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出版业的制度变迁

转型期中国出版业的制度变迁主要内容第一节转型期中国出版业的制度环境第二节当代中国出版业制度的源流第三节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的变迁第四节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变迁的特征第一节转型期中国出版业的制度环境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因素是被忽视并被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的，要么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要么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情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在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他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誉雀起，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轨迹、模型等。1.制度和出版制度从制度研究的角度看，出版制度是社会制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但对于制度，社会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作出过许多解释，其中把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其阐述最多的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诺思为制度做过多次解释：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他说，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宪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他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本文采用诺斯对制度的解释，把他在不同时期的论述综合起来，可以表述为：制度是指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范，既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等成文的规则，又包括存在于人的观念中、靠人的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来实施的道德、风俗、习惯等；它包括两层基本含义：其一，制度是行为规则，决定着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与不能够做什么事；其二，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决定着一切经济发展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展开的框架。根据诺斯关于制度的解释，本文把出版制度界定为：作为社会制度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制度是一个社会中出版活动领域的行为规范，是用来约束出版活动参与者相互交往行为的框架。从出版活动的行为主体及管理主体看，出版制度主要包括出版者行为规则、出版政府管理部门行为规则、出版市场规则等。2.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变迁时，利用了“需求－供给”的基本方法，认为制度变迁源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不一致状态。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就是对制度不均衡的反应。3.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有两种，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经济主体的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4.制度变迁de路径依赖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质。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lock-in)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摆脱就十分困难。诺思研究发现，决定制度变迁路径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不完全市场和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就前者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完全，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完全按照初始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改变方向。就后者而言，人的行为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接着指出，在一个不存在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市场的世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存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时，制度则是重要的，自我强化机制就会起作用。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并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变迁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推进，并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动，促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制度变迁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而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那么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这种“锁定”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扭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教训深刻。因此，制度变迁的国家必须不断解决路径依赖问题。二、中国出版业转型的社会环境中国出版业转型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出版业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社会转型不仅为出版转型奠定了基础，还为出版业转型提供了动力。从整体上看，与出版业转型关系密切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的体制变迁。1．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经济逐渐展开了全方位的转型：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经济发展路径从封闭到开放，经济结构从城乡二元化到一元化发展，经济形态从短缺到过剩转变。从物质生产层面看，出版业和一般的产业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不久，出版业也开始了商品化改革，继而进行了集团化、企业化等改革。总地来看，经济转型推动着出版转型，并为出版业转型提供了外部市场环境和道路、方法上的借鉴。2．政治：由极权政治向现代民主法制政治转型。1978年，当中国经济开始商品化、市场体制转型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极权主义体制就失去了经济基础，自然对原有政治体制提出变革要求。1980年，邓小平所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表明中国在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思考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转型必然要求国家意识形态和公众政治参与方式的调整，向来被视为意识形态工具和公民政治权力的出版和出版活动，由此所受到的政治控制日渐松动。出版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得以重新定位，出版的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先后得以承认，出版物种类迅速增加，出版业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3．文化：由单一的事业体制向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协调发展转型。出版业本来是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在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下，在转型中的相当长一个时期，二者的体制改革没有合并起来统一考虑。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加速和文化体制改革目标、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的确立，出版业才和其他的文化行业一道被纳入到国家整体的文化体制改革的轨道中。第二节当代中国出版业制度的源流一、新中国出版业制度的两个来源建国初期所确立的出版业制度，具有两个重要的经验来源，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是内部的。前苏联的出版业制度是外部因素，它生成中国出版制度的导向性机制；内部因素是战争时期的出版制度，是新中国出版制度的内源性基础。二、建国初期出版业制度的构建建国伊始，中共和中央政府就加强了对全国出版业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到1956年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的出版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建国初期的出版业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宪法效力保障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出版方针、建立出版管理机构，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实行专业化分工的出版工作体制、确立国有出版业的领导地位、实行出版工作的计划化、确立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形式及工作制度。三、建国初期出版业制度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初步确立的出版制度，主要包括了出版业宏观方面的性质、方针、领导体制，中观方面的行业布局、资源配置，微观方面的产权、组织结构、工作流程等方面，与建国初期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相适应的，构成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特征有二：与新中国刚确立的基本制度相辅相成，出版业的政治属性得以高度重视。第三节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的变迁“文革”十年，出版沦落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版业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受到极大遏制。1978年12月，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拉开了我国出版业改革的序幕。30年来，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相继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的出版业制度改革也逐渐深入，经历了增量发展、结构优化和深化改革三个阶段。一、增量发展阶段（1978-1991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由以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出版事业也借此获得新生。中国出版业开始进入以提高出版生产能力和扩大出版规模为主线的改革与发展阶段。为推动出版业发展，本阶段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两为”出版方针和出版业双重属性的确立。（2）出版社内部体制改革，扩大出版社的自主权。（3）改革发行体制，搞活图书市场。（4）加强出版宏观管理。这一阶段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出版生产力，带来了出版业规模的迅速壮大，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较完整的出版和发行体系，奠定了我国出版业的基本格局。但是，这个阶段的改革也存在着许多问题。（1）改革尚未触及出版制度问题，出版业仍然在事业体制下运行；同时，这些变革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但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出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出版机构之间的利益分化，导致基层出版、发行机构的改革实践与政府的改革意愿之间的不一致。（2）出版业规模的扩大是按行政结构模式设置的产物，产业结构上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3）从组织结构上看，出版机构岁开始进行企业化经营，但作为事业单位仍没有成为市场主体。（4）由于政策和法规的不完善，一些民营书商为牟取暴利，通过买卖书号、协作出版等方式介入出版环节，从而造成极大地资源浪费与产业的畸形发展，同时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这带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各种非法出版物的盛行。二、结构优化阶段（1992-2000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我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1992年12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宋木文署长作了《贯彻十四大精神，把新闻出版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报告，提出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这标志着中国出版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但由于出版业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在随后的十来年中，出版制度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为解决上一阶段改革所造成的结构性问题，这一阶段把改革的重点落在调整出版结构、提高出版质量和效益上。这一阶段的出版政策的制定主要围绕出版结构调整展开。我国在这一阶段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其中涉及图书出版数量、质量和内容的有三项。（1）书号管理制度。（2）图书质量管理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