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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6文学思潮十七年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概况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即“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到19日在北京举行，并在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学阶段。建国以后的几次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运动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缘起和经过2、问题的实质（1）：清除文化界的非毛泽东思想（2）：清扫民营电影业（3）：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把文艺问题与政治问题相结合3、教训（1）、文艺问题只能通过文艺界内部以争鸣的方式求同存异。决不能无限地上纲为政治问题。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对武训传的讨论，就明显的是一边倒，按照领导的意图与口气来党同伐异的。（2）、在争论过程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多刀切的观点。防止“左”的极端观点乘机作祟。多刀切系胡耀邦提出。二：对《红楼梦》研究唯心主义思想批判1、缘起和经过：李希凡、蓝翎、俞平伯早期的红学研究坚持的是“索引派”研究。胡适发展新的红学，就是开始注重考证版本和源流。俞平伯发展了这一方法，在1921年出版的《红楼梦辨》是红学的一大进展。考证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关系。后四十回是伪作，成为红学的代表作。1952年，俞平伯将它加工更名为《红楼梦研究》。并且在1954年3月号的《新建设》上发表《红楼梦简论》。大体有三节，即红楼梦的传统性，红楼梦的独创性以及红楼梦的著书情况。俞平伯推动了红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大家公认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他认为是反对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时候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2、问题的实质在哲学及其学术领域内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后来蓝翎比较早的认识到了自己的偏颇，但是李希凡却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还整理笔记出了书。3、教训（1）、不能混淆学术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不能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2）、不能武断的将唯心主义与反动资产阶级划等号。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可以说，从批判开始到彻底粉碎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运动结束，是迄今为止文艺界最大的冤案。之所以受到批判，是因为胡风与毛泽东一派的文学观点不一致，有很多的分歧。1、分歧的由来从民族形式的讨论开始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洋八股应该废除，代之以新鲜活泼的民族文学形式。而胡风认为，只要是成功地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民族情况的文学形式即民族形式。可以说，胡风的观点是宽泛的，没有很明显的所谓“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分歧，这在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领袖看来是不可以容忍的，因此这是二者分歧的最初表现。2、原则分歧（1）关于文学与政治、实践（生活和艺术的）与观念的关系。这是左翼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相对而言，毛泽东梗支持周扬等强调理论、思想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对作家而言，“正确的世界观”应该放于第一个重要的地位上，胡风也承认思想世界观的重要性，但认为更重要的是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是表现在作家对现实的关系上，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也必须在实践上去解决。离开作家的实践去谈思想，政治问题，都是抽象、空洞的。胡风还认为，“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就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实践，能够补足作家生活经验的不足和世界观的缺陷。（2）、关于五四新文学的性质问题胡风认为五四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毛泽东认为五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对这个性质的认定是让毛泽东最为反感的。这两个观点截然相反，让毛泽东感觉到了清理阶级意识的紧迫感。（3）、关于现实主义胡风的现实主义认为“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现实”相融合。一方面有为人生的真诚愿望。另一方面是把素材化为题材的努力。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提倡主体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斗争”。用主观“拥入”客观，表现描写对象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主张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认为他们是现实主义的关键所在。胡风的现实主义则更多的承接19世纪法、俄、文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以及鲁迅先生所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启蒙”的责任。对后者来说，他们更注意古老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沉重负担。认为中国的传统和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方面是韧性的战斗力、原始的生命力，另方面则是奴性的卑贱与苟安。胡风提出这个精神奴役的创伤，就是要求作家“对于一切的麻木，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混乱，随时随地感到难堪或悲愤，用了最大的警惕心去告发，去抨击”。（4）、创作上主客观的关系毛泽东和周扬一样，重视“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并把生活主要理解为“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而胡风则更强调作家的热情、创造力。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主客观的融合，如果这种“融合”是出色的，那就一定表现了主体对客体的主动态度。这种融合的过程中，胡风用了肉搏，搏斗，突进，相生相克、拥抱等富有紧张性的词语来说明。胡风认为，文艺虽是社会斗争的产物，又是用来进行社会斗争、思想斗争的武器，但“也不能不是作者的内心矛盾斗争的产物”。对于作家的这种“主观战斗精神”，他强调的是受磨难的痛苦。他推崇揭示心灵搏斗的受难式作品。