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宋词的发展

第二章宋词的发展历程一、宋词的分派与分期•1、分派：“婉约”与“豪放”二分法：•明代张綖《诗余图谱·凡例》：•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度恢弘。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一、宋词的分派与分期•王士桢《花草蒙拾》改二体为二派：•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稼轩称首。皆吾济南人。•（参看《詹安泰词学论稿》、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一、宋词的分派与分期•2、宋词的分期意见：•胡适《词选》三分法：•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龙榆生《中国韵文史》的六分法。•钱建状、王秀林《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评》，载《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二、代群分期与宋词的发展•第一代词人群（1017-1067）的因革•柳永（987？-1053？）•范仲淹（989-1052）•张先（990-1078）•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等为代表•另有宋祁（998-1061）、杜安世等。•“承平”时代，享乐意识和乐极生悲后对人生的反思。二、代群分期与宋词的发展•说明：之所以把宋词发展的第一阶段从1017年算起，而舍弃了宋初（960-1016）半个多世纪，是因为这一时期词人词作甚少，仅有十余位作家存词33首，词坛上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时期。•宋词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实以柳永等走上词坛为标志。李清照《词论》评“本朝”乐章，就是以柳永为开端：“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变旧声作新声。”二、代群分期与宋词的发展•两个阵营•这代词人从创作倾向上可分为两个创作阵营：柳永、张先为一阵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宋祁为一阵营。•晏、欧诸人虽然词作不少，但都不是专力为词的词人，走的是五代花间、南唐词人的老路，继承性大于创造性，连词调、词体的选择和运用都与五代词人一样，是以小令为主。但他们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仍然有其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以众多的艺术圆熟、意境浑成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他们在题材、艺术上也有所开拓创新。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将艺术视野延伸至塞外孤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世界，尤其具有开创性。柳永改变了词体的航向：从贵族化走向通俗化•首先，柳永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晚唐温庭筠给词体确立的审美趣味是贵族化的，追求典雅含蓄。而柳永的审美趣味则是平民化的、大众化的，他力求用普通民众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语言表现大众喜闻乐见的情和事，以迎合和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宋文人常常批评的“浅近卑俗”、“言多近俗，俗子易悦”，就从侧面道出了柳永词深受大众欢迎的事实。•柳永利用市井流行的音乐曲调歌唱民间大众的心声，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平民僧侣，都有柳永狂热的崇拜者，这也扩大了词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使词成为宋人休闲文化中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创慢词新调•其次，柳永改变了词调声情，利用市井新声，创作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慢词长调，不仅从音乐性上增添了词的声情魅力，也从文学性方面提高了词的表现力。过去一首小令只有三、五十个字，容量有限，而柳永所写的慢词，一般都在百字上下，词体的篇幅容量扩大了一、二倍，从而为表现更丰富复杂的生活和情感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载体。