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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支移宋代赋税输纳方式之一，实际上是赋税与劳役相结合的又一种两税加税名目。赋税输纳有固定的地点、仓库；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支移始行于河北﹑河东和陕西等路，以便充实边境军储。有些地区的支移，则是一州一县的“递趱”。如广南西路钦(今广西灵山)﹑横(今广西横县)二州每年支移苗米，纳于邕州(今广西南宁)太平寨诸寨，廉州(今广西合浦)再支移于钦州；白州(今广西博白)复支移于廉州。元丰七年(1084)规定，陕西沿边支移毋过三百里；元祐二年(1087)又规定，以户等高下区分支移的远近，第一﹑二等户三百里，第三﹑四等户二百里，第五等户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纳道里脚钱的，也按三等折收。起初，税户因路远物重，多携现钱至支移所在籴粮米输纳，沿途税务要根据携带现钱多少征收过税。道里脚钱的办法颁布之后，对税户相当普遍地实行了这项办法，于是脚钱演变成为一项固定的附加税。元佑初，陕西斗输脚钱十八文；至崇宁中，一向不支移的京西路，所输脚钱每斗竟至五十六文，几乎相当于元丰年间所输正税之数。广德军(今安徽广德)苗税一石，贴纳脚钱为三斗七升，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以前已随正税缴纳。脚钱也反复折变，不断加码。中国古代史（下）整理——张帆郑思肖南宋遗民《心史》井中奇书《心史》是郑思肖将一生奇气伟节之作合为一书的汇编，是郑思肖独立特行的证据。郑氏自35岁宋亡后便离家出走，从此浪迹于吴中名山、道观、禅院，40年间写下了大量抒发爱国情操的诗文，有《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一卷，共收诗250首，杂文4篇，前后自序5篇。共命名为《心史》。当时形势，无法刊行。所以，他在晚年将《心史》重缄封好，藏于苏州承天寺眢井中。《心史》中的所有文字都饱含血泪，郑思肖讴歌了南宋的爱国志士，痈斥了奸臣佞徒，控诉了元军的暴行，充分表述了自己的爱国与忠诚。《心史》在枯井中沉埋达350余年，直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始被发现，《心史》被藏在一大铁盒子中，外写“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游牧民族的基本特点基本生产方式：畜牧+狩猎。基本没有农业。流动性，非定居。畜牧业属于游牧。畜群结构：马、羊、牛。羊最多、马最重要。狩猎作为古代游牧民族畜牧经济的补充形式，地位非常重要。不仅增加食物，同时保护畜群和草场。特别是大规模的集体围猎，已是一种相当高级的生产方式，需要严密的组织纪律、统一协调行动。事实上成为绝好的战争训练。贵族们以宣誓的形式正式承认汗的君主权。这种君主权规定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各部落贵族都绝对服从汗的命令。如违背誓言则被剥夺财产，沦作奴隶，以至处死。承认汗的国家统治者的绝对权力—这是盟誓时贵族们与汗之间最基本的契约。张承志《关于早期蒙古汗国的盟誓》1206年前后的制度建设（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贵族大会，被推戴为全草原的大汗，号为成吉思汗，大蒙古国由此建立。在此前后，成吉思汗创建或完善了一系列国家制度，对大蒙古国的巩固、强盛和有效管理，发挥了重大作用）1、建立千户、百户授封制度将全体草原牧民都按千、百、十户的十进制方式编组起来。分别授予贵族功臣世袭统领。它们既是军事组织，也是大蒙古统治草原社会的基本行政单位。大部分千户都是混合不同部落、氏族的成员重新组成的，取代了旧日的部落、氏族结构。千户、百户授封制度将漠北草原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使得草原上缘由的氏族共同体逐渐分解，给被政府部族与统治部族蒙古趋于合一，形成了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结束了漠北统治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的混乱局面。千户授封制的意义：与此前“部族联盟国家”的区别2、创建怯薛卫军（君臣关系——主奴关系）怯薛，即蒙古语轮值之意，乃宫廷禁卫军。成吉思汗建国前就开始组建护卫亲军。建国后，将其扩充到1万人，分为四班，轮番值宿，每番3昼夜，总称为4怯薛。除保卫大汗外，还负责承担大汗宫帐内的各种服役，并下设各种名目。怯薛护卫军起到了巩固、强化汗权的作用，同时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参与军政事务的策划、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蒙古早期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3、创建蒙古文字4、颁行法律（札撒）与甚至司法长官（扎鲁忽台）5、分封子弟上述国家制度的具体环节，都是以保障最高统治者大汗的个人权利为前提的。草原社会等级观念的发展，成吉思汗在艰苦创业过程中形成的个人崇高威望，加上蒙古国家最高权利与草原原始宗教萨满神权的结合，使成吉思汗完全成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超人”型统治者。与金朝相比，蒙古郡主的个人权威一开始就非常突出，并未湮没于家族集体权力之中。而且其权威主要来自北方民族自身的政治观念，并非依赖汉族社会政治传统始得建成。蒙古西征第一次西征(1219-1225)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为了肃清乃蛮部的残余势力，以及消灭西域的强国花剌子模(Khorazm)，便藉口花剌子模杀蒙古商队及使者，亲率二十万大军西征。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以及大将速不台、哲别随行。蒙军长驱直入中亚后，于1220年攻占了花剌子模的都城撒马尔干(Samarkand)，其国王西逃，成吉思汗令速不台、哲别等穷追之。因此蒙军便西越里海、黑海间的高加索，深入俄罗斯(Russ)，于1223年大败钦察(Kipchak)和俄罗斯的联军。另成吉思汗又挥军追击花剌子模的太子札阑丁，在印度河流域打败之。1225年，成吉思汗凯旋东归，将本土及新征服所得的西域土地分封给四个儿子，后来发展为四大汗国。第二次西征(1235-1244)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灭亡西夏前不久死去，后三子窝阔台继任大汗。窝阔台于1235年派遣其兄术赤之次子拔都，率五十万大军再度西征。西征军很快就彻底灭亡花剌子模，杀札阑丁。不久又大举征服俄罗斯，攻陷莫斯科、基辅诸城，并分兵数路向欧洲腹心挺进。1241年，北路蒙军在波兰西南部的利格尼兹(Legnica)，大破波兰与日耳曼的联军。拔都亲率蒙军主力由中路进入匈牙利，大获全胜，其前锋直趋意大利的威尼斯，全欧震惊，称为「黄祸」。正当西方各国惶惶不可终日之际，拔都忽接窝阔台驾崩的噩耗，于是急速班师。