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哲学演讲录》看牟宗三对儒家哲学的阐释

从《周易哲学演讲录》看牟宗三对儒家哲学的阐释0311247田致远哲学系哲学专业【摘要】《周易哲学演讲录》不仅是反映牟宗三后期易学思想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他通过周易哲学进而阐释整个儒家哲学的重要论著。本文从“纵贯而下的生命进路”、“尊乾法坤的道德实践”、“方向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协调——“圆而神”与‘方以智’的和合”、“融贯中西的尝试——对康德道德哲学观念的摄化”等四个方面对牟宗三阐释儒家哲学的有关内容作了梳理，并进而予以了初步的评析。【关键字】道德的形上学超越而内在尊乾法坤道德自律【正文】《易传》作为儒家的玄思，表现出了儒家之理智的俊逸，对于了解儒家的道德形而上体系有着重要意义。《周易哲学演讲录》是在牟宗三先生晚年于香港新亚研究所讲授“周易”课程的纪录的基础上润色而成的。在本书中，牟宗三不仅阐释了“易”、“道”、“元、亨、利、贞”、“几”、“神”、“简易”以及“寂感”等《周易》中的重要概念，而且通过诠释《易传》的义理，牟宗三也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相比于他早年写的《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研究汉易象数、重视中国自然哲学的层面，牟宗三后期的易学思想更偏重于对于儒家道德的形上学之基本理论特质的阐释。由于本书在大陆出版不久，其重要性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本文所做的，只是对牟宗三先生阐释儒家哲学的有关思想予以初步的梳理和评析。我认为，此书关于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周易》代表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下面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梳理牟宗三的有关思想。一、纵贯而下的生命进路牟宗三认为，《周易》、《中庸》代表了儒家体系中与孟子不同的一条生命进路。“孟子坚主仁义内在于人心，可谓‘即心见性’，即就心来说性。心就是具有仁、义、礼、智四端的心。这一思路可称为‘道德的进路’(Moralapproach)。中庸、易传代表的一路不从仁义内在的道德心讲，而是从天命、天道的下贯讲。这一思路的开始已与孟子的不同，但是它的终结可与孟子一路的终结相会合。它可以称为‘宇宙论的进路’(Cosmologicalapproach)。”先说天道，天道是一个动态的行程，在阴阳气化中呈现，换句话说，在“神”“妙万物”的无限作用中显示其意义。《诗经》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天命不已，万物因此生生不息。“顺天命天道下贯而为性，此性亦不单是命给圣人的，是命给一切人的，而且天命流行，生物不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此道不单是命给人而为性，且亦为万物之本体。”天道为何能够化成万物？在儒家的系统中，天道是最根源的，它具有创生性，“天命不已”，它的创生性我们可以从乾、坤两卦的卦辞来看。牟宗三先生说，乾坤以德言。在《易传》中，乾卦、坤卦是两元，但我们理解时，不能将此看作“二元论”，乾、坤以其用分，终归意义上它们是道的两个基本原则：乾元代表创生原则，坤元代表终成原则（或称为保聚原则）。“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万物的存在都是天之所命。万物在“乾道变化”中“各正性命”，“乾道变化”不是说乾道本身变化，而是说道在阴阳生长过程中显现为此；“正者定也”，万物同在乾道变化中定其性命。“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乾的原则只是代表一种创造，而坤的原则将其落实到具体的事物上。坤卦作为终成原则，从“各正性命”的层次上容纳进乾元之内。“落在万物上才说‘性命’二字，不落在万物上就是一个‘天命不已’，就是天道、乾道。”这样，个体“性命”从“天命不已”这个地方下来，从而带有了一种庄严性和厚重性。所以儒家很重视生命的学问。“天命与天道既下降而为人之本体，则人的‘真实的主体性’(RealSubjectivity)立即形成。当然，这主体不是生物学或心理学上所谓的主体，即是说，它不是形而下的，不是‘有身之患’的身，不是苦罪根源的臭皮囊，而是形而上的、体现价值的、真实无妄的主体。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性善’，都由此真实主体而导出。中国人性论中之主流，便是这样形成的。”儒家讲“三极之道”，讲天地人三才，重视人的地位。