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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勇营制度：清代军制的中间形态李志茗 [摘要] 不少学者认为勇营是在太平天国期间应运而生的。其实不然，勇营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就已出现。刚开始，它并无制度可言，战时募集，事毕解散，影响有限。直至曾国藩创建湘军、制订勇营制度，勇营才异军突起，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晚清国防力量的主体。本文即从勇营的起源入手，考察勇营制度的创立及其影响，认为勇营制度是清代军制由八旗、绿营制度向新军制度转变的中间形态，对清末军制变革乃至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勇营；勇营制度；军制清代的军队经历了一个由兵到勇、由勇到兵的发展历程。嘉道年间，清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可是其曾经以剽悍和勇武著称的经制之师——八旗、绿营却衰败了，无法担负起国防的重任，于是勇营异军突起，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戡平治乱的劲旅，维护了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然而，勇营毕竟不是经制之兵，可暂不可久，待军务告竣、局势稳定之后，清政府便一方面整顿勇营，或裁撤，或留防，解决心头之患；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规复经制兵制，先是抽调绿营组建练军，进而则改弦更张，编练新军，走上了军队近代化道路。可见，勇营是清代军队嬗变过程中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勇营在清代的典章制度中没有专门的记载，刚开始也并无制度可言，它只不过是由清军统帅招募、随同八旗与绿营征战的附庸，战时募集，事毕解散。直至曾国藩创建湘军，才使勇营脱胎换骨，令人刮目相看，并实际上成为晚清国防力量的主体。而曾国藩手订的湘军体制，也使晚清的勇营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对之后的清末军制变革乃至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学术界对勇营及其制度的研究比较重视，也有一些优秀的成果问世。 1 然而，仔细考察这些成果，仍能发现一些空白点和不足之处。首先，关于勇营的起源问题莫衷一是，多有矛盾和歧异；其次，对勇营制度的特点及其影响论述不够。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此展开探讨，发表一孔之见。一勇营的起源有关勇营起源的问题，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学者根据《清朝续文献通考》的记述，认为勇营始出现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福康安镇压林爽文起义之役， 2 有学者则认为勇营“为应太平军之际会而形成”。 3 其实不然，勇营早在雍正年间就已出现，当时称做防军。防军是清初分布地方的、在八旗与绿营之外的非正规军队，兵员都是专征将帅临时招募的，数量多少不定，战时随清军出征，战后即撤。“若乾隆年台湾之役，乾、嘉间黔、楚征苗之役，嘉庆间川、陕教匪之役，道光年洋艘征抚之役，皆暂募勇营，事平旋撤。” 4 防军在清代的军事战争中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兵助之。” 1 可见，防军在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一度也是清军的主力之一，成为清政府仰赖的基本军事力量。然而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它就被废弃不用了，代之而 1 如论文有王尔敏先生的《清代勇营制度》，载其所著《清季军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中；金普森、姚杏民的《清代军制的演变述评》，收入吴信忠、张云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专著有罗尔纲的《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和王尔敏的《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 2 张玉田、陈崇桥等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3 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第2页。 4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929页。