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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文化变迁李满喜新疆师范大学内容提要：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戍边屯垦从内地调集大批军队驻防新疆。察哈尔蒙古作为其中的一支，于乾隆年间，分两批从张家口等地西迁至新疆博尔塔拉和塔城等地。察哈尔蒙古西迁后，承担的主要任务是戍边换防、收放官办牲厂的牲畜，回复畜牧业和农业经济察哈尔蒙古对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关键词：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稳定与发展Summary:AftertheunificationoftheQingDynastytotheborderareasandsettlementsfromtheMainlandandthemobilizationoflargenumbersoftroopsstationedinnortheasternXinjiang.ChaharMongoliaasoneoftheone,intheQianlongperiod,twogroupshavemovedwestwardfromtheZhangjiakouandotherplacesinXinjiangAutonomousandTachengandotherplaces.ChaharMongolwestward,thebear'smaintaskistoborderareasandrotations,livestockretractablegovernment-runfactoryofferings,respondtotheagriculturaleconomyduringtheQingDynastyonthestabilityanddevelopmentplayanimportantrole,whilepromotingtheirowndevelopment.Keywords:QingChaharMongolwestwardstabilityanddevelopmentinXinjiang察哈尔蒙古，是成吉思汗先世孛儿只斤家族的直系后裔。察哈尔，《明史》称“插汉儿”，又称作“插酋”、“插汉”，蒙古旧部落名。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元朝灭亡,原元朝帝室由大都(今北京)退往上都(今多伦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蒙古内部自此陷入长期的封建主互争雄长的局面。明成化十六年(1480)，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蒙克被扶立为汗，号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达延汗自领左翼，设帐于察哈尔境内。1604年，蒙古林丹汗继位。林丹汗时察哈尔成为蒙古强部，当时后金势力和影响已波及到蒙古边缘各部。林丹汗与明联合，共同抗击后金努尔哈赤势力。后金天聪八年(1634)，林丹汗兵败西退青海，其子孔果尔额哲率部降后金，被封为亲王。康熙十四年(1675)，额哲之侄布尔尼举兵反清，布尔尼兵败身亡，余众被迁至宣化、大同边外，编为察哈尔八旗，，分左右两翼，并在张家口设立都统，管辖察哈尔八旗军政事务。为内属蒙古。18世纪50年代末，清政府实现了对新疆的统一。清政府视伊犁为军事、政治中心，认为“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1）为了充实边防，清朝在北疆实行驻防兵制，从内地派遣满、锡伯、索伦、察哈尔八旗兵组成4营驻守伊犁。察哈尔蒙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西迁至新疆。一．察哈尔蒙古西迁的经过1.察哈尔蒙古西迁的原因（1）军事防御民族迁徙是古代中国民族历史发展中常见的现象，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原因、迁徙地区、迁徙规模、迁徙方式等，都与当时的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清中叶乾隆皇帝统一新疆后，如何筑牢新疆军事防御屏障，建立永久稳定的边防体系，亦是核心问题。虽然清朝统一新疆并新疆进入了相对稳定平和的历史时期。尽管这样，内外忧患仍没有根绝，内部动荡和外部袭扰的威胁随时都有暴发的可能。另一方面，尤其是准噶尔部众在战乱中溃散，伊犁等地的维吾尔族居民被迫散落到异地他乡，伊犁地区“地闲人空”，成为任何一个图谋不轨者图挑衅滋事、进而藏身潜匿的选准之地。因此，要大力加强边防力量，安抚边民，防御外来侵略等诸多事务，成为清政府当局为之焦虑的大事之一。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在新疆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驻惠远城后清政府决定从内地派遣大量官兵来伊犁等地筑城驻防，戍边垦殖。