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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80后的生存状况、价值取向和想象方式一、“80后”的命名与代际关系对于“80后”这个概念，我原本并不感兴趣，因为它不符合文学对每一个体独特性的期待。如果“80后”成立的话，那么“60后”、“70后”、“90后”都成立。这是一种偷懒的、粗暴的命名。它既不构成一个文学上的命名，也不是严格的社会学命名，最多不过是一个“媒体命名”。在大众媒体的传播强势之中，这个新词汇犹如一只无主流浪犬一样四处乱窜。它因此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暧昧的、似乎可以忽略又不得不面对的概念。历史上对新一代命名的先例，往往是先有文学艺术的经典，然后再出现命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惘的一代”，来自人们对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帕索斯（《曼哈顿中转站》）等作家的作品中人物群体的总结，反映了整整一代人在战争创伤和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典型精神状况：痛苦、迷惘而又充满渴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垮掉的一代”，是对克鲁亚克（《在路上》，逃避资产阶级制度的流浪姿态）、金斯伯格（《嚎叫》，用噪音瓦解传统的“声音”体制）、巴勒斯（《赤裸的午餐》，噩梦乍醒后的觉悟和自暴自弃，以“毒品”对抗资产阶级的“营养”，以性自由对抗中产阶级的家庭）、“披头士”乐队等人的作品中群体精神的总结，并标志着一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的诞生。与上述对年轻一代的文化命名相反，我们是先产生简单代际关系命名（70后、80后），而相应的代表性作品至今不见踪影，以至于人们将那些垃圾作品与“80后”一代强行挂钩，或者将少数成功人士作为“80后”的代表。年龄（18岁到28岁）的确是他们自然属性上的共同之处，但不能代表他们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上的共同之处。比如就文学创作而言，“80后”作家的差别就很大，有的写得不错，与文学性关系更密切，有的写得很差，基本上是一种文字买卖，不能将他们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今没有出现一部能够全面深刻表现新一代人的作品，也没有出现新一代人的象征性“社会角色”。就社会分层而言，他们的差别就更大了，少数已经是成功人士，很多人还在底层挣扎，更多的人正在成功的半路上狂奔，没有人有权简单地将少数成功人士选举为他们的代表。有人从崔健的一首歌名中获得灵感来对80后一代进行命名。崔健称自己那一代人为“红旗下的蛋”，指的是出生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具有自我意识的一代。他们生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革命理想教育，但并没有孵化成型，还是一个“蛋”。据此，80后被称为“市场下的蛋”，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睁开眼睛所见到的就是商品和市场。他们接受的是商品经济、大众文化、网络媒介的洗礼。他们的自我意识正在成型的过程，但也尚未孵化成型，依然是一个“蛋”。能不能就此称之为“市场蛋一代”呢？可以讨论。假如这一命名成立的话，那么他们的父辈就是生下这个“市场蛋”的“市场老母鸡”。有意思的是，这一批“市场蛋”并不愿像父辈那样去孵化小鸡，而是直接将蛋（自己）拿到市场上去卖掉。就代际关系而言，80后一代与父辈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众不同。比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与父辈文化之间关系紧张。他们的文化具有“弑父”色彩。他们的话语方式中充满反叛和火药味。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动挑起事端、划清界线，表明自己文化身份和话语方式的特殊性，通过文化创造主动表明自己与父辈文化的差别，并自豪地显示自己的进步性。80后不是这样，他们是“被命名”的一代。“80后”这个概念，是他们的父辈或者兄长赠与他们的一件小小的礼物，而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他们这个“独生子女”的一代，一出生就孤单一人，一出生就将“玩具”当作“兄弟”，一出生就习惯于接受礼物、收藏礼物、与礼物为伴。他们从来也不试图通过主动为自己命名，来表明与父辈的差别和断裂，也没有对别人赠与的命名进行反驳的冲动。