人作为三极之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应该禀赋天命，以之为性，并将其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天不停地起作用，你从哪个地方来证明呢？没有科学根据呀！就从我自己这个moralcreativeness证实，从我们自己的道德的创造性来证实这个‘天命不已’也是创造的，所以，从知性就可以‘知天’。”孟子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心上》）孟子以心说性，我们的心性禀赋于天，所以知天并非不可能的，从我们内在的道德创造性上，从道德实践上即可顺知天命。通过性体来表现道，完成道，使道生生不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儒家讲修身养性，将德性生命看作根本的东西。心体、性体、道体通而为一，这便是一个纵贯系统。这个系统是超越而内在的，道体并不是高高在上，而与我们的心性相通，所以我们在完成道德的创造性时便可以找到与天地宇宙的和合之道，生命便有了安身立命之处，用牟宗三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提得住”。这样，“超越的天地宇宙对于人而言不是外在而是内在的。通过向内在的人格世界的不断开拓，吾人自我就可以在成就德性生命的同时，在个人的内在精神生命与天地宇宙之纯亦不已的创造生命之间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与贯通。”二、尊乾法坤的道德实践《周易》建立了一个纵贯而下的生命系统，它不仅完成了由宇宙本体论的建构，也为儒家通过道德实践完成天命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人的性体是禀赋了天命的，作为“三极”之一的人，如何在天地宇宙间顺应天命、完成自己道德的创造性呢？乾健坤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看到天地的健行不息和坚定不移的创造性，便觉悟到自己亦要效法天道，这种天人之间的感通是道德修养开始的基础。具体实践上则要“尊乾法坤”。牟宗三强调，道德实践是一种工夫。“尊乾就是以创造原则为尊，为纲领，法坤就是取法于坤。终成原则代表母道，照宇宙论讲，坤是终成原则。法坤是照我们人生的修养之道讲，取法于坤就是做道德的修养工夫，道德的实践都是坤道。”道德修养的创造性开始于乾卦，其完成则体现在坤卦上。《坤?文言》中有云，“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什么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一种工夫。程颐讲“涵养须用敬”，张君劢讲“敬表示生命的凝聚”，“敬”是道德的概念，通过敬来凝聚自己的生命，才能立得住，然后才能以“义”来方正外面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讲道德实践，从来不是脱离社会的，从一开始就带有现实主义的精神，所谓“内圣外王”便是追求这样一种道德的理想主义境界，生命在天地之间推拓得开。“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这句也是讲“尊乾法坤”。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我们人的道德实践工夫就是穷理尽性”，“穷理就是穷道德法则。道德法则从哪里来？从意志的自由。照儒家讲从哪里来？理于义呀！仁义从哪里来？仁义最后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心：《论语》所言仁，《孟子》所言四端之心。”《易传》讲易简原则，“易简”是从第一义上讲，去掉那些不必要的附庸。最根源处最是简单容易。《周易?系辞上传》中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在道德实践上，“尊乾法坤”就是最简单的原则，它强调自律道德——用康德的话，就是意志自律（autonomyofwill）。牟宗三认为，意志自律才有真正的道德法则。“假若你讲他律道德，道德法则不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所自立、自律，而由其他的条件替你建立，那么，这个道德一定很麻烦，因为你要知道很多外在条件嘛！外在条件无穷无尽，你怎能知道那么多呢？”他律道德是在形而下的层面繁纷缛杂地说，并往往与知识、科学等纠缠不清；而自律道德则是在第一义的地方下工夫。自律道德靠什么呢？牟宗三先生推崇王阳明的“良知”，即孟子讲的“四端之心”（其实至此为止，虽然《周易》、《中庸》与孟子走的不是一个进路，在这儿已经收归为一。）良知是心的本质作用，这个心是根源的道德的心。王阳明讲良知的虚灵明觉，即寂即感，“道德价值上的知，从及物的知收回来而虚灵明觉，决定一个方向，它就是主宰，给我们一个存在的道德的决断。”