2 起的是乡兵。但乡兵一开始并不是勇营，这从其在各省的不同称呼便可见一斑，“各直省之乡兵，曰屯练，曰民壮，曰乡团，曰猎户，曰渔团，曰沙民。” 2 不难看出，乡兵其实就是团练，只不过各地的叫法不同而已。团练意为团集训练，始见于唐。宋代以后，它才成为地方民兵组织的专称。团练是保甲制度的产物。“夫团练必自保甲始。保甲者，所以辑和其人心而整齐其风俗也。” 3 清代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保设保长，牌、甲也分别设牌长、甲长。团练即由保甲中每户所出壮丁组成，平时训练，有事则保卫乡里，一般不远行征调。因而团练与勇营不同，团练成员皆为土著，来自本乡本土，主要担负保境安民、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一旦有警，就赴本乡、县境守卫，协助官兵作战；勇营成员系招募而来，鱼龙混杂，战时随清军出征打仗，人数视需要而定，多寡不一，也没有具体的编制。乡兵虽然是团练，但因熟悉地方情况，有时也被清军用于辅助作战。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乡兵，对何路可通，何隘可守，皆烂熟于胸，更经常为清军所征用。他们为清军开路和断后，“有战事则搜剿山路，退兵则为殿后之用”， 4 可使清军免遭困顿。乡兵最早辅助清军作战是在雍正年间。雍正八年（1730），云贵总督鄂尔泰平定乌蒙土司叛乱，“调官兵万余人，乡兵半之，是为乡兵之始。” 5 此后，清政府在偏远地区有战事时，往往大量使用乡兵，因为调集清军远道而来，人生地不熟，劳军伤财不说，还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乡兵都是土著，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动用他们更能够收到实效，所以“不如多用乡兵，人地相宜”。就这样，乡兵成为清军很得力的帮手，不可或缺。到了嘉庆初年，“苗疆事起，傅鼐以乡兵平苗，功冠诸将。” 6 这令嘉庆皇帝很吃惊，但他并不觉得乡兵有多能耐，而是认为傅鼐的练兵得法，遂命令各省督抚用傅鼐练乡兵之法练官兵。其实皇帝的不明真相一方面是因为他并非当事人，易为表象所迷惑；另一方面是出于他的傲慢与偏见，看不到乡兵的优势。可是底下的统兵将领就不一样了，他们知道八旗、绿营已腐朽不可用，所以很重视乡兵，充分发挥乡兵的作用。“川、楚教匪之役，官兵征讨，而乡兵之功为多。”更有甚者，通过带领乡兵征战而建立战功，得到提拔重用。如四川南充知县刘清就因带领乡兵镇压白莲教有功，最后官至四川按察使，而桂涵、罗思举本来都是不事生产、横行乡里的浪荡子弟，也同样因带领乡兵镇压白莲教有功，官至提督。《清史稿》对此津津乐道：“其勋绩最著者，文臣则四川按察使刘清，武臣则四川提督桂涵、湖北提督罗思举，各统乡兵，分路剿寇，大小数百战，遂奏肤功。” 7 正因为这样，乡兵的地位日益提高，也逐渐为清廷所倚重。嘉庆十七年（1812），因云南缅宁、腾越各隘皆瘴疠之地，难驻官兵，乃练乡兵 1600 人，其中一半驻守缅宁丙野山梁等处，另外一半驻守腾越蛮草山等处，可见这些乡兵扮演的是边防军的角色，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兵了。道光十五年（1835），清廷“令各省民壮每月随营操演，范以纪律”，开始注重培养乡兵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同年，“调大小金川乡兵千名，给以千人之粮，随营征战”， 8 则已经把乡兵当做勇营了。尤其是随着防军的裁撤，乡兵逐渐向勇营转化。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这个转化就更加速了。当时，太平军如猛虎出柙，发展迅猛，清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根本阻挡不住，清军各方将帅遂纷纷招募乡兵参战，造成了乡兵多于清军的局面，于是“号乡兵曰勇营，以别于绿营经制之兵。” 9 1 《清史稿》，第3859页。 2 《清史稿》，第3950页。 3 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265页。 4 《清史稿》，第3950页。 5 《清史稿》，第3950页。 6 《清史稿》，第3950页。 7 《清史稿》，第3950页。 8 《清史稿》，第3951页。 9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3 由上可见，勇营是伴随着清军征战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出现于清初，先叫防军，后称乡兵，到了咸丰年间，才被正式命名为勇营。二勇营制度的创立虽然勇营存在的时间不短，也曾立过战功，偶尔露峥嵘，但它一直只是清军的附庸，“额数之多寡不齐，器械之良窳不一，饷章之增减不定，良以聚散无恒，故与额兵迥异，无编制之可纪。” 1 勇营之有制度自曾国藩建立湘军始。曾国藩自幼受湖湘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早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他在京师为官期间，就经常指陈军政败坏、民间疾苦等情状，要求咸丰帝痛加整顿，革除弊政，以纾民困。