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与中国能源博弈

国际合作与中国能源博弈发布时间：2010-7-13信息来源：江西社会科学中国解决能源供应安全的努力已经成为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乃至亚洲地缘政治版图的重要因素，如何解决严峻的石油安全问题将深刻影响到中国在亚洲以及全球政治和经济中的角色。在国际能源博弈中，通过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建立国际秩序，增进相互依存，最大可能地改变石油博弈力量结构，是中国有效维护石油安全的务实选择。以石油安全为核心的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能源开发和贸易问题，确保能源的供应和使用安全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成为一个国家保持经济竞争力和稳定发展的战略问题。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特别是石油需求已经成为世界能源市场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因素。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中国如何确保能源安全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如何开展全方位的能源外交，整合国家实力资源，成为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政治因素。一、国际能源博弈是维护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还是欧佩克之外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可是从90年代开始，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石油消费量的急剧上升。1993年石油进口量超过了石油出口量，在数量上成为净进口国，1995年石油进口的金额超过了石油出口的金额，在贸易金额上成为净进口国。参与国际能源博弈，利用好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成为中国维护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一)石油供应短缺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核心从总量和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能源供求总量矛盾不太突出，但能源供求结构严重失衡。从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来看，中国是一个能源自给率较高的国家。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也是煤炭出口大国。2005年中国一次能源自给率为92.8%，进口依存度仅为7.2%。①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较快，能源消费正呈不断增长之势，且在世界能源消费增长份额中占有较大比重，导致能源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据有关机构统计，2005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平均增长2.7%，可是同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却增长了9.5%，占到世界总量的14.7%。2005年中国石油探明储量只占世界总量的1.3%，石油消费却占到了世界消费总量的8.5%。[1]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能源总量问题，而是能源结构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清洁高效的能源供不应求，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总产量和品种规格的增长赶不上迅速扩大的需求。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石油短缺是中国能源安全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国内石油供应不足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2](P13)(二)石油进口激增是中国能源安全脆弱的根源中国石油对外的依存度已从1995年的7.6%陡增至2005年的42.9%，2006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47.0%，较2005年提高4.1个百分点，估计2020年将达到60%左右。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攀升，中国石油进口成本大幅上涨，并且累计金额增长与数量增长比例的严重失调。据海关统计，2006年我国原油进口14518万吨，创历史新高，成品油进口3638万吨，我国进口的原油和成品油分别增长14.5%和15.7%，进口金额则增长了39.2%和49.2%。由于国际油价上涨，进口单价大幅上升，按照2005年的进口平均单价计算，进口原油平均单价比2005年每吨上涨了81.14美元，2006年进口原油多支出117.78亿美元，进口成品油每吨上涨95.77美元，多支出34.84亿美元，2006年我国进口原油和成品油多支付152.62亿美元。[3]石油进口量价齐增，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据测算，2004年仅原油一项，就使中国产生了3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拖累全国GDP下降0.7至0.8个百分点。[4]况且，由于石油涉及行业广泛、产业链长，油价高位运行还对国内工业成本产生了广泛的间接影响。(三)国际能源博弈是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由于全球石油市场和石油工业主要由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跨国石油公司所操控，中国难以通过全球石油市场确保自己稳定的石油供应。另外，作为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最为迅速的亚洲地区，没有能源政策协调和对话的技术性合作组织，中国也难以通过地区合作机制实现能源安全战略。国家主义导向的双边战略成为中国确保能源供应的惟一选择。[5]通过双边途径，中国石油战略的海外之路已涵盖到中东、中亚、俄罗斯、非洲和拉丁美洲，开始建立起多样化的石油供应网络。②在国际能源博弈中，中国双边主义的能源外交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自身能源供应安全，但却不得不单独面对石油出口国的高价要求和石油进口国的挤压。因此，逐步尝试和适度参与多边主义的国际能源合作，应该成为维护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二、中国能源博弈的国际合作领域当前，国际石油市场动荡不定，油价涨落失常，控制石油资源和海上运输通道的国际能源争夺持续升温。中国需要与能源出口国、进口国和运输过境国寻求更多的利益契合点，以能源合作为契机，推进全方位多层次的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一)维护世界能源市场稳定世界石油市场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任何地方石油供应中断都将对全球石油市场造成冲击，威胁全球石油安全，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特别是随着油气资源日益成为地缘政治争夺的重要内容，政治、外交、军事等因素日益成为影响油气安全和市场稳定的主因。大国间的资源和市场之争、产油区以及运输通道区域发生的动荡与危机、消费国与资源国以及欧佩克和非欧佩克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将成为国际油气安全和市场动荡的主要威胁。[6](P266)长期的能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油价的平稳以及油源的稳定，维护市场和油源的稳定是石油进口大国的共同目标。在国际能源市场，中国已成为影响市场走势和能源格局的重要力量。石油供应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与石油需求的无限性和持续性之间的脆弱平衡随时都有被打破的危险。无论是石油进口国还是消费国，都希望国际石油市场保持稳定。特别是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都需要稳定而可靠的能源供应，都希望油价平稳。随着石油进口国能源需求总量的迅速增长和在世界总量中所占份额的不断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对国际能源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如加速世界能源格局的调整、加剧国际能源供需失衡、增加国际环境压力以及加剧国际能源竞争等等。