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四大基本命题辨析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四大基本命题辨析摘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直接体现，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分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个基本命题，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达方式，但又各具特色。正是在这些众所周知的重大命题上，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习以为常的错误认识，需要加以辨析和澄清。关键词：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说熟悉，是因为人们多少都知道一些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观点，至少承认其对于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说陌生，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其根本立场、基本原理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其实就是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关系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六十多年来，就其内部的理解而言，在对其的整体认识上主要有两种偏向：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如同自然科学般精确的知识体系，这种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确定性、完整性，但忽略了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性、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认识，第二国际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是此种观点的代表；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顺势应变的方法，没有确定的思想体系，这种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灵活变动和开放，但忽略了其立场和基本观点的确定、公开及不可违背，从而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第二国际后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便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也是其基本原理的表达，它集中体现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因此，从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个基本命题，正是在这些众所周知的重大命题上，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习以为常的错误认识，需要加以辨析和澄清。一、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首要的基本命题，“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2]邓小平甚至把这一命题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等同于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3]那么，什么是“实际”？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的“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4]这样，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把握“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难题。毫无疑义，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仅丰富多样、相互冲突，而且无穷无尽。这就提出了能否及如何把握客观事实的问题。从哲学史上看，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各执一端：先验主义认为现象世界是如此纷繁复杂，以致于个人经验永远无法穷尽，且我们所拥有的个人经验往往互相冲突，人们单凭经验根本无法区分各类事实的真假善恶及其重要性；20世纪初发生的“物理学危机”说明单凭经验甚至无法证明事实的客观性，这种自相矛盾的冲突本身就证明了个人经验的不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分析框架，来对事实进行整理、筛选；这个框架是先验的，非个人经验的产物，康德因此提出了因果律、时空范畴等以及所谓“第一推动力”、“第一原理”、“第一范畴”等先验的分析框架，并称之为“先天综合判断”。应该说，先验主义的确抓住了经验主义的要害，但是问题在于它提出的这个先验分析框架本身是否可以分析、可以讨论的，换言之，这个分析框架是“自明的”，还是需要证明的。毫无疑义，先验主义把先于经验的逻辑范畴视为认识的当然前提，其本身是无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康德断言人们一旦试图用经验的方法去证明先验范畴，就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这不仅是非科学的独断论，而且打开了通向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大门。经验主义则认为只有经验才是可靠的，只有能够得到经验证明的才是真实的存在。尽管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经验主义，即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把个人经验视为通向外部客观世界的唯一通道）和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把主观经验视为唯一的存在），但其共同点则在于是都认为只有个人经验是可靠的，因此，它们共同面临着无法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无法解释普遍范畴的来源问题。当经验主义把一切认识都还原为个人经验时，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一些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范畴同个人经验有什么关系？从时空等客观范畴到自由，人权等价值范畴，将其说成是个人经验的结果能说得通吗？能用有限的经验来论证这些普遍范畴吗？显然，经验主义者们的狭隘的经验观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无法对普遍范畴进行科学的还原。二是个人经验之间往往也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那么谁正确呢？哲学史上经验主义者们的各种回答往往最终导向了相对主义的真理观。那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怎样解决“客观事实”的问题的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其根本要求就是“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5]这就是说，客观真实的情况不能靠举例来说明，也不能靠罗列现象，而必须把握事实的总和，必须把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列宁强调，“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6]孤立的、随意的事例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具有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从其整体上、从其全部联系中把握的事实。因此，事实的总和不是无数零碎事实的简单叠加，而这在实际上也是无法做到的。那么怎么才能把握事实的总和，或者说，怎样才能从整体和联系中把握事实呢？最根本的是抓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抓住了这些事实，就抓住了事实的总和，因此列宁称对立统一为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把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所谓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事实，此类事实能够反映某一社会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矛盾。诚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7]《资本论》之所以能够从商品分析开始，成功地展开对于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历史再现，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商品堆积”起来的社会，它构成了该社会的基本特征，即“细胞”。二是所谓最反常，最病态，最不尽情理，最不可理喻的事实，此类事实反映了某一社会的矛盾尖锐化和对抗程度，是其病根所在，问题所在。在马克思看来，在工人身上就集中了种种反常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8]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以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为研究对象，因而一下子就抓住了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反常关系，即“异化劳动”这一事实。一般说来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劳动产品是对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证。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却有着一种天然的疏离感，两者的关系是陌生乃至于对抗的。这一事实的典型性还在于它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并非私有制社会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异化劳动的产生并非就简单地由于剥削。封建时代的农民同样受到剥削，但是他不存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农民的劳动成果被剥夺并没有使农民作为劳动创造者的地位被否定。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还未能真正揭示出异化劳动的根源，但抓住这一重大事实无疑促成了他的科学研究。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解释了这一反常事实：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之所以会有这种对抗性的反常关系，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自此，劳动者和商品的关系就不再是创造者和被创造者那种“人和物”的关系，而是变成了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必须遵循商品竞争规律，表现出相互排斥、相互疏离的倾向。这样，马克思就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最反常，最病态，最不尽情理和最不可理喻的事实，打开了揭示资本主义全部奥秘的大门。三是所谓最新大量出现、且不断增长而具有普遍化趋势的事实，此类事实预示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趋势，是旧社会中孕育着的新社会的萌芽。这便是马克思说的所有文明国家都大量出现，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断出现的事实，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马克思指出：“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一切属于的东西实际上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被剥夺，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达到的非人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而同时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9]马克思关注工人阶级是其世界观的转折点，自此，马克思的世界观随着其对无产阶级的科学认识而成为科学。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人类解放的实际承担者，就必须超越世俗的眼界，即不能把现代无产阶级仅仅看作“一无所有”的受苦人，更不能将其视为只顾眼前利益的芸芸众生。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回答对于现代无产阶级的质疑时说，“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10]马克思看好工人阶级有四个理由，一是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它的本质特征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如同考茨基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养活者”。二是现代无产阶级又一本质特点，就是它是唯一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的联系的阶级，因而其解放不能通过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而必须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拥有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代表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毫无疑义，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阶级也不同程度地与生产资料有直接的联系。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与其它劳动工具直接结合；农民阶级也因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而与生产资料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它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有的话）都是巩固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而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马克思也因而称无产阶级为“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11]。不与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而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表明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更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