至此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遣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锡伯兵丁携眷移驻伊犁，分别组成“满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供伊犁将军控驭调遣。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内属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兵中的一部分也随之西迁至新疆。2（2）新疆边境地区的现状及新的边防方略的弊端由于战争战线之长，耗尽精力，拖垮士气并造成北疆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耗资巨大，得不偿失。“当时新疆南北疆广大地区驻扎的官兵分别共有25000人左右。这数万人大军只要一动身，就要耗费超出正常驻防水平好几倍的军事开支，这对朝廷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比清朝出兵征讨新疆战时的开支还要大。”（2）这确实是个得不偿失之举。当时由于急需驻兵屯田，来不及从内地重新调遣兵丁，遂留一部分出征兵丁驻防屯田。此项非永久性的驻防屯田兵丁，按规定期满三年后均应换班。当时清政府换防时都不准携眷，也没有定期探家的时间，大部分官兵家有妻儿老少，并且换防的时间三年或五年。时间冗长，思念亲人和家乡之情难以抑制。这些现象导致军心不稳，战斗力减弱的现实问题。有清朝当时的换防不是永久性的驻防屯田兵丁，国内外心怀诡计者乘换防之机起乱或侵略边疆国土。这些原因使得清政府不得不权衡利弊，重新考虑调整军事方略。（3）屯垦戍边，回复经济由于长期而残酷的军事行动，准噶尔部众或直接丧生刀下，或间接死于战乱，或四散逃亡，造成伊犁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清政府在统一新疆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为了巩固统一局面和加强边疆防务，决定在天山南北各重镇要地驻防屯田。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二月十七日，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安泰等为增加牧放力量即提出:“从内地抽调蒙兵”的建议（3）但很快(次年正月初五日)被清政府最高当局否定，说明在当时以解决牧放牲畜之急为借口调兵遣将的理由显然是不充足的。认为“在伊犁既有蒙古兵，相应不必往乌鲁木齐另行调派蒙古兵，所有牲畜均解往伊犁，移交阿桂，编设牧群，牧放孽。”（4）可时隔半年有余之后，在乾隆二十六(1761)九月三十日，大学士傅恒提出拣选察哈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的长篇奏折。为增加兵力，充实边防，减轻政府后勤保障压力，走屯戍边之路，建议:“从察哈尔兼管新旧厄鲁特及察哈尔八旗之单身贫困余丁内，拣选年富力强、情愿携眷迁移者一千名，分别迁往伊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5）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富德等一行即赴多伦诺尔，从察哈尔八旗右、左两翼中“选得年力精壮，堪以为兵者，及其父子兄弟一千名”（6）此乃为第一批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之众。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初六日，大学士傅恒“省新疆换防之烦”又提出续派一千名察哈尔兵丁携眷移驻伊犁，此议又得乾隆的批准。（7）乃为第二批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之众。当今主要分布在新疆博尔塔乐蒙古自治州的察哈尔蒙古族，是18世纪60年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后裔。（8）2．察哈尔蒙古西迁时间与人数有关察哈尔蒙古西迁的时间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马大正教授认为清政府两次决定从察哈尔蒙古中抽调2000名兵丁西迁新疆是为了充实边防、永久驻守、屯垦戍边、开发新疆，这一任务决定了这些西迁察哈尔兵丁是“携眷”、“永久驻防”。因此17世纪50年代随军西征到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官兵不属于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范围之内。（9）察哈尔蒙古西迁是分两批进行的。第一批，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二十日起程，在“地处察哈尔八旗中心位置之达兰图鲁地方集合”（10）“将每二旗编为一队，共分四队。”