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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趋同2012年08月21日来源：《历史研究》作者：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导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内阁虽然确立“不扩大方针”，但自日本经营南满以来，维护“满蒙权益”成为历届政府、军部海外扩张及处理国际事务的压倒性决策要素，驱动决策层势必迎合军部和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推动日本走向扩大战争。同时，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日本国内军权膨胀，军权蔑视政权、军权凌驾政权的军国体制日臻完备，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运动，又从下层社会煽起“军国热”和“排外热”，加之“财阀转向”，主动投向军国主义怀抱，形成“军财一体”，终使日本完成举国一致、趋同侵华国策的异变过程。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是实施大陆政策的关键步骤。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则是日本彻底落实大陆政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日本学界也有“十五年战争说”，承认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但是，同样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把研究视角放在“协调派”和“扩大派”的纷争上，片面强调“协调派”的“不扩大方针”，以及为避免战争付出的诸多2“努力”，甚至人为放大两派之间的矛盾，由此客观上出现为日本政府开脱侵华责任的“独走论”和“偶发说”。如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记述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关东军在今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爆破了满铁线路……政府和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是关东军占领了全满洲的主要部分，（日本）政府予以追认。”2010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的《日方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是：“1931年9月18日，奉天郊外的柳条湖满铁线路被爆破，是以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首的谋略……他们在满洲的武力发动，也展开了反政府及陆军指导部基本方针的行动”，“9月19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决定了不扩大方针，但陆军指导部容忍关东军的行动，要求政府对朝鲜驻军的越境，不视为违背不扩大方针”。日本主流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往往与上述论述模式类同。即：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部分军官的擅自行动（独走论）→政府采取不扩大方针→军部为关东军行动转圜→政府追认、承认伪满洲国。对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几乎也是同样的叙述模式：“不明枪声”→驻华北日军发动武力（偶发说）→政府及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政府决定出兵→走向战争。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80年，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据《读卖新闻》2005年民意调查，日本国内承认对外发动的所有战争属于侵略战争的为34.2%，另有33.9%的人认为对中3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对美国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因此，在探讨战争责任问题搁置至今的原因时，不能忽略日本部分学术研究的影响。特别是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以微观研究或实证研究为名，忽略宏观性的俯瞰和把握，“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落入“无构造历史观”的窠臼，从而扭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上原本就没有战争反省意识的日本政界及右翼团体推波助澜，以及媒体、文化、教育各界潜移默化，日本民众的注意力自然被引入日本“并非好战”、“没有领土要求”、“除了战争，没有其他任何出路”的狭小甬道。这为彻底厘清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投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根据历史的微观考证，九一八事变确实是石原、板垣等关东军幕僚军官首谋发动，日本政府最初确实出台了“不扩大方针”。但随后日本政府、军部、外交机构、财阀，乃至昭和天皇均旗帜鲜明地支持驻外军队的侵略行为，甚至不惜冲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最后退出国联，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揭开十五年战争的序幕。换言之，正是九一八事变，迅速统一了日本朝野上下先吞并中国东北，再染指华北，最后侵略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协调派”与“扩大派”的内在异同，揭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趋同化的历史过程，评析日本社会自上而下的军权膨胀及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运动的作用力，以及“财阀转向”、“军财一体”的影响力等，进而剖析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逐步完备的诸多因素，并从另一个侧面透视“独走论”和“偶发说”的历史失真。4二、日本决策层的满蒙因素决定论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奉天柳条湖爆破南满铁路后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即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称关东军“业已拟定由满铁沿线各地一起发动积极行动的方针”，“此事件纯属军部的有计划的行为”。满铁调查人员当时的记录也提及，“作为冲突的原因，支那兵破坏满铁线路的实情，由于（关东）军方严格保密，欠缺明确”。可见，日本当局完全清楚发动事件的元凶。次日上午，若槻内阁召开阁僚紧急会议。会前，若槻首相特意询问陆相南次郎道：“关东军此次针对暴戾的支那军的行动，的确是为了自卫吗？你相信吗？”会议期间，币原喜重郎宣读了外务省获取的各种情报，“其情报多对陆军不利”。阁议最后确定了“维持现状，不扩大的方针”。随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电，先是肯定“关东军的决定和处置”，并指出，“鉴于事件发生后支那方面的态度，事件处理不宜超过必要限度，宜遵从阁议决定，此后关东军的行动应遵循此旨善处之”。