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思想政治教育[1]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其启示陈霞玲(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摘要: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点。批判地分析和借鉴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启示作者简介:陈霞玲(1978-),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严格来说,我国古代还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现实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出现得比较晚。然而,教导人们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道德教育,则是从古就有的。努力挖掘其中的精华,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深远的意义。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或与此相近的提法,但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专制政权和阶级统治,无不在道德教育和政治统治中灌输、宣传、贯彻对自己有利的思想和做法,从而使得古代中国历史上的道德教育与政治统治密不可分,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大鲜明特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以对人性的探讨为支点构建道德教育理念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都注重从人性出发来论述道德,进而探究道德教育的理论根据。对于人性问题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设计者实现其政治思想的途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识到人的差别在于“习”的区别,因而强调“习”的重要性。孔子认为,仁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质。《论语·述而》中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因而,习也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爱人的仁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这是儒家以“修身为本”的教育途径的根源。孟子进一步发展了人性论,为儒家学说增添了浓厚的理论色彩。在《孟子·告子上》中,他指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由此出发还提出了四个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因此,他仍强调每个人都要从自身修养做起,完善自己的道德。他指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3]由于受到外界物质欲望的引诱,不少人丧失了天生的善良本性,只有通过实施教育,才能恢复人的善良本性。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者则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好利的,如果任其发展,一定会发生争斗。“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4]故此,必须重视教育,改变人这种利己的本性,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巩固。荀子认为,人的伦理道德观念都不是天生而来的。他说,“凡所贵尧、舜、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生之也。”[4]必须以“善德”去教育和引导他们,改变人们固有的“恶性”,从而养成良好的品行与德性。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论。他把人性分为三类:“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在《春秋繁露·实性》中指出,“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董仲舒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然之资”,要使它向善的方向发展,必须通过教化。“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以然也”,教化的目的是“举人本”,也就是使人们“各居其所,各安其位”,通过“化民成性”,使受教育者皆知从义而远利,“正其30道。(二)以弘扬仁爱精神为核心理念推动道德教育中国传统文化蕴含浓厚的人文精神。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仁”是儒家思想中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范畴,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所谓“仁”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爱护人,尊重人,礼待人,重视人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孔子认为,“仁者,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还说过:“仁者,义之本也。”,“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实质上,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其核心仍在于“君子”的修身和道德修养。孟子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君子成德,可以将仁义礼智的道德善性从人的心中扩充开来,推己及人。孟子主张,政治之道就是为人之道,为人之道就是仁义之道,仁义之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就是孝悌之道,孝悌之道则直接来源于“教化”。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家们积极弘扬仁爱精神,并以此来推动道德教育,可以说,“仁”既是一种政治道德观念,又是一种主体人格修养;既是一种审美理念,又是一种社会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仁爱精神塑造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既推动了道德教育的实施,又造就了一代代杰出的仁人志士。(三)以造就理想的君子人格为目标检验道德教育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可以说是一部仁人志士追求道德理想的历史,也是他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人格的过程。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把造就理想的君子人格视为有德之人基本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为:第一,重义轻利。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的原则,即是对君子人格提出的修养要求。运用这一理念教化人们,引导人们超脱功利,追求道德仁义。孟子强调“反求诸己”,即多在自己身上查找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不断加强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自觉性。第二,安贫乐道。安贫乐道的原则要求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被吓倒,而继续坚持不懈孜孜不改其乐。这是一种幸福快乐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极乐境界。孔子追求“安贫乐道”的境界。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在孔子看来,君子要有志于担当道义,即使处于物质生活的窘迫状态,也丝毫不影响他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充实。孔子非常欣赏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孔子赞赏颜回“不耻恶衣恶食”、安贫乐道。其实他是在赞赏那些抱定志向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顽强不屈地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人。第三,坦荡宽容。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5],“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6],君子总能与人为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孟子也主张,君子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宽而不隘,恭而不慢。第四,自强不息。《易传·乾》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是说,人立于天地之间,应效法天地以自强不息、生生不已地创造,才能成就人生,推动社会进步。由此看来,历代思想家都倡导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加强道德修养,成就君子之道,并以君子人格作为检验道德教育效果的依据。二、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对我们的启示及借鉴意义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既显示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道德观念的精华,也反映了其中包含的缺点和不足,需要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它体现着中华民族整体的道德精神风貌,对于我们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有积极的作用。(一)弘扬“仁者爱人”的博爱情怀和“舍生取义”的理想人格儒家提倡“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明确提出“仁者爱人”。所谓“爱人”,就是主张关心、爱护他人。具体而言,就是“推己及人”,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7]等,都是儒家爱人思想的具体表述。以上这些表述体现了我们祖先在人与人相互关系方面所做的道德思考,对我们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代代相传,如“尊长爱幼”、“热情好客”、“成人之美”等,都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积极成果。这些积极成果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就是要注重唤醒人们的良知、良心,使人际关系和谐、友善,减少冲突,以利于社会安定团结。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31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3]与孔子的“杀身成仁”相同,“舍生取义”就是孟子对理想人格的集中表述。孟子认为,人树立了这种理想人格,就能“不为苟得”,不避患难,就会保持民族的气节和人格的尊严。运用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优秀传统教育人们,要树立责任意识,能够为正义事业而努力,能为人民、集体利益敢于挺身而出,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二)实施“立志为先”的方法,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立志就是确立目标和理想,使一个人有明确的努力方向。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历来把树立远大志向当作塑造完美人格的前提。孔子认为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立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学生激励自己下决心去实现仁德,达到道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应弃小利,寡物欲,安贫乐道。他曾说:“苟志于仁也,无恶也。”[8]意思是说假如已立志修养仁德了,就不会做坏事了。孟子和孔子一样重视立志,他认为立志,首先是“尚志”,他进而倡导一种立大志、吃大苦、成大业的“大丈夫”精神。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9]这里的“大丈夫”,是具有崇高伟大人格的人,是坚持原则、刚强不屈、胸怀大志的人。孟子关于立志的言论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理想、道德情操、道德品质,激励人们树立远大的志向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作出贡献。(三)知行结合是培养人们良好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要有益于人民,就必须体现在能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就是“行”。如果没有“行”,就不能体现一个人的良好道德品质。事实上,每一种道德规范,本身就是对人的主观行为的某种约束,人们必须依照道德规范去做事,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荀子说过:“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10]他认为“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阶段,如果学习了而不去实践,虽有厚实的道德知识,必然是行不通的。同时,也只有把道德认识付诸实践,才能使道德观念更加明白清楚。王阳明也主张“知行合一”。这些理论为我们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养料。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原则,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又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参考文献:[1]论语·雍也[M].[2]孟子·公孙丑上[M].[3]孟子·告子上[M].[4]荀子·性恶[M].[5]论语·述而[M].[6]论语·卫灵公[M].[7]孟子·梁惠王上[M].[8]论语·里仁[M].[9]孟子·滕文公下[M].[10]荀子·儒效[M].[11]邓球柏.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2]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3]苏振芳.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4]论语[M].程昌明,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0.[15]万美容.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及其当代价值[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4).[16]邵龙宝.中国传统道德主要理念的现代诠释[J].理论与现代化,2007(2).[17]谭凤娥.论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