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同时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别无选择地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政府展开空前激烈的竞争。为适应这一需要,新世纪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定要向国际先进标准看齐,努力建立廉洁、高效政府,大力推进行政管理法治化进程,高度重视培养和造就世界一流的政府管理人员,从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廉洁、高效、法治、有权威、有能力的政府。[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接轨;政治体制改革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必将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别无选择地在国际舞台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展开空前激烈的竞争。为迎接这一严峻挑战,新世纪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向国际先进标准看齐,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以便及早汇入世界公共行政改革潮流,努力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廉洁、高效、法治、有权威、有能力的政府。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趋增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目前，经济全球化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正在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一）促进发展模式创新。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国公司已发展到在全球布设研发、生产、销售链条的全球公司阶段。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二）促进国际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领域又表现在多边领域。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深化，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增强。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利益融合有利于国家关系改善，国家间协调合作增多，出于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愿者联盟”不断出现。谋霸权、搞对抗，坚持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越来越不得人心。（三）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础上，形成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类文明，打破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超越。二、我们在看到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逐渐积累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忽视。其中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动乱、大国对抗、地区动荡等。二、建立精简、高效政府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为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客观需要,世界各国相继开展了公共行政改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导向,先后展开公共行政体制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将政府的政策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将金字塔式科层官僚政府改造成扁平式组织机构,要求政府应该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变为公共服务的监督者,公共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利用绩效合同作为主要管理手段;评价政府的绩效要重产出,而不是投入,从而最终降低公共部门的成本,提高其工作效率。1979年,英国首开行政改革先河。撒切尔夫人发起反对浪费和低效率的运动,成立“效率工作组”,对政府的有关项目计划和工作进行行政效率审计。1988年,英国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成立半自治性的“执行局”来承担公共服务职能,1996年底,英国将近75%的公共服务由这些局承担。新西兰的改革因其力度大、富于系统性而举世瞩目,它几乎废弃了所有的公务条例,对核心的公共部门进行重组,将价值50亿元的公有工业私有化,将其他公共行业变成完全自主经营的企业。美国提出了“重塑政府”的口号,要求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克林顿政府把建立一个“工作得更好而花费得更少”的政府作为其优先目标,并于1993年提出了国家绩效检评,成立了以副总统戈尔挂帅的“美国业绩评论委员会”。在短短的五年内1993-1998,美国联邦政府精简雇员35万,占联邦雇员的16%。进入90年代之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韩国、菲律宾等国也开始加入这一行政改革浪潮。这是一场从传统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转变的革命性变革,其目的是寻求一种高效、高质量、低成本、应变力强、响应力大、有更健全责任机制的新公共行政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仍高度重视行政体制改革,以保持或增大其行政体制方面的优势,中国作为后发达国家,更应追踪西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前进步伐,尽快迎头赶上。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1、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即要科学地划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职权，理顺党同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把具体的国家公务交给国家机关去做，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外，要集中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管好党员，使其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真正成为各个单位的骨干。党组织要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2、坚持依法执政，这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的具体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群众团体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党应当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应当充分尊重而不是包办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因此，党的依法执政职能就是支持和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第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机构是政治体制的物质载体和政治运筹的组织形式。推进机构改革，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要精简机构，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同时，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第三，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就是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离退休制度，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注意培养中青年干部，逐步实现公务员制度。把干部的选拔和使用引入竞争机制。第四，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的目标，就是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第五，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改革和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第六，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坚持克服与纠正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其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具有中国特色。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已几百年,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和信息社会公民参政的需要是持续推动其当前行政改革的内在动力。而中国政府一方面必须适应国内经济体制转型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还应尽快跟上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因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必须正确定位，=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跳跃式地前进,尽快建立既能适应国内经济体制又能应对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精简、高效政府。事实上,中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已经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国原有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不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据学者周天勇统计,1995年,中国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加上企业党政工团等管理人员共有4700万,完全靠国家财政供养,占全国7亿总劳动力的大约6.7%,而美国政府文职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2.8%,德国和日本政府仅有1.4%,英国1.9%。据他估计,全国一年有11000亿元的财富即国民生产总值的20%将被这些吃“皇粮”的人吃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政府支出如果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过大,经济便无法实现较快增长。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最终要靠纳税人负担,也必然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为彻底改变这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造成的“人头财政”、“吃饭财政”的巨大压力,1998年,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力度最大、决心最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拉开序幕。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仅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干部从33000人减少到16000多人,也就是说减少了一半。1999年进行省级政府机构改革。省级政府机构由平均55个减少为40个,平均精简20%,全国省级政府人员编制平均精减47%,精简7.4万人不包括政法部门。政府机构的精简和人员的减少可以减缓国家财政的压力,但并不必然带来政府效率的提高,如果精简后的政府不能实现职能的根本转变,或许精简后的政府仍是一个低效、低能的政府。为了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政府必须切实履行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三大职能。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应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体现新公共管理原则,引入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积极推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如对国家投资项目,必须按照国际惯例,严格实行公开招投标制度。比如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城市道路的保洁、垃圾的清运与处理、园林绿化及其他城市公用事业的管理等,仍由财政拨款,实行事业化管理,没有走市场化、社会化的道路。不仅成本高、效率低,加重财政负担,而且容易形成行业垄断,服务质量差,市民不满意,也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城市管理与国际接轨。改革的出路是按国际上通行的作法,由政府制定行业管理规则,具体作业业务通过公开招标、投标,以合同形式委托给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完成。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管理必须按世界公认的规则做,如果片面强调“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就会贻误改革良机,甚至受到国际规则的惩罚。此外，全球化时代需要世界一流的政府管理人员管理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员素质的竞争,政府的效能归根结底取决于每个行政人员的素质。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劣势从根本上说,体现在行政人员素质上。中国行政人员的素质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但仍有不足,国家公务员的录用和晋升缺乏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一大批优秀人才难以进入政府机关,同时现行公务员素质提高缺乏内在驱动力，也没有来自公民对政府管理人员素质要求的外部压力,因此不能主动地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如果站在全球化的角度看,还存在不小差距。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素质,最关键的是人事制度改革。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把真正的精英选拔到政府部门工作。在党政领导的选拔中,尽量减少任命制,扩大公开招考、竞争上岗的范围,加大竞争力度,把那些德才兼备,具有较强决策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政府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还有赖于行政教育改革。行政教育培训项目必须从观念、技能和态度等方面帮助公务员实现“角色模式”转换。为适应与国际接轨,必须对公务员进行全球教育,培养其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造就一大批懂得全球化知识的专门人才。重视新公共管理教育,使公务员的管理观念由统治向治理转变,淡化其官僚意识,强化其服务思想,加强法治教育,使公务员既懂得中国法律,又熟悉国际经济规则。千载之机,机不可失,我们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审视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紧迫性,进一步加快改革速度,加大改革力度,最终建立世界一流的政府管理体制,否则,就难以在地球村里作平等的村民,甚至在经济全球化巨浪里失去“球籍”,更何谈“21世纪是中国和亚洲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