而这些市井新声，又给词坛带来了陌生化的审美效应，促进了词体的普及与流行，使词从上层社会的娱乐圈走向了民间，走向了市井，走向了乡村。张先的功能变革•当柳永在词坛叱咤风云的时候，以“张三影”闻名的张先也在为词体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张先之前，文人士大夫之间的文学交往应酬，主要是用诗文作载体，被视为文字游戏的词还没有资格作为文人士大夫社交活动的工具。张先率先在文人雅集时用词来唱和赠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词体的日常交际功能，实际上也在悄悄提升词体的地位，表明词跟诗一样也可以赠别酬唱、纪实写景。这为后来苏轼的词体革新作了铺垫。•张先的词多题序。词有题序，始于张先。第二代词人群（1068－1125）的开创•苏轼（1037-1101）•晏几道（1038-1110）•黄庭坚（1045-1105）•秦观（1049-1100）•贺铸（1052-1125）•周邦彦（1055-1121）等为代表的元祐词人。•还有王安石（1021-1086）、王观、李之仪、赵令畤、晁补之（1053-1100）、陈师道（1063-1101）、毛滂（1064-1121）等。以新旧党争为背景•两个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是苏门词人群：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王观、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属之，晏几道、贺铸等虽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群：晁冲之、曹组、万俟咏、天为、徐伸、江汉等属之，他们都曾在大晟府供职。•内容：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词史的繁荣期•虽然此期词坛分为两个交际圈，但词风并不只限于二种，而显示出百花齐放、百川争流的多元态势。就苏门而言，苏轼独树一帜而开宗立派，但师法其词的只有晁补之、黄庭坚二人。秦观自辟蹊径，俊逸精妙，自成一体，并不恪守师承而为苏轼所囿。李之仪、赵令畤等标举“花间”词风，继续用小令建构他们的词世界。•本不属苏门的晏几道、贺铸更是“各尽其才力，自成一家”（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晏词构筑的是一个纯真执著的恋情世界，并把令词的艺术推向高峰。贺铸词豪气与柔情并存，时如豪侠硬语盘空，时如少女软语呢喃，各种风情韵味并存于一集。词集名《冠柳集》的王观，似乎有意要与柳永一争高低，宋人王灼说他“才豪”气盛，，“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碧鸡漫志》卷二）。幽默词派•万俟咏等大晟词人，作词也不受其领袖周邦彦的制约而另择师门，其“源流从柳氏出”，师法效仿的是柳永开创的“柳氏家法”。•至于曹组则别属滑稽幽默词派，“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又有“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王齐叟“以滑稽语噪河朔”（同前）。可惜这些诙谐词已多不存。唐宋词一直以悲剧性的感伤忧患为基调，而滑稽幽默词则以喜剧性的情调、手段调侃社会，调侃人生，在唐宋词苑中独具异味。滑稽幽默词在唐宋词史上虽然只是一股涓涓细流，却也是不绝如缕。曹组之后，“祖述者益众”（同前）。连后来的词坛巨擘辛弃疾也曾染指，写了不少品位甚高的滑稽幽默词，为宋词增添了新的光彩和亮色。•元祐前后半个世纪的词坛，是多种风格情调共存并竞的繁荣期。其中惨遭力最强盛、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苏轼提升了词的文学地位词从歌曲化走向文学化•柳永时代虽然词调词艺日新月异，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与喜爱，但是词体的文学地位却没有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同。•人们情感上喜爱词，观念上却鄙视词，瞧不起词，这从西昆派主将钱惟演对词的态度可见一斑：“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辞。”词只是他如厕时的消遣读物，可见地位之卑微。其对词的态度在北宋初期颇具有代表性。词被视为游戏之作•王安石也写过一些词，但他批评同乡前辈晏殊说：“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言外之意是说普通人写小词玩玩倒也罢了，堂堂宰相怎么也玩起这类不入流的游戏呢？用当时正统的文学观念来看，以歌唱儿女私情为能事的词品位不高，格调太低，“方之曲艺，犹不逮焉”，所以“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謔浪游戏而已。”故虽然文人多写词，但随写随扔，不自爱惜，游戏娱乐而已。•北宋文人编辑文集，一概不收录词作，怕玷污自己的文名诗誉。有时实在难以割舍，就另编一集集外单行。在苏轼之前，词是徘徊于文学的边缘，或者说是边缘性文学。