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论萧红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摘要：本文分三章,着意从女性意识的角度解读萧红小说创作的精神和风格。第一章:分析萧红女性意识形成的历史时代背景和个人背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女性丧失了自己性别的主体地位，被推到历史的幕后，她们的意识被遮蔽，权力也被剥夺。本应与男性平等的女性却被禁锢在男权社会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处于被支配、被奴役、被言说的无权无声的压抑状态。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女性教育的提高，社会参与机会的增多，经济的独立，女性的自我意识才渐渐地苏醒，一大批女性开始登上社会和文学的舞台，女性主体才得以浮现。中国五四女作家群的创作就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萧红是继五四女作家群之后又一个有着强烈而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作家。第二章:论述萧红在小说创作主题实践中的女性意识。萧红虽是以反帝爱国的主题创作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但是纵观萧红的创作，我们发现隐藏在社会性主题的表象之下，始终贯穿着萧红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她以女性的视角，把关注的目光锁在那些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劳动妇女身上。她真实地描绘了女性如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生命意识的麻木，展示了女性在背负民族和个人双重苦难下的悲剧命运，并且揭示了造成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表达了她对妇女解放之路的探索。第三章:论述在女性意识探照下萧红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强烈的女性意识使萧红在创作中从题材的选择到文体语言的运用，都显现出自己特有的风格。在题材选择方面萧红注重采用与其情感熟悉的日常生活和女性身体经验为题材。小说散文化和超越常规的语言运用更体现了萧红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关键词：萧红小说创作女性意识主题实践风格建构正文第一章萧红女性意识的形成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我意识。在漫长的男权制社会进程中，女性丧失了自己性别的主体地位，被推到历史的幕后，她们的自我意识被遮蔽，她们的权力被剥夺，她们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槛外人。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女性受教育的普遍提高，社会参与的机会增多，经济的独立，女性的自我意识才渐渐苏醒，一大批女性开始登上社会和文学的舞台，女性主体才得以“浮出历史地表”。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坛的女性创作开始大批浮现，并且一部分女作家已经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鲜明而强烈的女性意识，萧红便是其中的一个。一、萧红女性意识形成的历史时代背景(一)女性意识的压抑人类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如果没有女性的存在，人类将会走向灭亡。但是，我们纵观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本应与男性平等的女性却被禁锢在男权社会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处于被支配、被奴役、被言说的无权无声的状态。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女性一直是被压抑的性别，是以“第二性”的身份被搁置在历史的边缘地位。其实，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女性也曾有过辉煌时期，在母系氏族时期，由于自然的、人文的原因使得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们是社会的中心与秩序的代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蜗传土造人，采石补天就是一种最朴素的女性创造历史，掌握天地秩序的表征。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农耕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拥有强体力的男性在生产部门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也就促成了男人作为社会主体地位的父权制的兴起。中国在四千多年前进入了男性统治和压迫妇女的父系社会。夏朝时，父权制开始出现，经过商周逐渐完备，再经过秦汉以来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巩固完善，形成了庞大和牢固的父死子继的以性别血缘为纽带的统治链条，从此女性日益沦为社会的边缘和底层，男尊女卑成为天经地义的法则。女性地位的集体滑落，导致了社会对女性的蔑视、轻视，男权社会把对女人的蔑视、转化为一系列男权文化来框定女性，束缚女性的身心。“三纲”中的夫为妻纲是中国封建社会处理男女关系的至上伦理道德规范，另外还专门为妇女设立了“三从四德”，以此来约束妇女的一切言谈举止。宋代程朱理学更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妇不嫁二男”的“节烈主义”观点，明代以降把妇女视为“红颜祸水”、“女性亡国论”等等。除此之外，更有《女儿经》、《女诫》、《女训》等对女人的详备规定与教化。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女性在历史上的被压抑、被奴役的生存状况。在漫长的男权制社会进程中，女性渐渐地丧失了自己性别的主体地位，她们被推至历史的幕后，她们的自我意识被遮蔽，她们的权力被剥夺。女性丧失了话语权，她们只能被言说，而没有言说的权利。她们长期处于缄默状态，而女性自己也逐渐将这种外在的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她们意识不到自己被奴役被物化的命运，心安理得地扮演着社会为她们规定的角色，按照男性的价值期待标准规范自己、塑造自己。女性这种被压抑、被奴役的历史和女性形象的历史空白，最终造成了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二)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女性来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仅仅是一部“父亲”的历史，一部“子承父位”的历史，从来未被动摇过。直到辛亥革命，存在了几千年的父权统治秩序在政权上被推翻，五四新文化运动又进一步从文化方面颠覆封建礼教秩序，才将蜷伏了几千年的沉默无声的女性群体“从社会文化那看不见的深处裹挟而出，在这一震荡的瞬间，从混沌的文化无意识深海浮出历史地表”，从此宣告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不再缄默无语。因此，“五四”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的诞生期。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其实，早在19世纪末，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最早扮演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启蒙角色，也是最早把西方妇女运动的信息带给中国，他们关注中国妇女问题，并为此也做出了努力。维新运动使女权思想日益风行。而到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妇女解放宣传则进一步扩展。辛亥革命十年间，妇女界也曾掀起了一个传播女权的热潮，各种女报也纷纷登场。