他们仿佛是“父名”的一个延长了的符号。于是，他们把这个赠与的命名，当作父亲或兄长赠与的一个巴比娃娃或者神奇宝贝收藏起来。有人甚至还喜欢将这件礼物挂在脖子上到处招摇。因此，在“代际关系”上，他们是被动的一代、顺从的一代。他们不但处于“被命名”的状态，而且被这一命名左右着自己的行动和价值观念。二、疲惫的身躯和自我表白中的“矛盾修辞”2008年3月，《记者观察·民声》杂志以《80后，市场经济下的蛋》为总题，刊登了8篇关于80后“京漂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状况的报道。随后，网络上以《我们无力思考未来——80后访谈录》为题予以转载，在网上风靡一时。这8篇文章，从衣（“动批”，即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廉价时装和换季服装）、食（暴食暴饮和饥肠辘辘相伴，有钱时上酒店，没钱时吃方便面）、住（合住的出租屋）、行（城铁、地铁、公交）、工作状况（长期加班、频繁跳槽、学用分离）、情感方式（没有时间恋爱，也不屑于网恋，原有的情感年久失修而面临枯萎）、业余生活（睡觉、打电子游戏）等角度，对“80后”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勾勒，尽管粗糙，但大致形状还是出来了。要补充的是，这里没有包括“啃老族”；也很难涵盖所有的个案，它不过是一种综合性的描述。所谓“啃老族”，尚在父母的卵翼之下，还没有变成独立的“蛋”，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细胞”。下面我将对这一组访谈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进行简要的分析。《80后——市场经济下的蛋》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作者比较熟悉“80后”的生存和思想状况，且有自己的想法和语言，口气很像是80后代言人。下面引述这篇文章的一些陈述性观点：1、他们离经叛道，但遵守游戏规则；他们崇尚自由，但不排除合作；他们追逐财富，但讲究取之有道。2、以前为理想，现在为梦想。理想可望而不可求，梦想则可随时变成现实。他们比父辈更注重实际。3、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不是荣誉、崇高、理想，而是财富、积累、成功，他们已经蜕化为彻头彻尾的市场化的“经济动物”。4、力求稳定，又不甘于寂寞；义无反顾追求冒险，又谨小慎微患得患失；既儿女情长小资情调，又寻找刺激的江湖豪气。对上面4条陈述的解读和点评：第一条，“道”其实就是规则，不过是一个大规则、大原则，它通过人的德性（行为）呈现出来，且具有适用于更多人的普泛性。而“游戏规则”是小规则，仅属于正在游戏者之间的事情，比如同事、同行。没有小规则，大规则就会落空，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但是，没有大规则，小规则迟早会破产，这是他们正在面对的现实。“合作”必须遵守规则，也就是遵守契约关系，是对个人自由的部分转让，转让的原则是什么？有没有底线？是不是两个人商量一个游戏规则就行呢？这些都涉及对“道”的理解。从前对“道”扯得太多，今天关注太少。或者说，80后对“小规则”还是很讲究的，却反感“大规则”。第二条，毫无疑问，理想就是希望的同义词，梦想就是欲望的同义词。理想或希望，是一种虚拟的想象状态，指的是一种可能无法实现的、带有幻想色彩的事物，比如，“我希望变成一只小鸟”这个虚拟句式。因此，这是一种“审美理想”的表达形式，它的最终指向可能是“社会理想”。从辨证的角度（而不是从自然的角度）看，在这两种理想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转换关系。如果连想象都不存在，这种转换关系就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没有审美理想就不可能有社会理想，人，只能变成现世利益（也就是一种被操纵的个人欲望）的奴隶。梦想或者欲望，是被现实所压抑的那一部分愿望的想象性替代，只要战胜了压抑，它就能够实现，也就是说，它与肉体及其行为相关。但是，肉体愿望或者潜意识的梦想，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能够满足身体的快乐原则，不能够满足自我的超越原则。我们从一代人的时间焦虑症中可以发现，某些终极价值焦虑症是存在的。第三条，改良世界（理想）还是适应世界（成功），与其说是一种“道德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选择”，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然而，将“应然世界”（理应如此）替换为“实然世界”（只好如此）的个人欲望，其结果只能让我们变成“经济动物”。一种合理的选择，其实并不必然会成为抽象的宏大叙事，它同样也贯穿着我们日常的行为之中。