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术对中国清朝美术的影响

西方美术对中国清朝美术的影响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清代社会安定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经济的发达，社会的暂时稳定，始中国开始从以前的闭关锁国转变为慢慢的与西方开始交流。贸易的来往，促使更多的西方人开始踏上中国这片富饶的国土。这时，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文观念和文化艺术。其中，一些西洋传教士画家将西方的绘画理念带到中国，这在当时，给中国的画坛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中国绘画发展到清朝，以稍显成熟，达到一个更加文学性、生活性和世俗性的艺术高度,在绘画上往往以真、草、隶、篆的诗文题跋和写意绘画来表达画家的才情,侧重于画家内心的感怀世界与绘画传统的传承和积淀，文学色彩十分浓重。而在西方，画家们大多重视视觉上的冲击，以光学的色彩作为绘画的语言。由于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在艺术表现方面各有特点,进而在相同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进一步拉开了东西方绘画艺术的距离。清朝的画坛呈现出繁荣景象，各造其极，各有所成。有沿袭董其昌之风的“四王”，有写心抒情的“四僧”，有风格独特的“扬州八怪”；他们风格不同，追求不同，但却相同的给清朝的画坛增添了各类色彩。于此同时，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一批西洋传教士，引入了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创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还培养了不少中国油画弟子，深受皇帝器重。这些供职清朝宫廷画院的传教士们为了适应中国皇帝的传统美学观念和儒家文化思想的审美要求，在欧洲油画的基础上吸收中国画的技法，形成了独特的新体画风。例如西方传教士画家所画的人物肖像画，在造型上都比较严谨，注重解剖结构和透视关系，但是在光线的运用上则与欧洲画法有所区别，欧洲画家喜欢表现人物脸部在特定的光线照射下分明的凹凸感，而传统的中国肖像画法则是只着眼于面部固有结构关系的凹凸而适度运用笔墨。西方传教士为了投皇上的所爱，绘画风格上以西方画法为主，参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加强了绘画的写实性，努力追求神形俱精，他们通过透视和明暗画法的变通，适应清宫色彩华贵、风格典雅、意境含蓄的需要，形成了一种的既不同于以往的宫廷绘画，又不同于当时文人绘画和民间绘画的新体绘画风格。以其中的郎世宁为例，郎世宁是从意大利来中国的传教士，因为将独特的西方画法与中国画法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画法新个体，所以深受宫廷贵族的喜爱。郎世宁的画既有欧洲油画如实反映现实的艺术概括，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之笔墨趣味，确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其代表作有《八骏图》，《聚瑞图》等，其中一幅《嵩献英芝图》，既运用了西方油画明暗分明，凹凸有致的写实画法，使雄鹰、苍松、山石栩栩如生，又巧妙地将中国文化中寓意长寿、康健、吉祥的苍松、雄鹰、灵芝等谐音象征符号安排得井井有条，此幅作品采用了素描写实手法描绘了中国传统绘画中常见的物象，通过谐音象征这一中国传统花鸟画中经常使用的手法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歌颂、祝福的主题。这种西画法的形式，中画法的内容是中西融合的典范，可见当时的传教士画家为了迎合宫廷审美情趣，取悦最高统治者也是煞费苦心。随着雍正、乾隆时期的院画发展，以西方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为代表的新体画派影响力日益增加，使得中西合璧、新颖精致、华贵高雅、别开生面的新体绘画风格成为雍正、乾隆时代的宫廷绘画主流，并逐渐形成了清朝中期宫廷院画的主要风格之一，代表了当时的宫廷艺术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画家在受到郎世宁等西洋画家的影响，也开始借鉴西洋画的一些技巧。如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纷纷参照西法，注重凹凸阴暗的光影效果，笔法也更为写实，他们立足于传统画法基础上“取西法而变通之”的画风同样得到了皇帝的欣赏，使宫廷洋画风很快繁荣起来，在乾隆年间达到了鼎盛。他们大胆吸收西洋画法的透视技巧，将所学的几何、透视、光影原理应用于中国画的创作，把画中人物放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使绘画具有明暗分明、逼真写实的独特风格就冷枚的《避暑山庄图》来说，冷枚的画风本身具有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之妙，《避暑山庄图》的构图选用全景构图，自景区上方向下纵向取景，构图注重透视法，使整幅画面构图严谨。而画中的山石树木则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技巧，或以干笔皴擦，或以青绿晕染。冷枚的这幅画结合了中西画风，无疑是中西合璧的完美典范。这些西洋画家的艺术活动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画坛上独树一帜，为繁荣和发展院画创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使清代中期的宫廷绘画走向理性化的中西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