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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1、社会基础：《辛丑条约》签订，使人们意识到应推翻清政府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直接干涉中国内政，除了在政治上进一步控制清政府以外，又在经济上加紧掠夺航运、铁路、矿山等利权和扩大投资设厂。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造成中国主权的大量丧失和社会的贫困落后，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打击，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2、经济基础、阶级条件：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增长，特别是这时，民族资本的中小企业大量涌现，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壮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由甲午战前的10万人左右，增长到辛亥革命前的66万多人。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具有较强爱国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有着敏锐的感受。当时不仅国内学堂纷纷成立，而且出国留学成为一种风气。国内新式学堂里的知识分子和国外留学生掀起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潮，他们把西方资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大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1、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近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学说，以报刊为重要阵地，创办了《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20多种政治性刊物；还出版发行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30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翻译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著作，蔡元培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2、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传播中心上海、日本东京思想武器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传播简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书》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建立团体时间领导人地点影响兴中会1894孙中山檀香山革命派初步形成华兴会1904黄兴、宋教仁长沙革命派已经形成光复会1904蔡元培、陶成章上海日知会1906刘静庵武昌中国同盟会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地革命活动蓬勃发展，为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准备了条件。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日本东京，先后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商议筹建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他指出：“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宋教仁集》下册，第546页)7月30日，孙中山召集筹备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数百人。大会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章程。总章第二条规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干事。在东京设立总部，在总理之下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国内设立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还决定将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来出版时改名为《民报》。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孙中山选集》第201页)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刊《民报》的发刊词（1905年10月）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它的中心思想是反满和建立汉族人当权的统一民族国家，实行民族革命。孙中山认为中国社会危机是“异种残之，外邦逼之”，解决民族问题“殆不可以须臾缓”。解决办法，就是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推翻清政府，对外可以打击外国资本主义，对内可以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铲除以满族贵族为代表的“恶劣政治”，解除国内的民族压迫，是民族主义的中心。民权主义就是“建立民国”，也就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权主义在三民主义体系中占核心地位。他认为若靠“民族革命”并不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必须同时进行“政治革命”。孙中山认为“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即按照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给国民以民权。《同盟会宣言》庄严宣布：“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选。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民生主义是要用“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与对立，达到社会革命目的，并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孙中山看到中国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土地为少数人所垄断，“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这种社会问题已积重难返，以致必然引起新的革命。因此，“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予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要“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就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依据亨利·佐治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产生贫富不均的现象，是因为地主垄断土地坐享劳动成果的缘故。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政治纲领：机关刊物：性质：意义：驱除_____恢复_____创立_____平均_____第一个全国性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标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民报》鞑虏中华民国地权内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十六字政纲”三民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建立四、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改良派竭力为清政府的民族和阶级压迫政策辩护，宣扬清圣祖康熙皇帝的薄税政策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声称在清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因此民族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革命派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朝统治者施行的种族压迫、奴役及歧视政策，强调救国必先反清排满，铲除异族政府。他们控诉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强调欲救中国，免除民族灾难，只有坚决推倒清朝专制政府，指出“满洲去，则中国强”。(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改良派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未开”，诬蔑中国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宣扬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当世界上已经有了先进的民主制度，在革除专制建立共和国又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民族革命之后，必然要选取先进的民主制，无须再经过君主立宪的阶段。(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说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欧洲不同，既无贵族压制，土地又极为平均，而且“赋税极轻”，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造成欧美那样的“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同时又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不能“蔑弃”，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推翻现社会之根柢”（三）、要不要社会革命革命派虽然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的认识，断言中国尚未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隔”的现象，却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是“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造成贫富悬隔所引起的。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第二节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一、封建帝制的覆灭1、武装起义与保路风潮同盟会成立后，曾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结果均遭失败。宣统二年冬，孙中山在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召集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举义。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120余人进攻总督署，经英勇战斗，大部牺牲，起义遂告失败。事后同盟会员潘达微购得红花岗荒地，埋葬七十二烈士的遗骸，后易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黄兴（1874－1916）原名轸，派名仁牧，字岳生，号谨吾，又号杞园，别署庆午、竟武、近午、廑午。后因从事革命活动，改名兴，号克强，曾化名李有庆、李寿芝、张守正、张愚诚、张愚臣、李经田，“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时又化名冈本义一、今村长藏，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革命领袖。1893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1896年中秀才。1898年黄兴由城南书院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开始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关怀国家民族前途。次年10月被派赴日本考察教育。1900年春回国。戊戌维新和自立军起事相继失败，开始倾向革命。1902年夏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年底与杨毓麟等创办《游学译编》,“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旋又组织湖南编译社，准备有计划地译介西方名著。1903年与留日学生500多人集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教授枪法。不久自认为运动员，回两湖策动反清革命。后在明德学堂任教，利用课堂讲授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物色同志，酝酿成立革命团体。11月与刘揆一等筹组华兴会。1904年2月华兴会正式成立，被推为会长。随后积极联络会党，运动新军，计划于阴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生辰，炸毙在皇殿行礼的全省官吏，宣布起义。不幸事泄失败，逃亡日本。1905年7月下旬经宫崎寅藏介绍，与孙中山在凤乐园会晤，共商建立全国性革命组织。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提议推举孙中山为总理，被孙中山指定为庶务，居协理地位；又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移交同盟会，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年底离日经香港潜入桂林，发展革命组织，策动郭人漳、蔡锷反正。1906年转赴新加坡，协助孙在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分会。返日后又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湖南运动会党，策划起义。年底萍浏醴起义爆发，复派周震鳞、谭人凤回国策应。1907年2月与孙中山、章炳麟等共同审定《革命方略》，在旗式问题上与孙中山发生争执。为顾全大局，励从孙意。3月因孙中山被迫离日，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4月离日赴香港。此时东京发生倒孙风潮，主张以黄代孙任总理。黄闻讯，坚决维护孙中山的威信，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东京倒孙风潮很快得以平息。夏季抵河内，与孙中山共谋南方起义，亲自主持或参加钦州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起义。1909年陶成章等再次掀起倒孙风潮。竭力为孙中山辩解，坚决维护孙的领导地位。1910初再赴香港策划广州新军起义。11月赴槟榔屿参加孙中山主持的秘密会议，商定集中全党力量，在广州再次起义。1911春与赵声等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任统筹部部长。4月27日黄花岗起义爆发，亲率敢死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