良知作为主体，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主观上是取其活动意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灵知明觉；客观上它是“理的意义的客观”，因为“良知本身是天理”，它与天命通而为一；而在绝对意义上，良知是“乾坤万有基”，是“天地万物的根基、超越的基础、存有论的基础”。这是王阳明的“良知三义”。有善有恶意之动，人总有私心杂念的，如何纯化道德、完成君子人格？牟宗三这样讲，“良知驾临乎意念之上，自知其为善抑为恶。故阳明特别提出一个‘致’字。唯致良知，始可全心之德、心之理。良知知事之当做与不当做，是人心中之定盘针。人心中有此定盘针，心德之实现才得到保证。”道德实践即是儒家的“内圣”“复性”工夫。所以，牟宗三强调“道德感”，强调视道德为内心之真实生命，成全自己的东西。他说，“儒家之大宗旨，即在以自己之道德感（仁），感通一切，这即是做工夫的目的与下手处。”“总之，做工夫时，宗旨须不变，而个人所做之工夫，亦常因个人之气质而异，或表现‘仁’，或表现‘义’。”儒家重视人生道德实践的“内圣”功夫，把人的一生看作是奋斗成德、发展德性人格的过程，把生死的问题转成成德过程，所以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不讲生死，而讲终始，《系辞?上传》第四章中，“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所以儒者有云“君子曰终，小人曰死”，有云“人或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有云“死而不亡”，他们对于生命都很推拓得开，从天地宇宙生化的行程来看死生问题，看重人生的价值和德性的发显，所以儒家很豁达，在其道德实践体系中充满了一种“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三、方向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协调——“圆而神”与“方以智”的和合儒家的哲学智慧是一个现实的体系，从来都有着积极入世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以“内圣外王”之道使中国的社会和哲学处于和谐的发展中。然而，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儒学的这种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信奉的价值体系也悄然崩溃，到了现代，更是被人们称为“孤魂野鬼”游离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之外。这对于关注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人们，特别是以接续儒学传统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来说，是令人深忧的。由此人们开始了反思，牟宗三作为新儒家的代表更是如此，他在阐发《周易》的道德实践观点的同时，也对一直为儒家瓶颈的“外王”之道、以及如何达成“内圣”与“外王”的和谐进行了探讨，并力图寻求中西文化的互补之道。“圆而神”“方以智”是《周易》中两个重要的观念。《系辞?上传》中，“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牟宗三以之来讲哲学理境和智慧方向，他提出，“人的智慧方向有两种方式：一、圆而神；二、方以智。”进一步地，他指出了这两种智慧方向之间的关系：“圆而神属于最高境界，下面一定要有方以智支撑。假如圆而神下面没有方以智来支撑，就要垮。”运用这两个概念，牟宗三指出了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和不足：“中国文化喜欢讲圆而神，下面方以智不够，撑不起来。你没有达到最高境界，天天在那里讲圆而神，那就出毛病。”就儒家而言，“圆而神”就是道德内圣的工夫；“方以智”则是为学践知的“外王”之道。所以《易传》讲“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在方向理性的指引下开发技术理性，既要“见道”，又要“为学”。“见道尊孟轲，为学法荀卿”，牟宗三指出，见道与为学不能混淆。“孟子就好比是乾道，是创造性的原则，是纲领”，德性的学说使我们的主体坚定不移，但是，“你总是人，你不是神，你总要学”，通过坤道的保聚才能有所成，“有所成就要使它凝聚”，“光讲创造而无所成就是虚无主义”。知识多了，德性更能充分实现。“但是轻重、本末要分清，主从要分清，见道是主，为学是从。”在此牟宗三对朱熹有所批评，他指出朱熹的问题就在于“德性与知识混淆在一起”，他在解说《周易》字句涵义时能够说清，在把握义理方面就不能相应，往往出差错。借用“圆而神”和“方以智”概念，牟宗三又进一步探讨了中西文化的区别。他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很大不同在于，中国“特重‘主体性’(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