此时文学的中心地位、正统地位，还是由诗文统领着。苏轼使词体的文学地位得到确认，词从文学的边缘走向文学的中心•苏轼的革新，最主要的是把原为入乐歌唱的词体当作抒情言志的诗来写，突破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词经温庭筠定型之后，就与诗歌划清了“界线”，形成了一种自觉的分工：诗言志，兼叙事；而词只言情，而且多言私情、柔情。以小巧为美，以秾艳为美。•词体只书写个体化、私人化的生活空间、隐秘幽微的情感世界，不涉及士大夫社会化、政治化的生活世界和情怀志向。比之人物，诗如壮夫，词如艳妇。遵循这种规则的，才是词的“本色”，属于词的“正宗”，否则，就是“变体”。•苏轼不是以气盛言宜的理论宣言，而是以精彩绝伦的创作实践无声地突破和超越了诗词的这种“潜规则”，他用词来写私情柔情，也用词来写豪情性情。苏轼提升了词的文学地位•他的那些“人生如梦”的人生思考，“长恨此生非我有”的人生困境，“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态度，“一旦功成名遂”就退隐山林的人生理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人生哲理和自然规律，“西北望，射天狼”的政治抱负，“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自然奇观，都寄之于词，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词世界。•到苏轼这里，词才真正有了“思想”含量，词才见出创作主体的人格个性和精神风度。苏轼用他一系列经典性的作品表明：词不仅长于写儿女柔情，不止是一种调笑游戏的文字，还跟诗一样，能庄重严肃地表达思想，表现真情，写出个性。•从此，在文人的观念和意识中，作词不再是一种无谓的纯娱乐游戏，而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学创作。这就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词体的轻蔑态度，从根本上提升了词体文学地位，也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北宋后期，“诗词”二体开始并称，即表明词体的独立地位得到了基本的认同。苏词好读不好唱•苏轼写词，追求抒情言志的自由，注重词的可读性、文学性，而不太重视此的音乐性、可歌性，把用来歌唱的词改写成了宜诵不宜歌的诗。这一方面开启了词体新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新的派系（即所谓“苏辛派”或“豪放派”），而受到推重尊崇。•另一方面，因为改变了词的传统写法，有违词的“本色”，不是“正宗”的路数，所以在他生前身后也受到一些指责。如“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也批评东坡词不协律而难歌，是“句读不葺之诗”，而非“别是一家”的词。•当时学苏轼词的，只有黄庭坚、晁补之等少数人而已，多数词坛后劲都不以为然。所以，南北之交的王灼说：“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周邦彦另开词派•如果说苏轼是打破词体的旧规则而重新建立范式，是“破”而后“立”；那么周邦彦是在词体固有规则的基础上完善词的创作法则，是“守”而后“立”。苏轼是要拉近诗词的距离，消融诗词的界限，使之在抒情功能上同化；周邦彦是要竭力维护词的本题特性而力避与诗同化。苏轼写词只考虑可读性，周邦彦写词则力主可歌性。一、重音律•周邦彦填词按谱，审音用字，十分严格，不仅分平仄，而且严分平、上、去、入四声，使语言的字音高低与曲调旋律节奏的变化完全吻合。南宋吴文英等作词严分四声，就是以周词为范式；而方千里、杨泽民的《和清真词》和陈允平的《西麓继周集》，严格按照周词的律调音韵赓和作词，字字趋从，声声不异，虽是误入歧途，却也从反面说明南宋部分词人对周词的极端崇拜，奉周词为不可变更移易的金科玉律。二、重法度•如果说苏轼作词如李白作诗，天才横放，纵笔挥洒，自然流露，无具体的规范可循；则周邦彦作词似杜甫，精心结撰，“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周词的法度，集中体现在章法结构和句法炼字两个方面。周词的章法结构是从柳永词中变化而来。周词像柳词一样长于铺叙，抒情性与叙事性兼融，但他是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穿插，时空结构上体现为一种跳跃式结构，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使结构繁复多变。后来吴文英词作的章法结构，又从周词变化而出。周词的句法，主要诀窍是融化前人诗句入词，贴切自然，既显出博学，又见出精巧。因其词法度井然，追随者有门径可入，故后来“作词者多效其体制”（张炎《词源》卷下）。三、内容：恋情加咏物•恋情词并不始于周邦彦，唐五代早已大量存在，但到周邦彦手中，恋情词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自我化；二是雅化。•所谓自我化，是变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