对于军事，他也有自己的研究，曾上《议汰兵疏》，批评绿营的斑斑劣迹：“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建议裁兵 5 万，“简练军实，以裕国用”。 2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 年1 月 21日），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他认为太平军连清军都对付不了，团练更加没用，因为他“经过各省，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役，专守一城者”， 3 所以他阳奉阴违，决定撇开团练不谈，要改弦更张，以练兵为要务。他要练的是什么兵呢？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上奏向清廷坦白说：“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 4 可见他所练的兵就是勇营。照理说，勇营只有清朝的统兵将帅才有资格招募，曾国藩是在籍侍郎，根本没有资格，但他自说自话，也招募了勇营。这在当时是违制之举，只不过因处在非常时期，没人检举揭发，才使他蒙混过关。等到事后，他大大方方地承认了，清廷也不便计较了。曾国藩创办的湘军虽然属于勇营，但与以往的勇营不一样。其本质的区别就是以往的勇营没有独立性，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其勇丁没有经过严格的挑选，也未加以认真的训练，更没有统一的编制，所以面对太平军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强敌，就束手无策了。而湘军则是曾国藩针对清军积弊、采用戚继光“束伍”之法而建立起来的一支新型军队。它独自成军，又有一系列配套制度作为保障，所以战斗力很强，最终取代清军，成为扑灭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支劲旅。对此，《清史稿》有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述：“侍郎曾国藩以衡、湘团练讨寇，练乡兵为勇营，以兵制部勒之，卒平巨憝。” 5 曾国藩用来部勒湘军的“兵制”主要有：1、招募遣撤制度。清军实行的是世兵制，父子相承，世代为业，因而军中老少皆有，难以保证军队的质量。湘军则有严格的募勇裁勇制度。曾国藩规定招募湘军勇丁不得杂入一弁一卒，必须专程去偏僻地区挑选健壮、朴实的山民，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一概不要。所招勇丁还须取具保结，并将其姓名、籍贯、手指印及亲属情况等登记造册，以便查验。如果勇丁征战日久，而力穷气惫，尽显疲态，就必须遣撤旧勇，另行招募，使壁垒一新。清代为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采取兵将平时分离，战时临时凑合的统驭方针，这就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病。有鉴于此，曾国藩奉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原则。其办法是：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 1 《清史稿》，第3950页。 2 《曾国藩全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3 《曾国藩全集》，第681页。 4 《曾国藩全集》，第681页。 5 《清史稿》，第3949页。4 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 1 也就是说在军队内部，层层统属，下级对上级负责，最终整支军队为大帅个人拥有。如果欲更换哪一级将领或哪一级将领离营，就必须将其军队解散，而令新将领另起炉灶，重新招募，以确保全军的私属性。曾国藩自己也是按照这样的办法来组建湘军的，并且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用书生典兵。湘军将领里，出身书生的占多数，他们与曾国藩志同道合，以所谓的忠义血性相激励。曾国藩还制定了挑选将领的四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2 要求各级将领据此挑选下级军官。 2、组织体制。组织体制是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兵种构成、营制饷章和领导机构等方面。湘军有陆军、水师和马队三个兵种。其中陆军的营制饷章最著名，影响也最大。它包括一营之制、营官亲兵之制、一哨之制、长夫之制、薪水口粮之制、小口粮及恤赏之制、外省招勇仿照楚军薪粮之制、帐棚之制、统领之制几部分。据此可知湘军以营为战斗单位，每营 505 人，设营官1 人，辖前、后、左、右 4哨；每哨哨官、哨长各 1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