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准扶贫的理论来源、实践基础与创新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流动型社会保障服务研究”(编号:１４XSH０１９);内蒙古社科规划项目“新矛盾下内蒙古社会保障发展的平衡性与充分性研究”(编号:２０１７ZJD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９　　[作者简介]白维军,男,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２０１９年１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Jan．２０１９第４０卷　第１期INNERMONGOLIASOCIALSCIENCESVol．４０　№．１DOI:１０．１４１３７/j．cnki．issn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３　　[主持人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补齐民生短板.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社会保障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领域,在养老、医疗、教育、住房、扶贫诸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民生“兜底”和发展的功能.那么,与过去相比,新时代的民生与社会保障表现出哪些新的特征与内容?社会保障制度又将如何回应这些新要求,以实现民生与社会保障的协同发展?本专题发表的五篇论文,分别研究了新时代背景下的民生概念与内容,新时代社会保障的新政策、新趋势,新时代民政职能的新定位,以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新时代贫困治理中的创新发展.希望本专题的刊发能够推动学术界对新时代民生与社会保障问题的持续、深入研究.论精准扶贫的理论来源、实践基础与创新发展白维军(内蒙古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７０)　　[摘要]精准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２０２０年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的有力措施和根本保障.就理论来源、实践基础和发展历程来看,精准扶贫既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当代体现,又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历代领导人反贫困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也是马列主义贫困治理思想的中国化表现.同时,精准扶贫是习近平对中国贫困治理认识的升华,以及对中国贫困状况和国际消除贫困目标的积极回应.[关键词]精准扶贫;贫困治理;扶贫攻坚[中图分类号]D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１３－０６　　贫困治理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大事,而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使命.面对我国反贫困的严峻形势,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做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随后,精准扶贫工作在中国贫困地区全面展开.统计显示,截至２０１７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由２０１２年的９８００多万下降到３０００多万,并以每年下降１０００多万的速度稳步推进.精准扶贫不仅为中国的反贫困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提供了有益借鉴,并助力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目标的实现,体现出这一思想强大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从贫困治理的维度对精准扶贫的理论来源、实践基础进行深入探讨,并指出这一思想是对中西方反贫困理念的创新与发展.３１一、精准扶贫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当代体现中国古代关于民本主义的论述散见于各种经典文献,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众稳定了国家也就安宁了.因此,当政者要重视民众,关心民众的疾苦,始终将民众放在第一位.这被视作是治国的基本方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对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精准扶贫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三精准”措施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展开了全面的脱贫攻坚.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坚持以人为本,在精准扶贫的对象识别、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中都以贫困人口的高效脱贫为出发点和归宿,体现出淳朴的民本主义关怀.由此观之,精准扶贫与古代民本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国家对民众的关心与重视,通过精准的政策措施使贫困人口从根本上真正走出贫穷,过上富足而美好的生活.中国的民本主义产生于西周时期,形成并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作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民本主义始终提醒着统治者要以民为本、为政以德[１](P．１０９),用高尚的德行体恤人民,维护民众利益,争得统治基础.例如,儒家“民为君本”“民贵君轻”“政在养民”“与民同乐”等思想,主张在处理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上要始终将民众放在首位,认为政权只有得到民心方能长久存在.道家提出“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这里的“圣人”是指治国之人,也就是说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主观意愿,以百姓的意志为主,顺应民心.汉唐时期,民本主义思想走向成熟.唐太宗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深刻地揭示了民众、国家、君王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只有民众生活幸福了,国家才能稳定安宁,君王才能维护统治.唐太宗的敬畏民众、吝惜民力、休养生息的民本主义思想帮助其开创了“贞观盛世”.明清时期,民本主义思想逐渐完善.明太祖朱元璋深谙“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遵循“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义理,将民众视作王朝兴亡的决定性因素,坚信“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２](P．５５).由此可见,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而精准扶贫与古代民本主义有紧密的承袭关系.精准扶贫是以古代民本主义为源头的现代裕民思想,在继承民本主义精髓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扬弃.总之,精准扶贫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在当代的现实体现,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贫困治理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更重要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３](P．２８０).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在贫困治理中党和人民的关系,指出了人民在政权执掌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只有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为目标,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精准扶贫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贫困人口为对象,采取精准措施,并以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扶贫成效的标准,处处体现出以人民为根本、真正为人民干实事的精神,从而既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又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由此可见,精准扶贫强调民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古代民本主义“政在养民”“国依于民”“民者国之先”的当代体现.