第三次西征(1253-1260)蒙哥于1251年即大汗位后，令其弟旭烈兀率兵西征。这次西征主要方向是西南亚地区，头等目标是消灭木剌夷国(Mulahida，在今里海南岸的伊朗北部)。1257年，蒙军荡平木剌夷之地，并挥师继续西进，攻陷报达(Baghdad，今巴格达)，屠杀八十万人，灭亡历时五百余载的黑衣大食(Abbasids)。此后旭烈兀又率兵攻陷阿拉伯的圣地麦加，攻占大马士革，其前锋曾渡海收富浪(即今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岛)。本来他还要进一步攻打埃及，因得到蒙哥伐宋阵亡的消息，便率主力班师。元朝畸形的“汉化”煌煌大元，仅从1271年到1368年，维持了不足百年，其灭亡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思。元朝存在早衰的现象，除了“宗王之间的皇位之争”，此外应该还包括“草原本位思想”、“统治者的佞佛”、“马背治国”、“权臣弄权”、“民族歧视”、“兵权分散”、“分封复燃”等等原因，最终导致了“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千万”。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每一个封建王朝都难以逃离走向灭亡的必然规律。元朝灭亡的原因也许很多很多。但我认为，元朝迅速走向灭亡的关键原因就是它的“汉化”不彻底，换种方法说，就是蒙元的“汉化”是一种畸形的“汉化”。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既不是完全抛弃大蒙古国旧制，也不是全盘照抄中原传统王朝的成法，而是合二为一，搞出了一个蒙古旧制与中原汉族封建制度相混合的杂糅体，即“附会汉法”。诸制并举，造成了社会制度的极端混乱，元朝不足百年而亡，不能说与忽必烈有意识地保留大量蒙古旧制没有关系。蒙古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权益而必具的保守性，规定了元代的政治制度始终具有既行汉法，又有“国俗”的二元特点。早期的忽必烈是比较积极推行汉法的。汗位之争中忽必烈的胜利，本质上就是蒙古统治阶级内部“汉法”派战胜了保守派，这对于大蒙古国最终完成封建化是有积极意义的。金莲川幕府集团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的结果，显示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革新派与汉人儒士之间政治结合的初步完成。但是，忽必烈的汉化政策最终还是走向了畸形。作为元朝的开国皇帝，他没能留给后代一套可操作性较强的社会制度。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相差过大，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困难。而且，在接触到汉文化之前，蒙古族已经接触到了比较先进吐蕃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回回文化），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他们不一定就必须采纳汉人文化。此外，由于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元朝统治集团始终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由于“汉化”的畸形发展，“草原本位思想”与“汉文化”、“回回文化”互相纠结。由于“汉化”的畸形发展，导致原有部落公有制大量残余，导致了宗王之间的皇位之争，导致了分封制的死灰复燃，导致了严重的民族歧视，导致了“马背治国”观念的盛行，导致了军权的分散，导致了“九儒十丐”悲剧的出现，而这一切都导致了元朝的早衰。元朝的早衰，积重难返，最早便是起于世祖。总之，我认为，元朝的短命而亡，关键方面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亡于畸形的“汉化。忽必烈建立元朝，推行汉法1、建立年号、国号及有关礼仪制度2、建立汉式官僚机构3、定都汉地4、实行重农政策5、尊孔崇儒忽必烈时期之国方针的转折1、蒙古旧制的大量保留2、任用敛财之臣：（敛财措施）增加税课，官营牟利，变更钞法，钩考敛财元朝中后期的统治危机政局不稳权臣专权财政危机起义频繁（白莲教，红巾军）汉化迟滞主要表现：大量草原旧制的保留，推行汉法不彻底严重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取向作为疆域空前辽阔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终元一带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其衰亡主要忘与内忧。内忧的根源，似乎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寻找。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忘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忘与汉化迟滞。国家符号的两套体系在临民层次以上层面，元王朝没有实行双轨制，但在体现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国家符号体系上，它则一直存在着来自汉制和来自蒙古制的两套明显区别的形式。双重国号（大元，大蒙古国），两种纪年方式（汉式年号的采用自忽必烈即位漠南那年开始；蒙古传统的十二生肖纪年）；元代皇帝即位履行两套仪式，皇帝去世给汉语和蒙古语两种庙号；元代的官方语言文字至少有蒙语文、汉语文、波斯语文；（忽必烈即位后）朝廷中枢夏秋在上都，冬春在大都。国家符号体系的两重性表明了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自己的定位是双重的，既是蒙古人的大汗，又是汉人的皇帝，他们同时从蒙古人和汉人中寻求认同。硬译文体元代文献中，有一大批词语奇特、句法乖戾的公牍，既不能用古汉语书面语常规训释，又与纯粹的元代汉语口语不同。这是一批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经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公文。我们把元代公牍的这中文体，称为硬译文体。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1、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基础和了解。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困难。2、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3、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已经分裂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