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社会学研究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郑震提要：本文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试图分析和勾勒出空间概念在西方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境遇变迁，并深入探讨当代西方社会学空间转向的思想来源、基本特征和理论意义。这一空间转向将空间概念社会本体论化，它具有借鉴并超越传统的客观环境论和主观空间论，以及反客观主义、反普遍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主导特征。但是其空间视角依然不同程度地为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元论所困扰，并受制于时间与空间二元化的传统思路，针对于此，本文将展望一种对空间概念的理论重构。关键词：空间社会空间空间转向空间本体论西方社会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列斐伏尔、福柯、吉登斯、哈维、索佳、卡斯特、布迪厄等一批社会理论家的共同推动下，空间问题才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空间概念也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以至于人们广泛地意识到，在当代西方社会学乃至社会理论中，一种空间转向已经发生。以下我们将首先对当代空间转向之前的西方社会学的空间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勾勒，并结合我们的论题对主要外在于社会学领域的现象学的空间思考给予一定的关注，我们将看到，这两条线索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西方社会学乃至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前空间转向的社会学的空间研究厄里认为：“社会学经典确实探讨了空间，但探讨的方式却很不明晰，很不充分”（厄里，2003：510）。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社会学家没有能够就空间给出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洞见，只不过他们关于空间的敏锐洞见往往被社会学的后继者们所忽视了。1社会学研究与他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时间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相比，马克思关于空间的讨论显得贫乏得多。“马克思主要将空间视为一个物理的情境，是生产场所的总和，不同市场的领域，被时间和日益自由的资本的运作所‘克服’的一个天然的距离冲突的来源”（Soja,1989:126）。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空间主要呈现为两种重要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机构内部所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空间体现为劳动时间在生产的物理环境中横向并列和扩张的可能性，“如果从空间方面来看工作日，——从空间方面来看时间本身，——那就是许多工作日同时并存”（马克思，1995：378）。另一方面，空间则体现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的扩张过程中需要加以征服的国家的乃至全球的市场和距离（马克思，1998：128）。不可否认的是，与时间问题相比，马克思并没有针对空间进行过系统和深入的理论化建构，尽管他的许多论述都隐含着空间的因素（例如，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的统治；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工人的集中和革命联合等等），但他并没有就此发展出一种明确的空间理论的视角，这使得空间在其思想中既重要却又并不突显，既不可或缺，却又地位模糊，究其根本则是由于马克思主要将空间理解为是客观的环境条件。这也就难怪索佳指出，马克思意识到了空间性在隐藏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方面所具有的不透明性，间接触及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性给出有效的惟物主义解释（Soja,1989:126-127）。应当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并不缺少在当代意义上进行空间化的基本条件，他那些隐含着空间维度的讨论完全可以被一种更具建设性的空间视角所激活，并从中发展出一系列超越客观环境论的空间理论。相比之下，另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则要积极得多，他从其社会决定论的视角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空间理论。涂尔干敏锐地意识到了空间划分的社会差异性（涂尔干，1999：22），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往往赋予空间以不同的意义。“空间本没有左右、上下、南北之分。很显然，所有这些区别都来源于这个事实：即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情感价值。既然单一文明中的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现空间，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划分形式及其所依据的情感价值也必然是同样普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们起源于社会”（涂尔干，1999：12）。人们并不仅仅活动于一个作为物质环境的空间之中，对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而言，空间都已经被注入了人类的集体情感，2社会学研究那些对空间方位的划分并非只是呈现为一些冷冰冰的物理参数，相反它们都具有特定的社会情感价值。通过对大量人类学资料的研究，涂尔干指出，空间的各个部分并不是同质的，空间的形象只不过是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投射（涂尔干，1999：13），由此人们才可能在空间中安排具有不同社会意义的事物，就像在时间上来安排各种意识状态一样（涂尔干，1999：12）。这一理论对于空间的社会性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涂尔干的论述显然过于简洁，并且没有得到作者本人的太多重视和充分发挥——涂尔干显然无意于发展一种研究社会总体的区域化的空间视角，他那偏好寻求一般性的决定论法则的实证主义倾向也在实质上阻碍了此种视角的形成。因此在索佳看来，涂尔干的社会学是相对无空间的，并且将空间维度边缘化为一种几乎是机械的外在性（Soja,1989:144）。涂尔干的确没有完全避免将空间视为是物理的外部环境这样的消极论断，但他对空间划分的些许讨论意味着索佳出于论战的需要而做出的批评的确略显偏激。与涂尔干不同的是，齐美尔从心灵与互动的角度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思想。我们可以对齐美尔的空间思想进行一种双重的解读，一方面，他和马克思、韦伯①、以及一定程度上和涂尔干一样将空间理解为客观的物质环境。齐美尔指出，一般空间或空间性是社会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空间性既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也不生产它（齐美尔，2002：459），空间只是本身毫无作用的形式（齐美尔，2002：459），是可以被某种社会形态加以填充的空虚和无价值的地域性的空间环境。当然，在有些事件中，空间的形式条件也可能突显为一种重要的影响事件的力量（齐美尔，2002：460），如一场战争中的地形条件，而下一盘棋则完全不同，后者尽管也受到空间条件的制约，但是下棋的人却无需针对这个空间条件本身采取什么认知的行动。