其次,精准扶贫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古代民本主义一脉相承,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和弘扬.习近平指出:“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４](P．１２８)这是古代民本主义中“以百姓心为心”“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的另一种表述,体现出重视安民,强调民安对国固的重要意义.就贫困治理而言,精准扶贫被视为个别贫困阶段脱贫致富的有力措施,深深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贫困治理就是要顺应民意,帮助所有贫困人口脱离贫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同享有,从而走向共同富裕.[５]实践中,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工程中的发展脱贫也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提到,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精准扶贫要调动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并接受贫困人口对精准扶贫工作的监督.同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精准扶贫让贫困人口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确保在２０２０年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都体现了精准扶贫的民本主义精神.４１二、精准扶贫是马列主义贫困治理思想中国化的应用在反贫困领域,马克思主义从制度层面找寻致贫原因,主张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来完全消灭贫困.马克思从宏观上对贫困与反贫困进行了深入论述,并形成了其基于制度存废的贫困治理理论.列宁聚焦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指出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解决贫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马列主义贫困治理思想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坚持马列主义信仰,提出了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并以精准扶贫的举措予以大力实施.精准扶贫是对马列主义贫困治理思想的深化与发展,也是马列主义贫困治理思想中国化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思想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贫困的制度原因,消灭贫困的首要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指出,“最勤劳的工人阶级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浪费之间存在内在关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示出来”[６](P．１７).所以,要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列宁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唯有改变生产关系方能根除贫困的思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所以,“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生产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７](P．６２３).列宁还提出通过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发展商品经济、发挥市场和民众的力量等多种途径来解决贫困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贫困治理的立场,并以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指出社会主义是要从本质上消灭贫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贫困治理手段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４](P．２１９)可见,在中国开展贫困治理是马列主义贫困治理的中国化与新发展.同时,习近平强调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十三五时期扶贫投入明显增加”[３](P．２９８),“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鼓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脱贫攻坚”[３](P．３０２).而精准扶贫战略既是我国实现２０２０年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好体现.就思想内容来看,精准扶贫与列宁提出的“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反贫困思想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精准扶贫提出实施“五个一批”工程,解决“怎么扶”的问题,其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就是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金倾斜力度,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生活条件,“立足当地资源,通过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就地脱贫􀆺􀆺支持贫困地区农民在本地或外出务工、创业”[３](P．２９０).这一举措力图使贫困地区通过产业化道路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走出贫困.其所提出的“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就是要“治贫先治愚”,通过文化教育事业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逐步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让其不仅能看到脱贫的希望,而且能增强脱贫的能力.这些举措都是马列主义反贫困思想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三、精准扶贫是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反贫困思想的延续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代领导人都以清晰的理念和务实的做法治理中国的贫困问题.毛泽东同志坚持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摆脱贫困,通过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邓小平同志主张通过改革发展经济,以摆脱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强调通过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等战略协同治理贫困;胡锦涛同志认为,反贫困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更加注重公平和正义.习近平同志创新性地将精准扶贫战略作为我国新时期反贫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精准扶贫是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反贫困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赞成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新中国的贫穷样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尤其重视农村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组织全国人民开展“一化三改”运动,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试图通过工业化带动全国人民富裕起来.而且,毛泽东同志将保护和５１发展生产力作为新中国的根本任务,采取“输血式”的扶贫策略,通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大量投入改变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实践证明,这一思路和做法在当时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