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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诗化”倾向与“诗”的回归——新文学初期中国新诗流变研究主讲杜笑宇2011年4月中国诗歌变革脉络一、中国古典诗歌的变革脉络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自《诗》以降，诗这一文学样式一直占据中国文学的主导地位。中国诗歌是善于变革，并勇于变革的。从文学史上看，诗歌无论在何时代，在何语境下，总能在保持原有特质的情况下，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诗经：现实主义源头楚辞：浪漫主义源头汉乐府：缘事而发魏晋南北朝古诗：文学自觉时代唐诗：诗国高潮宋词：诗余元曲：与词同源-1-1、《诗》《诗》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以四言为主，辅以杂言。《诗》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要创作方法，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诗》以其特殊的文学史地位，成为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并为之提供用之不竭的营养乳汁。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名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2-《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gǎo)衣綦(qí)巾，聊乐我员。出其闉阇(yīndū)，有女如荼(tú)。虽则如荼，匪我思且(jū)。缟衣茹藘(lǘ)，聊可与娱。-3-2、楚辞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楚辞带有巫音色彩的楚辞体则打破了《诗》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这是诗歌的发展，也是文学的革新”；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与《诗》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楚辞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4-3、汉乐府诗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乐府名篇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5--6-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4、魏晋南北朝古诗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革新的大时代，文学开始自觉，后世的基本诗体大多在这一时期创制。文人五言诗由兴盛并走向成熟，五言体大家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派，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内容；而“无名氏”合集《古诗十九首》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七言诗声势逐渐壮大，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因声韵学发展而提出的“四声八病”说，“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代表人物：三曹、竹林七贤、二谢、陶渊明等-7--8--9-5、唐诗近体诗的不断创制，呼唤了诗国高潮的到来。强盛的国力，恢弘的气象，开放的胸怀，为唐朝诗人们提供了一展才情的无限空间。有唐一代，各种诗派大放异彩，大诗人辈出，灿若群星，大诗作频频问世，灏若烟海，律诗、绝句体制完备，诗歌进入黄金时代。“诗以言志”的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诗歌的艺术成就也达到了文学史有诗歌以来的一个顶峰。派别：山水田园、边塞、浪漫、现实代表人物：初唐四杰、大小李杜、王孟、元白、韩柳、孟郊等。唐诗欣赏一-10-唐诗欣赏二-11-唐诗欣赏三-12--13-6、宋词词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若将诗歌比作盛开的花，那么这花朵在宋代却有两支——传统主情的诗歌走向说理一路，抒情的功能由唐末兴起的词所取代，并放出了夺人的光彩。词从“家庭宴乐”、“艳科别体”逐渐走向了社会人生，从“小我”，走向了“大我”。词在宋代放出的异彩，给足宋人在唐诗面前的底气，中国诗歌也完成了第一次关键变革。派别：豪放、婉约代表人物：李煜、欧阳修、二晏、三苏、柳永、二安等-14--15--16--17--18-7、元曲与词同源而异出的散曲，在元代“由民间的‘俗谣俚曲’进入诗坛”，并折射出熠熠光彩。元代以降，诗歌文坛主流的地位不断受到小说挑战，虽间有大诗人大诗作问世，但始终徘徊于“唐宋之争”，诗歌走向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并由此引发的“诗界革命”，成为中国新诗诞生的滥觞。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诗歌是善于变革并勇于变革的。不论何种诗体，诗歌总是由民间产生，在文人手中走向成熟并创格。格式在规范诗歌发展的同时也为诗歌发展带来了束缚，而中国古典诗歌又总能打破这种束缚走向新生。•同时，中国古典诗歌先天的叛逆性造成了其螺旋式上升发展，如诗歌由汉魏的朴实无华走向南朝的富丽精工，而初唐的“兴寄”与“风骨”是对其的一个反叛；宋说理诗是对唐诗的反叛，明朝“诗必盛唐”则是对宋诗的反叛，而清“祧唐祢宋”则是对明诗的反叛。中国古典诗歌总是在不断的反叛中得到发展的动力。中国诗歌变革脉络一、中国新诗诞生时“理论先行”与“工具性”特点察看中国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诞生，大多是由民间到文人，从实践上的自觉到理论上的规范，比如《诗》和汉乐府诗，其中大多是民歌，发展到南北朝始出现诗歌规范的趋势；再比如词的诞生，也是先在民间产生，后在文人手中得以发展，渐渐的才形成一整套理论，这些理论再反过来指导词的发展。然而，新诗的诞生恰恰相反。-1-鲁迅先生说过，文学革命运动的萌发，“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朱自清也说：“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新诗的开山鼻祖是胡适，开山之作乃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9首诗，因为“这些诗形式上来了个大突破，诗体得到了‘大解放’，摆脱了旧体诗词格律的束缚，创造了新体——自由诗体。若要追溯胡适之于新诗的贡献，还要再往前推几年。•1914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用白话文翻译了英国女诗人安妮·林德赛的《老洛伯》。全诗三十八行，这里节录第一节：•羊儿在栏，牛儿在家•静悄悄地黑夜•我的好人儿早在我身边睡了•我的心头冤苦，都迸作泪如雨下•此诗虽是译诗，但却是由白话文写成的，无论是语言，还是形式结构，都可算是中国第一首新诗。1916年底，胡适将自己的主张（主要内容为文学革命的八个条件，即“八不主义”）写成专论，投给《新青年》，并于1917年发表。这就是打响文学革命第一炮的《文学改良刍议》。“八不主义”即“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实际上，这“八不主义”实际上是脱胎于美国意象派诗歌理论。•新文化运动的起因是什么？为什么要掀起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又为什么首先选择向诗歌开刀？新诗的诞生与文学革命之间有着怎样一种关系？•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论从文学的客体、主体或者本体意义上来说，语言都是一种最重要的艺术中介，也是相对来说最稳定、最难以改变的物质外壳。由此看来，文学要革新，首先要在语言上革新。旧文学队伍庞大，文学样式丰富，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诗歌？因为在旧文学的营垒中，诗是最显赫、最持久、生命力最旺盛的文体。诗的显赫，使中国一切非诗文体几乎都具有诗化特征。而格律诗的日渐没落，使“这场语言符号系统的变革选择以旧诗为突破口，就是十分自然的了。”而在这样一个情境下，新诗作为白话文“革”文言文之命的开路先锋的工具性作用就显而易见了。•胡适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旧文字、死文字，既没有法子表现新思想、新感情，又怎么能够创造新文学呢？换一句话说，先得承认新工具，才能对文学抱新希望。”“待到白话文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了。”新文学初期白话新诗的创作者们大多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其中一些人“无意去摘取诗人桂冠，只是有心做新诗的拓荒者，在完成开辟新诗道路的历史任务之后，多数人与诗歌告别了，或转向学术研究，或潜心小说、散文创作。“•正如不想当诗人却也写新诗的鲁迅所说，‘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因此，“白话诗人群与其说是一个流派，毋宁说是攻打旧诗堡垒的战斗群体，以新诗为“工具”，使白话迅速战胜文言文。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初白话文的提倡者当中，大多都从事过白话诗的尝试，他们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即鲁迅所谓“敲边鼓”者——并非为了做一个诗人，而是为了向文言文挑战、示威，这其中包括被奉为新诗开山鼻祖的胡适、写出被誉为新诗第一首佳作《小河》的周作人，甚至也包括鲁迅自己。龙泉明先生清晰而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指出“白话新诗最初是作为‘五四’初期的那场语言革命的一种实践出现的。”换句话说，白话新诗产生的首要意义就是扮演了语言革命的“工具”和“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