石油经济的全球化、石油市场的多样化以及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等，已经使得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性增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参与多边主义的国际能源合作对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二)参与国际能源安全机制能源安全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不同形式的协调与合作成为大势所趋，维护能源安全的多边主义使得国际机制的建立成为一种必然。中国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能源合作、融入国际能源贸易体系和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成立于1976年的国际能源机构是石油消费国政府间的经济联合组织，确立了维护能源安全的多边合作国际机制，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石油风险共担机制。目前中国的石油进口、能源效率和战略石油储备建设等频频引起西方的关注，作为游离于国际能源机构之外的石油大国，既不能分享国际能源机构的能源情报和合作机制，也成为西方国家所担心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国际能源安全机制的建立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三)保障国际能源通道畅通近年来，随着世界能源贸易量的大幅增长和供应链变长，国际能源运输风险显著增加。在一些有争议和局势动荡地区，海盗活动猖獗，严重威胁石油航运的安全。西非沿岸、索马里半岛、红海、亚丁湾、孟加拉湾以及马六甲海峡等附近水域为海盗多发地区，其中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东南亚水域是目前世界上海盗活动最猖獗的地区。随着恐怖组织跨国化和恐怖活动全球化，以及中东、亚太等产油国成为恐怖分子滋生地，将使能源安全尤其是设施和运输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增大，油价波动将更趋状态化。作为海上能源运输大国，中国希望有安全的海上运输线，急需在海上反恐怖、反海盗和解决地区危机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四)产业技术合作优势互补要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必须转变能源消费方式，改变能源结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技术方面可以优势互补。2005年6月30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举行首次能源政策对话，同一天，美国能源部宣布在北京设立旨在加强两国能源与核能安全合作的办公室。2005年8月，中美举行首次战略对话，能源合作是其中重要内容。中美在能源和环境等问题上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与挑战。两国是世界能源消耗总量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燃煤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均面临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中美之间在能源领域存在很大的互补性，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美国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能效、环保等方面有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拥有技术、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而中国的电力、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开发、节能、开发新能源、大气治理、环境保护等能源和环保产业将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提高能效和环保方面的技术及管理经验等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7](P49)(五)化解国际资源争端如何化解中国与邻国的资源争端，成为中国能源外交的一个重要议题。岛屿归属、海域划界和资源争端，常常三位一体，紧密相连。我国有8个海上邻国，尚未就以上权益划分彻底解决。近年来中国在东海油气田开发中的优良业绩，刺激了日本介入东海能源开发的决心。围绕春晓等东海海底资源利用的外交纠纷频繁。如果说仅仅涉及双方利益的中日资源争端短期内尚无法协调，那么涉及东南亚多个国家的南海海底资源争端则倍加艰难。与中国就南海领海主权有争议的东南亚国家采取了主权争端国际化的策略，一方面引入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开发南海石油资源，减轻单方面应对中国所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政治途径，联合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的力量，以建立国际协商机制的方式，使得中国在南海海域的行动成为外交中被动的一方。资源争端既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因素，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国际合作的一个契机，即通过能源合作来促成更深刻的相互依存关系，甚至在此基础上逐步导向整个地区更加深入的合作。三、中国能源博弈面临的政治环境对石油供给短缺的国家而言，国家石油安全系数与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成正比，而与该国石油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成反比。[8](P14)中国的能源外交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能源安全的政治风险甚至超过商业风险。(一)观念误解与防范少数大国从现实主义理念出发，在舆论上散布“中国能源威胁论”，把中国看作不稳定因素，对中国进行不必要的防范。美日等西方石油消费国的“威胁论”者认为：中国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和石油进口依存度的增加将加大国际石油市场的压力，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开发自身资源潜力必将导致中国与周边邻国的资源冲突，巨大的能源消费对地区和全球的环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能源外交是为了实现其传统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构成挑战；等等。这种论调当然是错误的，是对中国有关政策的误解。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分析与驳斥。[9](二)国际控制与干涉能源赋予的地域性和结构性不平衡，决定了能源的跨国流动性和能源贸易的国际性，也决定了国际能源控制和争夺的必然性。冷战后，国际石油公司及其背后的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在全球展开激烈地竞争，力争占据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能源制高点。[10]美国高举反恐大旗，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对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和渗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1](P22)总体看来，美国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手段，控制了世界约70%的石油资源，能源地缘战略的全球布局已经基本完成。由于观念误解和防范，中国“走出去”和“多元化”的能源国际战略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来自第三国的竞争和干涉，影响东道国的决策，对我国石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国际竞争在亚太地区遇到的竞争对手主要是美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特别是与美、日的油气战略竞争尤为激烈。(三)政治变革与动荡东道国的政治不稳定性直接给石油跨国公司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政治环境的变更往往给企业的经营者造成措手不及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东道国政府经常性的更迭或重组，民族纠纷、宗教争端引发的武装冲突等。因政权更迭导致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