而拒绝肤浅的颂歌式的作品。3、问题的实质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彻底清算“非讲话”的思想。因为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已经开始强调文学的政治色彩，注重文学的政治倾向，把文学事业看作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看作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是希望听到大片颂歌的，但是胡风的主张明显是太过于个性化，因此毛泽东感到了他的思想界地位比较高，影响会比较大，不及时清理的话不能适合形式需要。因此开始进行对胡风的思想进行批斗，牵扯到了2100多人在1956年，随着全国工作的重心由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文化思想领域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需要发扬民主，开始纠正左倾思想的影响，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于是顺应局势，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四：关于“双百方针”的提出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精神，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这个方针的着重点，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具体就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学创作出现一种新的突破：1、突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戒律，敢于大胆正视人民内部矛盾，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9《人民文学》王蒙时年22岁，已有8年党龄，身为北京共青团市委干部描写了一个历来有理想、有追求、有才干、有能力的革命者，在新的生活中革命意志消退，失去激情，变得冷漠、世故，对所承担的组织部的重要工作，敷衍应付，不愿及时解决问题，以致造成组织的损失。刘世吾。作品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作者的思想锋芒和作品的战斗锋芒。不久，小说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的毒草”。作家因此被打成右派。20几年后，作品才作为“重放的鲜花”受到肯定。2、突破了写人不可写人情人性，爱情不能成为作品主题的条条框框，敢于描写爱情，敢于写人的丰富感情，写富于人情味的作品。在50年代，突出知识分子革命经历的创作倾向与新的文化规范不相符合。作家们写到自身经验时有所顾忌。宗璞的《红豆》却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1957、7《红豆》由《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作为“新人的作品”推荐发表，编辑当时的意图是为了贯彻“双百”文艺方针，但杂志正式出版时，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已全面展开，所以成了短命的“百花时代”的最后一批绝唱。a、主题：人生十字路口的心灵搏斗。齐虹←江玫→萧素虽有爱情悲剧的外壳，但旨在表达爱国知识分子在“祖国、革命和爱情、家庭、新我与旧我”之间的痛苦抉择、心灵搏斗。b、大胆呈现人物本然的心灵气质、甜蜜爱情与在时代召唤下进取向上不可折衷调和的二元对立。细腻真切地描绘名牌大学生主人公作为知识分子女性，敏感、多愁善感、屈己为公的精神世界、鲜明个性。爱情如痴如醉，如颠如狂，洋溢着青春生命浪漫气息。c、诗意化的意境；散文化笔法；浪漫情调；倒叙手法——怀旧情绪、感伤之泪——温情脉脉的“感伤美”。3、突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适用“讽刺”这一不成文的金陵，敢于发挥讽刺的积极作用和文学的批判功能。巴人《况钟的笔》等杂文《十五贯》其基本情节是：无赖娄阿鼠杀死酒徒尤葫芦并盗其十五贯钱，尤的继女苏戍娟当夜因父亲戏言要卖她而出走投亲，路遇客商熊友兰身上恰好有十五贯钱。昏官知县过于执于是以之为据，妄断苏熊二人盗钱、杀父、淫奔，判其死刑。清官况钟监斩时发现冤情，越权过问，在仔细查勘后发现凶手的蛛丝马迹，于是化妆成拆字先生微服私访，以拆字奇招诱使真凶娄阿鼠招供，将之缉拿归案，平了苏熊的冤狱。五：文艺界的反右斗争1957年4月27党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5、1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整风指示，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5、15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至全党。6、5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得猖狂进攻》，一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打响了。1958年2月2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对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作了总结。这场斗争，显然践踏了“双百”方针，断送了贯彻“双百”方针的成果“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在文艺界的表现十分严重，教训非常深刻：①首先是对当时文艺界的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文艺思想和学术理论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把一些正常的批评和鸣放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重地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艾青、姚雪垠、吴祖光、萧乾、傅雷、施蜇存、秦兆阳、王蒙、刘绍棠、陆文夫、高晓声、从维熙、张贤亮、张弦、邵燕祥、李国文、邓友梅、流沙河等都难幸免②其次是一批优秀的作品及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尤其是在“双百”方针鼓舞下产生出来的那些敢于“干预生活”，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以及在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方面敢于探索的文章，均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或“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纲领”等等。六、“大跃进”时期“左”的文学思潮及文艺政策的调整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全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影响到文艺界，使“左”倾又有所发展。（一）新民歌运动好不过毛泽东时代“高不过蓝天大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幸福的大路共产党开，青松翠柏我们栽。”反映水利兴修与抗旱救灾的诗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反映全民除“四害”的诗如：“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反映农业放“卫星”的诗如：“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反映大炼钢铁的诗如：“小高炉，像宝泉，铁水源源汇成川。小高炉，像笔杆，蘸着铁水画乐园。小高炉，真好看，吞下矿山吐铁山。小高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