没有被郑玄提及的原因。这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开篇即引述《论语?先进》第二章，并按“十哲”的顺序记述名列前茅的弟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到了唐代，朝廷所追封孔门弟子，对于曾子已高度重视：唐高宗总章元年“皇太子李弘幸国学，释奠，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玄宗开元八年，孔庙“特为(曾子)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开元二十七年“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东西列侍”，曾子居十哲之次已成为定制。在此背景下，柳宗元提出了“曾子弟子卒成其书”说：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刘氏赞同并且发挥郑玄《论语序》之说，既肯定孔门弟子的记录、传述和广泛参与之功，又对郑玄“仲弓、子游、子夏等撰”作出恰当的解释。所谓“撰，治择之名”，申明是编纂过程中“凡有所作述，必具众义，择善从之”的主持之功。也就是说，仲弓、子游、子夏等弟子作为《论语》领纂者，要“首为商定”诸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