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读书笔记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读书笔记学习中国近代史，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李鸿章，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然而，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褒贬不一，没有定论。最近读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专家雷颐的作品《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这本书以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一些重要奏折和信函作为切入口，进行了目光独到的解读。从表面上看，他从“为官”､“外交”和“洋务”这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处世，堪称学术界第一次“正说李鸿章”，实际上作者在展现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的同时，更向读者展现了这一幕背后，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海禁大开、强邻环绕的时代，是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挑战，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时代。中国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个驻外使领馆，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这些第一个无不刻着李鸿章的名字。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这些内忧外患中到处都有李鸿章的影子。李鸿章的个人命运是末代中国从衰落走向灭亡的见证，是中国逐渐被迫开放的写实，他是中国驶向世界的第一个舵手。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和晚清很多汉族大员一样，李鸿章的发迹，走的也是从书生到带兵官的路子。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幕僚时，以其见识独特和文笔优美而深得曾氏的赏识，曾国藩赞许他“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是一个很会在官场运筹帷幄的人。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有为、梁启超暗中联系。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在这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主政还是支持光绪主政，其他事，诸如是不是支持维新主张变法，则在其次。李鸿章作为洋务健将，改革口号喊了很多年，主张变法这一条是怎么也赖不掉的，但既然当权的是太后，那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就行了。由此李鸿章的官场智慧可见一斑。李鸿章的官场心机、政治手段，尤其是其向皇帝上奏折的功夫堪称一绝。可以这么说，凡是有上下级关系存在的地方，本书都值得反复研读和收藏。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给朝廷打报告的艺术，改革家的风骨，痞子手段与外交荣辱。奏折是高级官员呈给朝廷的报告、请示和建议，凡是稍稍重要一点的事，大臣们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写得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用简短的语言来陈述。但是所上奏的事又大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可谓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如何向上级报告，确实大有学问。李鸿章确实为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人”，生逢于大清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都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所以梁启超在所写的第一本《李鸿章传》里，就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一代外交家，并是“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懂外交是他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至今仍负重谤。外交应该是李鸿章最受唾弃的方面吧，学过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近代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几乎都与李鸿章有关系。也因此有人甚至骂李鸿章是卖国贼，然而梁启超认为他不同意人们把李比作秦桧。当人们说李鸿章是卖国贼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提到三场战争和四个条约，那就是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和《辛丑条约》。然而我们仔细想一想，“弱国无外交”，在当时那种请况下，李鸿章夹在封建主义和帝国列强之间，他需要在当时的统治者和帝国列强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使统治者满意，又要使帝国列强满意，对于一个晚清的重臣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者，倘若李鸿章做得不对，那么为何他一次次地被派去与外国谈判？因为当时除他之外没人可去。当清政府面对一个烂摊子的时候，统治者第一个想到的能够收拾这种局面的人就是李鸿章。对此李鸿章也无可奈何。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这几句话也可谓道出了真实情形，李鸿章虽为重臣，但掌握实权的还是统治阶层，他李鸿章不过也就是一打工的，虽然他代表天国进行谈判，然而最后定夺还是由君主说了算，然而骂名是他李鸿章背负无疑了。对此，他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大清帝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根本未意识到这次规模并不算大的战争的巨大意义，林则徐的主张，更被冷落、拒绝。也因此，林则徐才被后人尊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直到近二十年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同时领略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以引进大机器生产、制造先进枪炮轮船、铺铁路架电线、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知识、派遣留学生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认识到民用企业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为解决晚清军事企业筹办资金问题，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李鸿章开始注意西方的政治制度，提出改变传统的思想方法和生产方式、注重商务，强调“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主张“购器设局，自行制造”，达到“敌洋产”、“收利权”，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交通、资金饷源的匮困。为此，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航运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矿务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条铁路。由他始终控制的这四大民用工业，在与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中，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可见，李鸿章真不愧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第一人”，而他兴办的这些军用民用实业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毕竟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李鸿章确实在那个时代中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为中国经济近代化奠下了一定基础。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全书由这点出发，论及李的所作所为，试图真正达到“理解之同情”。尤其是对李鸿章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更是大为褒扬。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即便是使李鸿章声名受累，甚至“国人皆欲杀之”的外交，作者指出，庚子事变后，李鸿章以夷制夷，分化八国联盟，周旋于列强之间，仍是功不可没。本书还提到李鸿章了绞杀太平军时的杀降事件，李大人真是够心狠手辣，也许建功立业的道路上，本就是不择手段。有人分析李鸿章其实心中早就是担心打下城后大量俘虏尾大不掉恐成后患，才设计诱降然后毁约杀人，之后只是再找个理由而已。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想做事，必须得自保。《走向共和》中李鸿章一句台词说的霸气十足：我任人唯亲？难道还让我任人唯疏不成？清流只会谈理想环境下的道德，真想在现实世界中做事，哪可能信那一套呢，尤其又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想成事儿到底还是得有眼光能权衡，放弃与自己老师的弟弟去争攻下天京的头功而占领上海，既保了自己老师的面子也为日后积累了保贵的政治资本。了解人性，了解对方的需求。李鸿章内心的政治理想应该是支持变法的，所以与康有为走的蛮近，日后查抄康党时，太后也问他，是你是不是康党。李大人知道慈禧只想看自己是不是她的敌人，于是的说出来那经典的若变法能让国家富强那我就是康党的话来。李大人很知道太后根本不在意自己的意识形态，只在意自己是不是她的敌人，政治上站错队和思想上犯点小毛病的差别，就这么微妙且又重要。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心想混到权力顶峰的人，往往都是有点理想主义的，因为这样能避免做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但真正的人会现实的动用手腕来实现理想，而非沉浸在幻想。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看到他所做的那些事，还要关注他的内心情感。要知道，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他愿意做的。“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此为李鸿章临死前所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首诗中，我们能读出什么？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举办洋务活动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利、抗衡的作用，维护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这是李鸿章的本意。但他没有想到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近代教育会冲击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破坏封建制度的根基，增强了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发展。李鸿章注定已成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的功过也难以一概而论，然而我觉得不管如何评价，骂他为卖国贼却万万不可，他的洋务运动的进步意义也难以磨灭，我们可以批评他的过错，但也不要忽略他的功绩，全面的认识他，客观的认识他，也许是我们对待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所该具有的根本理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