9月19日，中国政府通过驻日公使蒋作宾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出席国际联盟会议的代表施肇基也将此事报告给国联，并分别向《非战公约》各签字国发出通告，请求国联“主持公道”。同日，在国联第65次理事会上，日方代表芳泽谦吉宣读了日本政府关于满洲事件之声明书，“请理事会不必过分重视此‘地方事件’”。9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又向国联秘书长提交照会，请求国联“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为此，芳泽谦吉在发给币原喜重郎的极5密电报中不无忧虑地报告：“如果理事会依据（盟约）第11条采取的措施有效……我方不仅无法阻止其通过，而且如若不服从其裁决，将依据第16条规定予以制裁……或许有的国家与我断交……将使我之立场愈发困难，军事占领长期持续的结果，不仅难以达到增加权益之目的，相反有招来削减之虞，诚希望尽早收拾时局。”包括日驻华各领事馆与外务省之间，以及日本代表在国联会议的“表态”等大量函电都发出了类似信号。日本政府似乎不希望事态扩大。如果拘泥于这些函电或档案资料，自然会得出日本政府及外交机关与关东军和军部行同陌路的结论。但问题在于，日本政府为什么“无力”约束军部和驻外军队？日本外交机关为什么很快转变方针，转而迎合军部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以致最后抛出对中国、对国际社会强硬的“焦土外交”方针？其要因之一是“满蒙因素决定论”，即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不仅是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链条，更是日本决策层压倒一切的战略性抉择。6图：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确立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图为会议现场。向以“协调外交”为标榜的币原外交，屡屡被国内激进势力抨击为“软弱外交”、“迎合外交”。1931年1月24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在国会上公然提出“满蒙生命线论”，他说：“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均是如此”，接着，松冈质疑（滨口）内阁“成立一年半以来，究竟在满蒙之地有何作为？”指责币原外相“绝对无为的旁观主义”。币原喜重郎答辩称，“对松冈君的批评感到意外”，并阐述他的“外交经济化”。他认为，外交方针应该致力于“如何使国家的经济获得发展，徒然发出高亢的声音，引起外国的注意，是不能实现有益的目的”，指出“关于满洲的铁路问题，数7年来未能解决，政府依据历来的方针正致力适当调整之……我们并非无视民国的正当立场，但危及我满铁利益的计谋不可能轻易得以实现”。可见，币原并非反对松冈的“生命线论”，只是主张在国家经济利益上充分获益，在维护日本的满蒙权益方面不作半点让步，“这便是币原外交的底线”。在最终目的上，币原外交与其他所谓的“强硬外交”没有本质区别。接替因遇刺重伤的滨口雄幸出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郎，1931年7月在出席民政党北海道东北大会的讲演中再次强调要维护满蒙权益，鼓吹：“为了我国的生存防卫线，即使任何牺牲也必须奋然崛起！”可见，“满蒙因素”被认为是日本的“生存防卫线”，是日本决策层考虑对外政策的首要因素，是任何场合或变故都绝不松动的战略抉择。正如日本著名学者西村成雄的分析，“其对中国的根基正是‘满蒙分离论’和‘向中国扩充统治论’，前者作为九一八事变后建立‘满洲国’的因素固定在日本外交上，后者则被作为否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央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因素而被继承下来”。正因为“满蒙因素”所致，早在1925年11月奉军大将郭松龄倒戈，兵逼奉天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立即电请政府出兵援张，关东军随即出兵挡住郭军锋芒，救了张作霖，目的自然是为了扶持亲日的奉系军阀，维护和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1928年吉田茂转任之际，向外务省提交一份《对满政策私见》，强调“满蒙是我民族发展的适生之地，开放满蒙乃是我财界恢复繁荣之基础”，建议“不敢说将东三8省收为我有，但实质上必须置于我指导之下，如同英国对埃及那样，取得同样的治绩，尤其在交通和财政等方面，张（作霖）政府必须倾听和尊重帝国的要求，采取充分之措施”。1930年10月，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也提交一份《关于我国在满蒙权益的意义》，称：“我在满蒙的权益除物资、经济上的利益外，还包括日本同满蒙的唇齿相依关系，换言之，对我国生存具有重大关系，因此，必须对满蒙予以深刻关注。更重要的是政治利益，从某种意义说，也是我国对支那全土利益之所在。”可见，维护和扩大所谓的满蒙权益，不仅是军部势力追逐的目标，也是日本政府战略抉择的重要砝码。因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虽然推出“不扩大方针”，代表若槻内阁的币原外交也反复强调贯彻此方针，但在国联会议以及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交涉中，却完全变了样。9月23日，国联发出通告，要求“中日两国军队各自撤退，中日代表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寻求适当解决手段”。币原喜重郎接到通告后，立即电告芳泽谦吉代表日本作如下回答：“我国军队的行动只限于保护铁路和侨民的安全”，“日本军队已陆续回归满铁附属地，其他残留部队负责各地方治安和保护侨民之责，不属于军事占领”。翌日，又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声明，强调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属于“正当权益”。不难看出，尽管日本政府反复宣称“不扩大方针”，但事实上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驻外军队的侵略行径，相反却为之辩解张目。这表明日本的外交政策已经从表面的“协调外交”实际转型到追随军部及驻外军队的“追随外交”。在“满蒙权益”问题上，他们的目标与军部及关东军别无二致。91932年1月，若槻内阁在军部、舆论界以及反对党的抨击下宣布总辞职，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上台组阁，外电纷纷评论或预测犬养内阁处理满蒙问题的态度。据日本驻各地公领使馆的汇总报告，美国媒体认为，“新内阁的满洲政策，正像犬养首相声明的那样不会有什么变化，肯定要求张（学良）军撤出锦州，中国政府也不会抵抗日本的攻势，并逐渐顺从日本的要求，其结果，满洲事件将成为变更支配者的舞台”；苏联在哈尔滨的媒体报道，“政友会内阁的出现，将加剧远东军事事态的频发”，“今后，日本对满蒙政策将更加积极”，“荒木（贞夫）出任陆相带有特别的意义，一旦日本经略满洲成功，其势力将伸向苏联疆域”；法国媒体报道，日本新内阁“受到军部及积极发展论者的拥护，他们将更加顽固地支持日本在满洲的立场，其处理中日纠纷的态度也会比前内阁更加坚决”。事态正像外电预测的那样发展。犬养内阁以原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为外相（初由犬养毅兼任外相），对华强硬派森恪为内阁书记长，陆军中将荒木贞夫为陆相，参谋总长也换下“对推进满洲事变不甚热中”的金谷范三，改由皇族载仁亲王接任，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则出任参谋次长。荒木与真崎二人是日本法西斯激进派军人（皇道派）推崇的对象。“从内阁的构成看，犬养内阁比前内阁更接近军部，以积极态度应对满洲事变，与军部和关东军更是同调”。犬养上任伊始，就满蒙权益问题在国会讲演中称，“我国寄希望的是对既存条约的尊重，对既得利益的拥护，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