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御、自觉、融合――晚清中西文化观演化之另见

抵御、自觉、融合——晚清中西文化观演化之另见庞绍堂内容提要：晚清之世，西学强势东渐，遂与中学发生冲突。探析这一冲突过程，可知其并非中学一味被动抵御、以至部分被动接受的过程，一如传统观点所言。其实为一被动抵御、主动接受西学普世性价值内涵、中学经过了强力冲击之后走向文化自觉相交织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史实昭示：先进性文化的融合，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及根本路径。其中，并无本土和外来之截然对立。这一截然对立仅仅是情绪化和自卑情节质的假设，构成文化认知的普遍性误区。关键词：器物制度文化中体西用文化自觉主体间性全球化本土化本文所言之文化，乃社会文化，即广义的文化。对此，泰勒曾给出过一个包括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的罗列式定义。鉴于社会文化即广义文化定义之多，人们还是比较赞同泰勒定义的朴素及描述性。据此定义，文化可概括为物质（晚清称器物）与经济、制度及政治、精神和价值（观）几个方面。中国古代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一直存在，盛唐尤甚。但当时之西学，并无任何优势，所以亦无东渐之说。元明以来，西学东渐持续不断，但西学并非明显强势，中学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及自我优越性认同从未丧失，因此仍无对话，完全不及反思，仅是中包容西而已。晚清以降，西学以强势东渐，引发或迫使中西文化对话（斯宾格勒意义上的。亨廷顿之文明冲突学说，实乃汤因比不同形态文明的生灭构建了一部人类史，以及斯宾格勒文化对话学说——战争亦为对话的形式之一的逻辑拓展），反思遂启。中国人的中西文化观由此衍生、发展。与近代强势西方文化对话，衍生了中国人的文化担忧心理。超越本土视界，也衍生了一切相对弱势文化中人的文化担忧心理，影响至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文化心理更有强化趋势：担忧本土文化泯灭于其中。①本文仅希翼通过梳理、厘清近代中西文化对话的史实，尤其是恪守中学之人对西学精粹的主动认同，以及力倡西学之人回归中学要义所表达的文化自觉等，并辩思之，达成与客观相吻合的①连深谙西方文化的萨义德及其思想的赞同者,也采用了后帝国主义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乃至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一串串术语,自卑情节质地表达了这种心理。结论。以利于解除全球化背景下自卑情节质的文化担忧心理，并认清在此心理掩饰下的文化利益（私利）立场。一历史的起点即实践的起点，其与认识的起点即逻辑的起点一致。近代中国人的中西文化观，因鸦片战争战败，遂率先表现为对西方先进器物——尤其是军事器物之认同。1842年，林则徐在发配伊犁途中，忆及中英两军对阵，感慨言之：“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抢，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见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据此，他提出了与英夷作战的八字方针：“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器良是第一位的。①“良器中，第一要大炮得用”。②因英军器良，致林则徐探究其因，溯其根源，遂仍在广州任上时，组织人力编译了他自己名之以《四洲志》的资料。1841年8月，他在流放途中于镇江与魏源相会一日，将此资料交予了魏源。魏源得林则徐所赠《四洲志》，为不负林之重托，也痛感鸦片战争之战败，丧权辱国条约之签订，遂暂弃国学研究，专事了解世界，于1842年底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至100卷。其指导思想即载入其“叙”中的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据说此言原出自林则徐。魏源概括的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同期，广东名儒梁廷木丹，于1846年撰成《海国四说》一书，对英美两国介绍尤详，其对蒸汽机及其应用的描写，在时人眼中犹如天书。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从传教士大卫•雅裨理处得外国地图册等资料，专习精研，于1848年完成《瀛环志略》10卷，这部史地巨著对西方的介绍，比《海国图志》更加详尽、准确。除对西夷先进器物的高度肯定外，有识之士已然开始关注西夷制度的先进性。姚莹在《康輏纪行》一书中，粗略地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尤其关注英国的议会制度。梁廷木丹在《海国四说》中，对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作了详尽描述。《瀛环志略》则对西方民主制度多有褒扬，言：“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但仅仅是上述描述介绍，且多为先进器物内容，也遭到传统文化的“围剿”。先进器物被贬斥为“奇技淫巧”。姚莹写道：“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岂可不雪此言哉？然而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①由此即已可见普世价值观的存在与成立：对物质文明的共性认同至少是其一。②扬国桢编：《林则徐书简》（修订本）第21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莹以获咎之人（《江宁条约》签订后，姚莹因抗英活动被斥为“冒功欺罔”，由台湾道员贬往四川）顾不知犯忌讳耶？”姚莹记述了朝廷重臣、士大夫阶层对介绍西学者的斥责：“矜奇眩异，骇人耳目，浮薄妄为，驰心海外及未来千百年之事，侈新异域贪四夷之功。”严令其“皆以侈谈异域为戒。”①难怪林则徐曾将中英双方武器的巨大差距写信告知他的朋友时，叮嘱其千万不能将信示以他人。传统文化中人甚至认为不平等条约亦是天朝以另一种方式施恩（赏赐）于海外。为固守传统文化，竟有如此的匪夷所思。更离奇者乃“西学中源说”，“中国乃天下之宗帮也，不独为文学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②已被西方的先进器物打败了，还言中国一切都好，外者不足与道。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与顽固性于此可见一斑。这一封闭性与顽固性甚至亦同样表现在上述有识之士身上。林则徐被蒋廷黻先生誉为中国人中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虽看见了西夷器物（主要为军火）的先进，并欲了解之。但内心深处，对西方文化除军火外的其他方面，均是抵制的。1850年4月，他获恩准返回福州家乡。当年11月，他闻有英人欲租住福州城内房屋，勃然大怒，组织士绅联名写信质问地方政府，理由就是中夷焉能同处。他还认为西人嗜吃牛羊肉，若不从中国进口大黄、茶叶以辅食之，必将因消化不良而毙命。茶叶大黄独产中国，“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所以从根本而言，西夷不足道也。蒋廷黻先生由此又说：“林文忠公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③魏源亦言：“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矣。”