但由于日常生活被一种工具化、数字化的功利主义全面占领，以至于行动的身体成为一种无主体感的、符号化和商品化的身体，任由市场宰割。第四条，是对80后的性格评价，也最为典型地反映出其表白上的“矛盾修辞”，与之相对应的是性格上的“矛盾人格”，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含混不明状态。这一条是对上面第3条的一个反驳。正是这种矛盾状态，使得他们不至于彻底成为“经济动物”，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可能性，乃至怀疑和质询，尽管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他们质疑传统“信仰”，却把“爱好”当作“信仰”。他们冷静理智，却被各类“发烧友文化”迷住，把“着迷”当“偶像”。他们的“主体意识”似乎很强，但却没有支持这种主体意识的完整的身心，而是被商品市场、媒体叙事、数字逻辑肢解了的身心。导致这种“矛盾修辞”的根源，不仅仅是社会价值本身紊乱，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们的身心分裂，价值观念中的幸福感与行为方式上的快乐感分裂。看看他们隐藏在内心、偶尔披露出来的感受：“地铁里苍白疲倦的脸、小饭馆里扎堆吃午餐的三五同事，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与人一起合租房子。”“每月要交出工资的三分之二：按揭、物业、水电、煤气。”“股市、房市、教育、医疗，甚至利率，每一种被圈定的市场之手都来剥他们一层皮。”“青春生命的能量和激情全部耗尽。”“我们这一批年轻人过早地失去了青春，就像一场年久失修的爱情，还没怎么开始，主人公就已面如死灰、油尽灯灭。”三、焦虑的心灵、时空关系和价值数字化毫无疑问，80后也有自己深刻的苦恼和焦虑：不成功的苦恼和焦虑，不能进入市场的苦恼和焦虑，还有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生命被“物化”为商品、时间被剥夺被耗尽、随时可能被市场空间排挤出局的苦恼和焦虑。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父辈们将他们视为“债务人”，而自己扮演着“债权人”的角色，成功了就夸他们是“英雄”，失败了就说他们是“80后”。他们的生命和心灵，没有遭受强权的打压，却被某种具有诱惑力的、令人着迷的东西锁住了！这种东西要摧毁的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而是他们物质形态上的身心，乃至潜意识，然后微笑着送给他们一个又一个“梦想”，或者说“梦幻”，像肥皂泡一样。如果说，“50后”、“60后”一代与父辈之间的文化逻辑关系，是一种“断裂关系”（其中隐含着批判的激情和因对抗而激发的文化创造力），那么，“80后”与父辈之间的文化逻辑关系则是一种“连续关系”。这种“连续关系”，以成功经验为参照，构成了一个权力链条，导致了他们只能创造一种“父权文化”阴影下的“游戏文化”。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时尚文化的形式，表演着一出由父辈们撰写或导演的陈旧戏剧，这个“戏剧”中包含着一种衰老的“成人逻辑”——成功逻辑、商品逻辑、市场逻辑。父辈们仿佛是“成功逻辑”的教唆犯，而他们自己则变成了实践这一成功逻辑的“雾都孤儿”。这种精神上的“连续关系”，一方面显现出了一种稳定性，但另一方面，代价也是巨大的：整整一代人的文化个性、精神特征将烟消云散。或者说，他们的精神印记，不断被时时都在更新的网络灌水所覆盖，朝生暮死，宛若蜉蝣。这一点实际上是一种潜伏着的病根，导致他们的“时间焦虑症”。同一期杂志中第二篇较有代表性的访谈文章是《80后的北京时间》，其中披露了多位80后的自述。而我宁愿将这篇文章看作是一篇以“时间”和“空间”为主题的特写。“80后”的奋斗、积累、成功的主题，在这里首先具体化为“空间”主题，然后再具体化为“时间”主题。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以商品贸易原则结构起来的全球化体系，将我们原有的永恒时间主题（来源于对自然时间的模拟）和时间停滞主题（在一国内部自行制定一种发展的时间表，与外界的总体时间标准脱节，特别是建国后的30年间，因此被视为“停滞”），还有相应的空间上对峙和凝视主题，改写为时间上的滞后（西方发达对应于东方欠发达）和空间上的向心力（西方为中心和东方为边缘）关系。这种现代性的时空关系当然并不仅仅针对“80后”，但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具体到“80后”走上社会舞台时的国内状况，则显示为城乡对立的进一步扩大化。这种对立不是传统社会行政意义上的强行规定，而是当代市场社会资源配置上的结构性矛盾。其中留下了一个允许自由流动的行动空挡。于是，“成功”首先变成空间上的位移，由乡村移向城镇，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