（11）松鸽(新疆识略》等书记载:“自张家口外调一千八百三十七员(察哈尔兵丁)移驻”。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族额理等奏:“应驻乌鲁木齐之二百户察哈尔兵、大小家口五百四十二名”（12）“这样—人平均带1.71个家眷。二十八年四月初七日，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伍弥泰奏:“移驻库尔喀喇乌苏之五十名携眷兵丁，共计大小人口一百四十七名”（13）这样一来平均每人带1.94个家属。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伍弥泰又奏:“总管成果携眷移驻之第二队五百名察哈尔兵及大小家口，共二千零一十三人”（14）一人平均带1.51个家属。平均值是1.72个。这样，迁去的2千名官兵携带家口总人数应为2000。(1+1.72)=5440(人)。”（15）这虽然不很准确，但总人数在5千人以上，还是可能的。伊江汇览·户籍》载“察哈尔营官兵一千八百三十六户，计大小五千五百四十八名”，大致与此数字吻合。乾隆二十八3年(1763)二月初三由察哈尔总管齐勒克特依、那旺率领一千名携眷察哈尔兵丁安全抵达乌鲁木齐（16）一千名携眷察哈尔兵丁中，有200户察哈尔兵，大小家口五百四十二名按原计划留驻乌鲁木齐，由佐领旺舒克管辖，后其中50人户移驻库尔喀拉乌苏。其余“前往伊犁之官卡及其护送官员、委笔贴式等，共计八百四十三人”自二月十六日始，陆续编队起赴伊犁，（17）于同年四月十五日抵达赛里木湖。“令伊等驻牧于水草丰盛之地，故停赴伊犁，由彼处翻越索霍罗固勒扎岭，逐水草驻牧于登努勒泰等地”。（18）据伊犁将军明端安排，将其中105户携眷察哈尔兵丁驻守在伊犁至沙图阿满一线新设的七处释站(19)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蒙古总数应该是超过5千人。第二批察哈尔蒙古于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西迁。据《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条云:“议于所拣余丁一内，派索伦五百名，察哈尔五百名，于春草萌生时先往，其眷口，著后去五百名携带。”第二批察哈尔蒙古兵丁按计划分前队、后队二批出发，前队50人不带眷属，后队500人连同家眷与前队500人眷属同行。(20)在第二批的100人中，包括察哈尔蒙古八旗闲散壮丁683名，新厄鲁特兵丁34名，其他自愿前往之兵丁283名。这批察哈尔官兵的后裔就居住在今博尔塔拉河流域的新昂吉(新营)，对于松绮《新疆识略》卷5“乾隆二十九年自张家口外调一千八百三十七员名移往”“记述中这1837人也无法核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乾隆二十九年不是第二批西迁的出发时间，而是抵达时间，西迁之察哈尔蒙古兵丁连同家眷肯定超过1837人。”(21)3．清朝对西迁察哈尔蒙古的安置政策西迁的两批察哈尔蒙古经过两年的时间完成历史使命并且长期定居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和塔城等地，为了使他们安居乐业，清朝必须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及发展生产的条件。正如伊犁将军明瑞所称:“惟安置此项移驻之察哈尔人等至关重要，若创办妥当，方得以安顿，渐次立业，长久获益”(22)清廷将1800户察哈尔官兵安置在博尔塔拉。博尔塔拉地处新疆西部边睡，历来是亚欧腹部通道的重要地段，是兵家必争之地。“再，雅尔驻兵，需由伊犁相助，侯塔尔巴哈台驻兵就绪后，博尔塔拉即处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间，该处有冬夏两季好牧场，且土地肥沃，于游牧兵丁孽生牲畜，殊有裨益，相应将察哈尔二昂吉兵丁家眷，即行驻住博罗塔。(23)至此清廷将1800户察哈尔官兵安置在博尔塔拉。西迁的察哈尔兵初以二百人为一佐领，旧昂吉有六个苏木(佐)，新昂吉有六个苏木，共计十二个苏木。察哈尔蒙古驻牧博尔搭拉后，“分左右翼，各以六佐领分管，(乾隆)三十二年分八旗，每旗二佐领，一佐领下一百十二名，隶领队大臣辖”(24)767年(乾隆三十二年)，伊犁将军明瑞鉴于“户口日增，管理不敷”，因此奏请:“索伦、锡伯、察哈尔等四昂吉下亦每昂吉增佐领二，共增八员，统按八旗分派。自此，察哈尔营兵实行八旗制。察哈尔被分为左右两翼，新昂吉为右翼，其四旗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旧昂吉为左翼，其四旗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旗之下为苏木，每旗有二个苏木，每苏木有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人，新旧昂吉各有以下八个苏木:胡白夏日(镶黄)、古力夏日(正黄)、古力察干(正白)、胡白察干(镶白)、古力兰(即古力乌兰，正红)、胡白塔勒(不详)、依合呼合(大兰)、巴嘎胡合