④这不仅传续了董仲舒天道不变的原则，也开启了后来的“中体西用”论，乃其滥觞。此文化生态下，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大败遂成必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直接军事原因，乃集重兵于京畿地区，致海防空虚，英法联军一路陷关斩将，士气愈旺；而清廷军队连遭败绩，士气畏恐。最后京郊通州八里桥决战，清军彻底失败。支持这一军事布局的理念，即秦汉以降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私家天下观念，以及强化其的礼教及其仪轨。朝廷即国家，君即天，朕即天下。所以咸丰愿意以减免英法产品的进口关税来换取英法公使不驻京城。因为朝廷重臣们上书历数英法公使驻京的无数弊害，归结为“去我衣冠礼乐。”咸丰还闻知英法公使见他将不跪，仅施躬身之礼，痛感有失天子威仪，干脆东躲西藏避而不见。甚至算好西方公使不在京时，①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同治六年刻本。②王韬：《原学》，载《韬园文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③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25、26页，岳麓书店1987年重印本。茅海建：《天朝的溃灭》第564-565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④魏源：《默觚下•治篇五》，载《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乘便由承德返京。若其欲入京，便借口“秋狩”，迅即离去。疲于奔命感染风寒，加之内心焦虑惶惑不安，终于一病不起。吕思勉先生认为，咸丰乃一血性男儿，且有雄心壮志，但其于外在形势和内在文化束缚中，亦无可奈何。维新运动之际，有识之士回顾以往，言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二十余年间，“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左宗棠也曾谓叹：“书成（指《海国图志》）魏子殁，二十余载，事局如故。”①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西方器物文明充分展现了其强势，再无视之甚至排斥之是不行了，以“富国强兵”为宗旨、追求西方器物文明的洋务运动由此勃兴。即便国势已至不堪，自强派（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仍屡遭守旧派的非难。1866年，奕訢等人因认为西方器物之先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遂奏请慈安慈禧批准于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由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之官入馆研习。大学士倭仁上奏折反对道：“立国之道在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若科甲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则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奕訢引用李鸿章等人的话反驳之：“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因此“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实为空言滥调，于实际无补。”②因奕訢与慈安及慈禧的关系极好（“辛酉政变”中，奕訢是两宫的坚定支持者），倭仁等遭斥责，被迫收回了奏折。1874年冬，因日本犯台事件发生，清政府海防之议骤起。李鸿章等人主张采借西学，任用洋人，甚至可以借西夷之款，编练西式海军。顽固派谓之：“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他们甚至以子之矛，击子之盾，谓曾、左、李均为科举正途出身，并未读过洋书，但均以大义为社稷立下大功。李鸿章被驳得无言以对，于情急中居然说出了“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之类的话来。③鉴于现实的威胁，李鸿章等人的建议总算被通过。1880年，刘铭传建议修建铁路，奕訢、李鸿章等予以支持。顽固派言：“自强之道，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也。”④致李鸿章“未便再言”。奕訢也“未敢主持”。修建铁路之事于是又拖搁了多年。反对派之屡屡反对，乃惟恐西学动摇中体。洋务派实际上也不欲动摇中体，终①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左文襄公文集•卷一》，清光绪十六年豫章刻本。②宝鋆等编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30年版。③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卷十七•明僚函稿》，商务印书馆（上海）1921年版。④转引自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第131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以“中体西用”论应之。薛福成总结道：“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①冯桂芬所撰《校邠庐抗议》，被后人公认为采西学谋自强的宣言书。其虽于1883年才正式刊印，但书稿早已流传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之间，对洋务运动影响甚远。此书《采西学议》篇言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对中国现实的批判不可谓不犀利。但也随即声明：“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在书之《制洋器议》篇中，更强调：“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可见中学为体早已是自强派与守旧派的共识。据中体西用方针，洋务运动遂成一场将先进器物文明、经济形态“嵌入”传统制度文化的运作，而罔顾二者的相容性，及先进内容在旧制度中的可否成长性。对波兰尼、格兰诺维特等人所创的社会经济生活（系统）乃嵌入社会生活（系统）之说，本人历来不赞成。不仅因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倒退，更因其有违常识，是一种为构建而构建的论调，同乎于闭门造车。因为经济生活（系统）是发生的，其他社会生活（系统）乃以经济生活为前提、为基础而发展的。而据“嵌入论”，则无所谓社会系统因应于经济系统的（并非同时）发展。但以“嵌入论”来表达洋务运动，倒是非常精当的。其谬误，也可由洋务运动的失败而实证之。幻想将先进器物、先进经济（近代企业）嵌入传统社会文化体系，相悖于近代企业本质的种种作法便油然而至。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等，均乃旧制度结合新经济的自然产物。核心仍是专制政治权力的一元化控制：将新经济看做是扩大专制政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