秋瑾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她提出了在当时看来最完备的妇女解放思想，主张妇女经济自主，走向社会，参与国事，呼唤在黑暗中的“我中国女性”觉醒，冲出封建传统禁锢的“小我”天地，投身解放的“大我”世界，才一有存活的出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历史赋予中国女性的一个良机，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思想把人们从封建主义的思想栓桔中解放出来，于是在整个文化领域里父权文化被激烈地声讨。“人”的觉醒和发现，使他们展开了一个以对“人”的全面认识为主导的启蒙主义思潮，无情批判扼杀人性的父权规范，提倡人道主义和个性自由，要求必须以人的需要为本位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样就使得女性获得了文化层面上的解放，她们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审美意识和言说方式，她们再也不是锁在深闺的被看者，她们甩掉身上的枷锁能够看男性并能言说书写。她们通过自己写自己来改变男性笔下扭曲的女性形象，找回自己曾经被逐出的历史地位。“五四”女作家群的创作就体现了中国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她们从女性视角出发，展示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和生命价值，打破了千百年来男性中心话语的格局，使女性作为失声无语备受压迫的一类得以表达，其中涌现了冰心、庐隐、冯沉君、凌叔华、以及其后的丁玲、萧红、、张爱玲等一大批女作家。而在这其中萧红是最独特的一个。二、萧红女性意识形成的个人背景萧红女性意识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她所处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也与她自身经历有直接的关系。萧红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女性，她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她的一生既经受了失去家园的无奈与痛苦，又饱尝的情感的磨难。追溯萧红孤单的童年和苦难坎坷的成人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叛逆不屈的女性。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生于呼兰县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是封建文化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母亲虽未正式上过学堂，但文理粗通，谈吐文雅，举止大方。萧红是父母的长女，但她的降临并没有给家庭带来多少欢欣，相反父母及祖母因为她是个女孩，却并不怎么疼爱她，尤其是父亲对她更是冷冰冰的。随着弟弟的出生，祖母、父母对萧红就更加冷淡，父亲“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的神情，在萧红幼小的心灵上烙下难以磨灭的印痕。萧红在8岁时，母亲和祖母相继去世，没到半年，父亲又续弦，继母在人前对萧红客客气气，但背地里却冷若冰霜，恶言恶语，还不时挑拨她和父亲的关系，父亲对她非打即骂，使萧红精神倍受摧残，在诺大的张家大院中，萧红感受不到家庭的关爱、亲情，而是越发感受到无比的寂寞和孤单，除了祖父对她的爱抚和后花园的慰藉之外，萧红幼小稚嫩的童心几乎是冰冷一片。在家庭中，萧红仅仅因为是“女儿”，亲人便对她轻视乃至无视。“女儿”作为一种性别原罪注定了萧红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注定了她一生被封建父权制放逐的命运。就人的一生的经历而言，童年的经历往往成为其性格生成的决定性因素。如同冰心所说:“提起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顽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萧红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她虽然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可是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没能给她提供一个相应的精神家园，在家庭中，她感受不到温暖和爱，只收获了人生的冷漠和压抑，感受到作为“女儿”受到的轻视和无视。虽然这些感受是朦胧的、可却是最强烈的，它使萧红早慧而受伤的心灵埋下了叛逆的种子。尤其是父亲对萧红反叛性格的形成影响最大，萧红曾说:“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人性。她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音而又疏远，甚至无情。”(《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过去十年我和父亲打斗着生活”。(《祖父死了的时候》)。由此可见父亲在她成长过程中对她有很大的伤害。在萧红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童年受到的伤害给了她一颗残破反抗的心，养成了她敏感、多愁，同时又孤傲倔强的个性。萧红出生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冲击着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和传统的道德观念。紧接着“五四”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的传统道德观念，反帝反封，民主自由，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狂庵也吹到了偏远的呼兰县城，在寂寞孤独中长大的萧红，幸运地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洗礼，接受了个性解放的思想。于是，叛逆的萧红和其他知识女性一样，反抗旧家庭父母包办婚姻。1930年，19岁的萧红为了抗拒家庭包办婚姻，为了寻求温暖和爱，她效仿“五四”时的娜拉们，义无反顾地冲出了父亲的家门，开始了飘泊流浪的生活，但是从家庭到社会迎接这个“娜拉”的是一副更为冰冷、残酷的面孔。尽管萧红不算困难地走出了“父亲的家”，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走出父权社会男性中心及其意识形态的阴影。萧红刚步入社会就遭受到来自男性的欺凌。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萧红和恋人陆振舜逃到北京，但后来由于各自家庭的经济制裁，她们又不得不返回家中。回到家的萧红不但受到族人百倍的侮辱和歧视，同时受到父亲的软禁。在姑姑的帮助下逃离软禁牢笼，开始流浪于哈尔滨寒冷的街头，她几乎被饿死冻死，但倔强的萧红始终没有向父亲屈服，“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初冬》)这是萧红发自内心与家庭决裂的心声，也是对建势力的挑战。就在萧红走投无路之时，又受到未婚夫王恩甲的诱骗，于是萧红和王恩甲在哈尔滨东兴旅馆同居，身怀六甲后，被王恩甲抛弃，她当时身无分文且欠房租六百块，陷入了生存的绝境。这时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求救，萧军把她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并引导她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但拯救的同时伤害也开始了。萧红和萧军之间渐渐地发生磨擦、冲突，事实上这种摩擦和冲突在本质上并不全是情感和个性冲突，而主要是萧红的女性自我意识与整个男权社会的冲突。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常常使萧红感觉到精神上的屈辱和伤害。尤其对视写作如生命的萧红来说，萧军对她的作品的肆意嘲讽，是超乎寻常的伤害行为。“看”与“书写”都是富于主体性的活动，女性在历史上从来都是被笼罩在男性的目光之下，她们只能缄默。当她能够看世界、看男性并加以言说书写时，她实质是要求获得主体性的地位。而男女两性的对视必然要发生碰撞冲突，一般来说，女性总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萧红哀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它道出了觉醒女性夹缝生存的事实以及在实现自身理想中的痛苦和悲哀。再者，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不可能给萧红提供一个关于拯救的承诺，萧红的全部人生理想和追求，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