总之，此种对空间的理解是贫乏和消极的，然而，齐美尔几乎同时还向我们展现了其空间思想的另一种可能，尽管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关于空间的客观环境论的论调，但是这一别样的可能显然是极富启发性的。齐美尔指出：“并非空间，而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的意义”（齐美尔，2002：460）。齐美尔从与涂尔干的社会决定论视角截然不同的心灵及其互动的角度为我们重构了空间划分的理论，齐美尔指出：“康德曾经把空间界定为‘待①韦伯不仅将空间理解为机械的外部环境（Soja,1989:144），而且几乎没怎么讨论到空间（厄里，2003：511）。3社会学研究在一起的可能性’。——这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相互作用使此前空虚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为某种对我们来说是某种实在的东西，由于空间使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相互作用填充着空间”（齐美尔，2002：461）。尽管空间概念本身依然缺乏想象力，但是引入由心灵及其互动所建构的空间划分和概括这一论题，则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学的空间想象力。对齐美尔而言，单纯的地理界线（如山脉的地势、河流、海洋等等）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充其量也只是消极的诱因，齐美尔真正关心的是心灵划界的空间化，“如果说这种相互划定界线的普遍的概念是取之于空间的界线，那么后者——更为深刻的——只不过是惟一切实的、心灵的划分界线过程的结晶或空间化”（齐美尔，2002：466）。因此重要的是心灵及其互动的力量。这种关于划界的思想无疑包含着从互动的视角入手探讨一种不同于客观物质环境的社会空间的建构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意味着在那个作为物质条件的空间之上，或者说以这个物质条件的空间为基础，依然可能存在着一种社会性的空间，它蕴含着丰富的观念建构和实践意义。齐美尔指出：“界线不是一个具有社会学后果的空间的事实，而是空间性地形成它自身的一个社会学的事实”（Simmel,1997:143）。这就意味着界线所体现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空间形态不能够还原为单纯的物理环境的效用，它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性。到此，齐美尔在实质上已经与他所坚守的那种机械的物理环境的空间概念拉开了距离，不是对前者加以批判和扬弃，而是在心灵及其互动的社会意义中开拓出一种别样的可能性。尽管齐美尔已经在空间社会学的研究中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但他并没有能够就此开创一种社会本体论的空间视角，而他对空间形式的研究也是十分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以上所讨论的这些社会学早期的开拓者们对于空间的昀富创造性的思考并没有能够被之后的社会学研究者们加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参阅厄里，2003：511）。事实上，在之后的很长时间中，多数社会学中的空间概念仅仅是那些早期思想家们所共同持有的客观物质环境意义上的空间概念，空间仅仅扮演着一个消极的物理环境的角色，并且常常被人们所遗忘。厄里认为，20世纪的大多数社会学是“无时间和空间向度的社会学”，“人们一般是把社会看成内生性的，有其自身的社会结构，而这些社会结构既不是时间结构，也不是空间结构”（厄里，2003：505）。在社会学的领域中，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主义和普4社会学研究遍主义立场在社会学——尤其是20世纪美国社会学——中的主导地位所导致的。尽管有所谓的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保持了对空间的某种兴趣，但是它们显然没有改变主流社会学对空间的态度，它们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空间转向也并不具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它们自身在空间理论上的少有建树无疑是导致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缺陷看来是它理论上的薄弱，这使它昀终衰败下来”（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06：297）。不可否认的是，在很长时期里多数社会学家对于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偏好（实证主义者就是其主要代表），使他们在根本上对认真地探讨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不感兴趣。人们热衷于在变化的社会时空中寻找超越时空限制的一般性的法则，因而对历史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寻找普遍的历史规律，而空间区域则往往被普遍主义的空间隐喻所消解，这使得人们根本无法看到他们所迷信的那些所谓的普遍规律本身的时空限制——既是在特定时空中才可能有其或然效用的法则（而不是决定论的法则。决定论仅仅是一种人为简化的产物（Bachelard,1984:104、108）。），也是在特定时空中被建构起来的法则。不过即便在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理想占据主导地位的20世纪美国社会学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某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空间理论的存在，它们甚至可能明确影响到了当代理论家的空间思想。如戈夫曼以舞台的类比探讨了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区域化问题（这一研究的某些弱点遭到了吉登斯的批评[吉登斯，1998a：214]，但它对吉登斯的启发也是显而易见的）。戈夫曼使用“前台（front）”、“后台（backstage）”、“局外区域（outsideregion）”等一系列概念为我们勾勒了一种社会学的空间视角，其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探讨了空间区域的制度化特征与行动者的情境互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探讨了社会结构如何在区域化的空间建构中凭借责任的约束和利益的诱惑来建构起行动者的角色特征（Goffman,1959:251），并在区域化情境之中的互动各方为维持情境定义所做出的努力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Goffman,1959:231-32、243、254）。戈夫曼的空间视角贯穿于其综合人格、互动与社会结构的理论尝试，这不单纯是一种对空间的社会学偏好，它已经为我们呈现出一种空间化的社会学思想。不仅如此，戈夫曼还清醒地意识到，他所描绘的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空间化图景并非一个普适性的框架（Goffman,1959:244）。事实上，戈夫曼始终保持了对空间差异的敏感，这是与他同时5社会学研究代的许多社会学家所不具备的。二、现象学的空间思想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社会学家更多地将空间理解为客观的物理环境不同，在社会学的领域之外形成并主要外在于社会学而发展的现象学思潮对空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解。这一理解为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空间转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批判对象。以下我们将针对几种在当代具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