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反战组织及其活动

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反战组织及其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世界人民的反战和平运动。二战后一系列反战和平斗争的展开，使人们认识到战争给人类制造的深重灾难和人类对自身共有家园的依赖和共同维系的责任，从而更深层次地体会维护人类和平的重要价值。“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面对原子武器巨大的、灾难性的破坏力，以及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冷战对峙可能导致的战争威胁，国际上爱好和平的有识之士纷纷觉悟，联合倡导和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核战争的行动。战后群众性的世界和平运动首先由文化界人士和各国知识分子发起。1947年11月，在巴黎首次举行群众性的保卫和平和自由的全国代表大会。1948年8月，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来自45个国家的500多位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举行世界文化界人士保卫和平大会。在其后成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中有法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及其夫人、作家阿拉贡、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智利诗人聂鲁达、英国科学家贝尔纳等。1949年2月，该联络委员会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及75位文化界和政界人士联合发表宣言，致全世界各民主团体和全世界和平保卫者，建议召开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49年4月，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举行，由于部分代表未能得到法国政府的签证，所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成为此次和平大会的又一会场。此后世界和平大会多次召开，并建立常设机构，宣传和组织世界范围内的反战和平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后国内各阶层对战争的反省和抗议运动。其中包括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汉斯·摩根索从美国国家利益的坚决主张者转而宣称美国的邪恶不正：“当我们谈到违背战争规则时，我们必须谨记住，最基本的违背之举，莫过于从事这种战争，而因此带来所有其他违禁之措施。”在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富布赖特的著作《跛足》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已经付出的代价是：5.5万多人死亡，30多万人残废，和远远超过1500亿美元的战费。……这是一场徒劳无功、莫名其妙的十字军战争。”但更加重要的反战力量是广大民众。全国各大学的青年学生正值入伍年龄，他们对战争的体会最为直接，因此反战的方式也更加激烈。各大中城市的普通民众则是由于自己的亲人被送往战场，或是感受到美国军队在越南前线以所谓“保卫自由民主制度的正义行动”所进行的却是非人道、甚至是灭绝人性的暴行。他们怀疑美国是否已经在越南把自己变成了残酷的野兽。美国人自问：“什么样的目标使得这场大屠杀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在战场上摧毁了越南，又将如何拯救它？”因此，全国各界人士都以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抗议运动或通过各种舆论宣传媒体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和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全国性的反战浪潮甚至影响了新一届总统大选，几乎所有可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人都许诺如果自己当选将使美国摆脱“越战”。约翰逊总统在1968年3月因民众的反对和党内反对派的斗争而最终退出竞选。作为一个发动战争的不得人心的总统，约翰逊离开白宫。继任的尼克松总统则向民众保证“新任领导将结束战争。”正当美国倒萨战争进入最后倒计时，全世界面临着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时，来自几十个国家的100多个反战组织的代表最近聚会英国首都伦敦，策划在战争爆发的前夕和当日向世界发出反战呼声。3月8日，在华盛顿一个叫做“粉红色信号”的组织利用三八妇女节的机会带领一万多人走上街头抗议美国一意孤行要对伊拉克动武；同一天，在伊朗数百名妇女也破天荒地走上德黑兰街头为和平抗争；日本一些民间反战团体也于8日在东京等地举行大规模反战集会，反对军事打击伊拉克，并谴责日本政府一味追随美国的立场；大约80万印度尼西亚人9日聚集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祈祷和平，反对美英对伊拉克动武。全球反战行动如火如荼。目前正在美国和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和平运动将充分利用越战期间反战运动所不具备的便利技术，如因特网和电子邮件。一些美国反战组织的成员还不顾美国政府的禁令直接深入伊拉克，或到欧洲各国进行反战游说。不少反战的美国医生也直接来到伊拉克，评价战争可能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和平运动还特别受到了12年前曾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老兵们的支持。一位曾在海湾战争中荣立过战功的坦克老兵说：“与12年前我们在战场上看到的惨景相比，‘9·11’事件就算不上什么了。”“日本反战同盟会”1939年11月7日，由杉本一夫(前田光繁)在山西省辽县（现为左权县）麻田镇发起建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正义斗争，博得了国际社会和各国仁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就是其中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他们的出现及其抗日义举，被称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反战组织在经过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演变壮大后，到1945年8月，共发展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盟员达1000余人。1945年9月至1946年上半年，随着抗战胜利，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大部分陆续回国，联盟自行解散。反战同盟的大部分人在1951-1958年间陆续返回日本，作为特殊的人员，日本政府和右翼分子并不欢迎他们，他们长期受到日本警察的跟踪，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其中前田光繁老人80岁的高龄还在清扫公园，小林宽澄老人等大部分人都过着清贫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