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中国式管理的非理性决策决策在管理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核心地位。随着知识经济和组织扁平化的发展，决策已不仅仅是高层管理者的职责，而是每一名员工的任务。这意味着决策在后现代管理时代的日常性和频繁性。然而，中国式管理对现代决策科学的成果只字不提，却号召全世界的公司以占卜为决策的辅助手段。很难想象，如果每一家公司，包括跨国公司的每一名员工的办公桌里，都放着用来占卜的工具，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中国式管理的决策观及其源头中国式管理主张占卜辅助决策的思想源自《易经》。作为中华文化源头之一的《易经》，原为卜筮之书。而卜筮的迷信本质，是早已被大家所公认的。《易经》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哲理，而不是占卜。但中国式管理认为，占卜并非均为迷信。占卜有迷信和不迷信之说，是否属于迷信，要视占卜的人而定。我们来看一下相关阐述：“占卜究竟迷信与否？完全看占卜的人；痪浠八担疾繁旧聿⒉幻孕牛挥姓疾返娜耍趴赡苊孕拧?（曾仕强《大易管理》271页）“占卜时，如果依据卦象爻辞，分析其中道理，让听者对自己内心的疑难，加以研判、决定，那就不是迷信。（曾仕强《大易管理》10页）通过以上言论，我们可以看出，曾仕强先生对待占卜的态度，与孔子出自一辙。那么，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与孔子思想有什么师承关系呢？孔子对待占卜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孔子占卜观的第一阶段，是在学《易》之前。这个阶段的孔子明确反对占卜，认为缺乏德行的人才祈求神灵的保佑，没有智谋的人才去频繁地占筮。孔子占卜观的第二个阶段，是在他周游列国频遭失败之后。这个阶段的孔子，由于时局的动荡和自己在现实中的不断碰壁，因此，自信心遭到沉重打击，不得以才求神问卦，并一度达到占卜十分频繁的程度。孔子占卜观的第三个阶段，是他对《易经》有了更深刻认识、对占卜也有了相对深入认识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孔子主张以德行求福求吉，占卜只是辅助手段。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早期之外，孔子一生都是不否定占卜的。孔子对待占卜的态度，成为中国式管理宣扬占卜的理由。如果说孔子作为古代思想家赞同占卜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中国式管理在今天赞同占卜，却令人深思。非理性决策与中国式管理的盲目性《易经》的伟大价值是无可否认的。但如前所述，今人对《易经》思想的汲取，多为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哲理。无论是从现代科学角度，还是从纯正的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占卜都是一种迷信。中国人恐怕很少知晓，《圣经》明确反对占卜、看相等一切迷信行为，并把这些行为视为堕落。对《圣经》的正确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诸如：为什么在西方信仰和现代科学会并行不悖，为什么新教伦理会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石等一系列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与孔子的占卜观只是表面的相象。因为，他与孔子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曾仕强赞同《易经》非人格神之“天的观念：“大易所说的天，原本就没有人格神的意思。天所指的，不过是自然的，或义理的天。（曾仕强《大易管理》76页）而孔子是相信人格神的。但正是由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才使其最终虽赞同占卜，却并不频繁占卜。因此，虽然曾仕强先生与孔子的占卜观有雷同之处，却因为是基于不同的世界观，故有很大的差别。曾仕强先生建立在不相信人格神基础上的占卜观，显然比孔子建立在信仰人格神基础上的占卜观更为迷信。因为，不信人格神，却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其本质是一种盲目的神秘主义。看来，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虽然综合了孔子与《易经》的思想，但遗憾的是，他所综合的都是孔子思想和《易经》思想的消极部分。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中，还包含对西方思想的错误认识。请看下面的言论：“现代人受西方影响，经常强调对自己要有信心。实际上一个人当然要具有信心，只是不能够对自己有信心。以免看在上天眼里，认为不需要上天的庇佑，因而从协助的名单中删除，势必一切靠自己，显得格外辛苦。我们倡导对上天要有信心，认为得道者多助，上天必然庇佑应该加以协助的人。我们只要行功立德，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佑。（曾仕强《大易管理》78页）既然曾仕强先生所说的“上天是没有人格的，因此就不可能具备庇佑任何人的能力。所谓对“上天有信心，不过是一种盲目的虚无的信心。而西方人的自信却从来与其信仰不可分割。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上帝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上帝的庇佑，就没有人的自信。由于对西方思想缺乏正确的认知，中国式管理在表述其占卜观时，势必充满盲目的批评。而这也是迷信的另一种形式。“西方管理，殊少论及德行的修养。大易管理，则由于‘易不占险’的启示，必须将伦理融入管理之中，因此也才有价值，才有优良的风气。（曾仕强《大易管理》19页）所谓西方管理缺少道德维度的说法，是不值得反驳的。在此，曾仕强先生想表达的意思无非是，西方人缺少伦理，因此连占卜都不配；只有象中国人这样富有伦理，才有资格去占卜。也就是说，西方人只有学会伦理道德，才配使用中国式管理的至高手段：占卜。看来中国式管理的盲目性，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现代管理决策：有限理性≠非理性变动不居的信息社会，确实给管理者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但依靠现代决策科学的跨国公司，并没有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失去方向。以占卜辅助决策的观念，表明中国式管理夸大了决策的难度。如果按照中国式管理的一贯逻辑，把占卜推广到全世界的话，那么，现代决策科学就可以寿终正寝了。“信息不足，加上主见不够坚强。东想西想，愈来愈拿不定主意，这时候请教占卜，有什么不妥？（曾仕强《大易管理》273页）“占卜到底是不是迷信？我们不赞成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正确的占卜，不是迷信；不按理出牌的占卜，当然是迷信。管理者处于信息不足、数据不明，自己无定见，有看法却老是犹豫不定的时刻，如果以诚恳的态度、依照正式的方法就单一事项进行占卜，而又知道怎么正确解卦，那么，占卜对于决策自然产生很大的助益。（曾仕强《大易管理》64-65页）事实上，信息不足是决策的正常状态。决策管理学派的创始人赫伯特?西蒙，早就将“有限理性概念引入管理决策模型之中。西蒙反驳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策者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观点，认为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决策者能获得的信息也永远是不完全的。因此，决策结果也没有“最优方案，而只有“最满意方案。西蒙的理论有效地解释了，在一个混沌的世界中，决策者所面临的真实情境，并给决策者设计出应对这一情境的决策模型。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西蒙的决策理论，产生于信仰上帝的西方。西方人并没有因为信仰上帝，而抛弃必要的科学手段来进行决策。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非理性决策：中国式管理能拯救21世纪吗？我们相信，现实中有很多迷信的人会以占卜来辅助决策。这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后果由他们自身承担，别人或许没有权力去横加干涉。可是，如果要把占卜这种“决策手段推广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那就有必要进行一番认真的考量。而中国式管理正是喊着全球管理向中国看齐的口号。虽说后现代管理时代，是一个不确定性异常突出的时代，但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必然要经得起推敲。科学需要实证的本质在后现代管理时代并不会改变。以非理性决策取代有限理性决策，中国式管理能拯救21世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